沈迅第二次前来金海镇传旨，情绪明显比第一次亢奋了许多。　　第一次前来的时候，对于杨振会不会同意出兵北上与清虏决战，他的心里是没底的。　　但是这一次，情况完全不一样了。　　不仅杨振已经顺利地领受了在四月底前出兵的旨意，而且先前他按照杨振的预判传递回京师的消息，也已经被验证了。　　因此，他在心里想象到了这次回京交差之后，他在兵部同僚当中的地位，甚至在崇祯皇帝面前的地位，都必然会迅速水涨船高。　　当然了，他也没忘了这一切都来自哪里。　　因此，当他在旅顺口休息了几天之后，决定还是尽快返回京师交差，然后正式到任山海关的时候，再次来到总镇府见了杨振。　　而杨振也很希望通过他的嘴，把自己的一些想法传递到陈新甲那里，并通过陈新甲，呈报到崇祯皇帝的面前，尽量让崇祯皇帝的决策不那么荒腔走板。　　也因此，临别之际，沈迅带着目的询问杨振许多问题，而杨振则捡了些与历史大势有关的东西尽量回答了他。　　沈迅询问，山东李青山之乱平定了以后，云集鲁西南一带的大明官军是该征调出关，加入即将发起的辽东决战，还是应当南下进入中州，加入剿贼战场。　　杨振的回答是，既不必北上出关，加入辽东决战，也不必南下中州，进入剿贼战场，而应该分兵就食，好好经略山西与保定。　　沈迅询问，孙传庭到任陕西三边总督之后，是否应当命他尽快督率陕军出潼关，加入对闯贼、献贼等各路流贼的围剿与追击。　　对此，杨振回答是，必须避免这样做。　　杨振要求沈迅务必将自己的想法转告给陈新甲，那就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既不要催促或者强令关外诸路兵马仓促与清虏决战，也不要催促或者强令孙传庭、杨文岳等人仓促与流贼决战。　　面对沈迅的询问，杨振尤其提到了孙传庭及其秦军的问题，那就是要给孙传庭至少半年的时间，让他整顿整合各路秦军。　　否则的话，孙传庭的下场，也不会好过傅宗龙多少。　　原本历史上就是这样，孙传庭复出后入陕没多久，京师朝堂上就一片强令他出兵与流贼决战的声音。　　面对孙传庭的上书辩驳，崇祯皇帝甚至认为这是孙传庭在消极避战，拥兵自重，不肯出力，并责之以不忠不孝。　　结果，孙传庭扛不住崇祯皇帝施加的压力，强令麾下未经好好整合、训练的军队仓促出战，最终兵败身死。　　孙传庭一死，流贼趁势占据关中，进而据有陕西，从此进可攻，退可守，势大再难制。　　所以，这一世，杨振是无论如何也不希望看着崇祯皇帝再次自毁长城的。　　当然了，崇祯皇帝能够听进去多少，以及陈新甲在其中能发挥出什么样的作用，杨振就无能为力了。　　毕竟，他这边，也要在四月底前就开始出兵北伐，向清虏发起攻势了，实在无暇顾及其他方面。　　最后，当沈迅问起开封解围之后云集开封城的各路兵马是应当继续留守开封，还是应当各归防地，又或者南下追击流寇的时候，杨振则直言告诉他，返京之时务必转告陈新甲，要尽快做好闯贼三打开封城的准备。　　在原本的历史上，崇祯十五年五月的时候，李自成会再次卷土重来，三打开封城。　　而且这一次，李自成身边已经聚集了许多文人谋士，他们会采取围点打援的策略，对开封城围而不打，却会专门伏击前来救援的援军。　　等到把各路援军吃掉之后，他们就会用黄河水水淹开封城，以达到破城的目的。　　所以，李自成第三次围攻开封城，将会极其的惨烈。　　面对沈迅的询问，杨振尽可能把自己知道的、能说的，不至于引起沈迅极大的惊异的东西和盘托出。　　但是，杨振对于流贼可能会挖开黄河大堤，用水攻的方法攻破开封城的“推测”，还是大大超出了沈迅这个兵部郎中的认知范围。　　沈迅在闻言之后惊诧莫名，连说了几句不可能。　　杨振对此，只能报以沉默。　　沈迅是带着亢奋的情绪，满心欢喜前来金海镇传旨的，可是当他在三天后，即二月初十上午乘船离开的时候，却是情绪低落，满心阴郁。　　对于杨振所说的闯贼可能三打开封城的判断，他是打心眼里不愿意相信的。　　因为他依然清晰记得，前不久，他在临离京之际，京师收到闯贼围城大军如鸟兽散，开封守城大捷的消息时，京师朝野上下是如何的喜气洋洋。　　而且，不是他一个人为此感到振奋，从上到下，包括崇祯皇帝本人都为此扬眉吐气，兴高采烈了好几天。　　京师从皇帝到百官，都认为自己已经看到了曙光，都觉得闯贼已经不足为虑，只要辽东取得了胜利，大明就中兴有望。　　在这样的形势下，自己回去告诉他们说，闯贼很快就会卷土重来，三打开封城，而且会掘开黄河水，水淹开封城，谁会信呢？　　然而，这个判断毕竟是杨振作出的，沈迅就是不愿意相信，可也不敢等闲视之。　　毕竟，杨振之前所作的闯贼二打开封城的判断，已经得到验证了。　　就这样，沈迅满心兴奋而来，满怀心事而去。　　至于沈迅返京交差之后怎么说，那就不是杨振所左右得了的事情了。　　当然了，为了使关内局势不至于在自己北伐清虏期间急转直下，杨振在沈迅走了以后，也没忘了预先作出一番安排，将方光琛再次派了出去。　　这次方光琛回来之后，跟李吉一起，也向杨振报告了他们京师之行的前后经过与种种情况。　　跟杨振猜测的完全一样，陈新甲、王德化、张若麒等人，在之所以在皇帝面前帮助杨振说话，劝止了往金海镇派设文官监军的提议，不是因为别的。　　其背后的真实原因，主要就是方光琛和李吉他们在京师奔走送礼所起的作用。　　因为杨振一再跟朝廷讨价还价的做法以及一再越权对朝廷事务“指手画脚”的做法，的确引起了崇祯皇帝的反感。　　对崇祯皇帝来说，让你杨振干什么就你应该老老实实干什么，你根本没有资格跟朝廷讨价还价提条件。　　虽然最后崇祯皇帝为了换取杨振同意出兵北伐清虏，答应了重新起用孙传庭这个条件，但是他的心里面是很不舒服的。　　因此，当有人提议应当派遣文臣监军，督促关外兵马尽快发兵与清虏决战的时候，崇祯皇帝很自然地就想到了要向金海镇派设文臣监军的事情。　　还好，现在崇祯皇帝在军事问题上所依赖的几个在京的臣子，比如陈新甲，比如张若麒等人，都跟杨振关系不错。　　这些人，从杨振发迹的时候开始，就一直在收取杨振的重礼，几年来逢年过节礼尚往来从来没有停止过，几乎已经成为了一个利益共同体。　　这一次，为了确保自己北伐清虏的意图能够按计划实现，杨振自然也没少花银子。　　也因此，崇祯皇帝对杨振有所不满也没有用，当他一向倚重的陈新甲、王德化、张若麒，甚至王承恩，都在替杨振说话的时候，他的满意或者不满意，已经不那么重要了。　　更何况崇祯皇帝眼下对杨振的不满意，还没有到比较严重的程度，至少现在的他，还要仰赖杨振，去替他完成征东平虏收复辽沈的大业呢！　　所以，在杨振替皇帝完成征东平虏收复辽沈的复辽大业之前，即使皇帝对杨振有所不满，杨振也都是安全的。　　考虑到这些因素，京师方面，杨振暂时不需要派人在那里奔走打点，为自己通风报信了。　　而与此同时，杨振对于中州战场却亟需施加一些自己的影响。　　否则一旦形势恶化，而他却受困于辽东战场，那时候一头脱担两头空，可就麻烦了。　　也因此，杨振想来想去，决定将人脉既广而且能说会道的方光琛派出去奔走联络。　　这一次，杨振将方光琛派往了中州方向，主要是叫他办好三样事情。　　其一，是叫他从登州府、莱州府押送一批粮草，前往归德府城，交割给其父登莱巡抚方一藻。　　其二，是叫他转告其父方一藻以及身在军前的沈器成、安应昌等人，要提前做好李自成三打开封城的准备。　　尤其是要做好李自成掘开黄河大堤，水淹开封城的准备，如果能够阻止，要想方设法阻止，如果难以阻止，那也要把自军的损失降至最低。　　其三，则是叫他携带自己的亲笔书信，前去寻访拜见孙传庭，劝阻孙传庭不要轻易处死贺人龙。　　原时空孙传庭入陕之后发生的事情，杨振是有所了解的。　　孙传庭起复入陕后，为了整顿秦军的军纪，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拿贺人龙这个大刺头开刀。　　贺人龙飞扬跋扈，根本不把寻常督抚文官放在眼里，而且坑死了一任又一任总督，应该说死有余辜。　　但是有一点，其他将领跟他不能比，那就是他跟流寇匪首之间有深仇大恨，他不会轻易投降流贼。　　而且他以前作战勇猛，在流贼中威名赫赫，许多流贼头子都很忌惮他。　　在目前中州战场波云诡谲的情况之下，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少是可以暂时利用的朋友。　　最主要的是，贺人龙走到眼下这一步，是有原因的。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他认为，朝廷对他有功不赏，有失公允，他心里有气。　　在杨嗣昌还活着的时候，有一次贺人龙立大功，杨嗣昌答应贺人龙，要为他请授平贼将军的封号。　　但是，事后杨嗣昌没有兑现，反而为了安抚麾下人马更多的左良玉的情绪，将平贼将军的封号请旨赐给了左良玉。　　这件事情直接引发了贺人龙与左良玉的龃龉，为此，贺人龙不再听从杨嗣昌号令，直接率军回了陕西。　　最终既导致了杨嗣昌的兵败身死，也导致了贺人龙的顶头上司郑崇俭的入狱和被杀。　　而这一系列悲剧事件的主要起因，竟然就是一个平贼将军封号的归属。　　当然这中间的情况十分复杂，平贼将军的归属问题只是各种冲突集中爆发的一个直接诱因而已。　　但是，在杨振看来，贺人龙前几年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亲生儿子都死在了战场上，功劳无数，给个将军封号，满足他当上挂印将军的虚荣心，也没有什么不可以。　　平贼将军的封号，的确只有一个。　　但是，与此类似的将军封号还有很多，比如荡寇将军，跟平贼将军差不了多少。　　杨振在写给孙传庭的书信里，替他想出的重新招揽贺人龙的办法，就是叫孙传庭公开上书崇祯皇帝，为贺人龙请封一个荡寇将军的封号。　　杨振知道，现在崇祯皇帝对贺人龙早已是恨之入骨，因为贺人龙已经因为不服从命令而先后坑死了杨嗣昌、郑崇俭、傅宗龙三位重臣。　　但是，以杨振对崇祯皇帝脾气的了解，只要孙传庭公开上书为他请封了，崇祯皇帝是很有可能捏着鼻子同意的。　　如果一个荡寇将军的封号，能够解开贺人龙的心结，能够换来贺人龙的重新报效，那又何乐而不为呢？　　当然了，这都是杨振自己的想法，最后具体怎么做，还是要看孙传庭自己的抉择。　　不过，杨振把自己该说的话说到了，把自己能做的都做了，从此也算是问心无愧了。　　因为接下来他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关注关内的事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