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成梁本来是要去辽阳拜会高务实的,但好巧不巧的是,他派人去辽阳通报行程的时候,高务实已经离开辽阳,并且是上船走了水路,所以根本没接到消息。 而李成梁本人显然不会走得比信使更快,他带了五百家丁走陆路,今日下午抵达牛庄马驿,然后才知道高务实就在西北二十里处的东昌堡落脚——高务实是在三岔河码头(京华的水寨)下的船,那地方离东昌堡很近。 李成梁先是诧异了一番,因为他也还不知道高务实被朱翊钧要求回京述职的事。 在牛庄马驿的驿丞拿出高抚台命李成梁全权节制辽西军务的公文之后,李成梁不由得松了口气,暗道:幸好没有错过,这要是错过了,至少一两个月见不着,尽耽误事。 然后转念一想,忽然想起一个大问题:高务实不是刚刚履新么,怎么马上就被召回京去述职了?他这才两三个月的任职时间,有个什么好述的?难道是朝廷对高务实上次的“市圈计”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非得要他亲自去做解释? 可这也不对啊!叶赫不过是女真一部,兵不及万,在朝廷眼里根本排不上号,就算是杀了叶赫二酋也算不上什么大事,高务实这次能够因为“市圈计”加兵部右侍郎,那只是因为斩首超过了两千罢了……所以朝廷不应该为了这点事就把高务实给召回京才对。 李成梁摸着自己的大胡子左思右想,总觉得这事透露着诡异,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把思考的范围从辽东扩大开来,暗道:莫非是因为云南的战事? 可高务实跟云南的战事也没多大关系啊,他是做过广西巡按,也平定过安南,但云南与广西虽然是临省,局面却大不相同,就算皇上格外信任这个同窗,想要问策,这也是问道于盲啊! 云南和广西的相似点,是都有着一大把土司,但是相对来说,广西倒还比云南要“简单”一些,因为广西土司都是内属的,而且有岑黄两家巨头在,只要能够拿捏住岑黄两家,广西的土司就算掌握住了。 云南就不同了,局面更加复杂。首先一条,云南的土司分为内属和外附(注:正德时期的《云南志》中称之为“腹里”和“外边”),内属、外附与朝廷之间的三角关系错综复杂,原本明初时期最麻烦的麓川土司。 其次云南的朝廷机构也比较特殊,主要的特殊点就是沐王府的存在。“沐王府”是民间俗称,朝廷的官方说法叫做黔国公府,由于沐氏镇滇日久,威权甚重,“尊重拟亲王”,因此云南民间以沐王府相称。 沐氏镇守云南,官方的职务只是镇守云南总兵官,按理说,其所辖军队不过是地方卫所和地方土司。不过朝廷却有特许,而且是祖制的特许,特许沐氏在紧急情况下可抽调邻省(四川、贵州)驻军。 而且即便不以“紧急情况”的原因抽调临省驻军,沐氏可以调动土司这一点也很厉害,因为沐氏世镇云南,与土司们的关系明显比朝廷流官的巡抚等人亲密百倍,所以那些听从朝廷调遣的土司,实际上根本就是听从沐氏的调遣。 换一个比较诛心的说法,那就是“只认沐王爷,不知朱皇帝”。在这种局面下,云南的局势就更加复杂了,云南巡抚也可能是大明所有巡抚中,对本省总兵压制能力最差的一个巡抚,比辽东还不如。 所以李成梁不觉得皇帝把高务实召回京与云南局势有什么关系——高务实已经是巡抚了,即便是平调云南巡抚也显然不可能,因为他高务实凭借独一无二的背景和安南定北的威望,现在连我李成梁都忍不下,还能忍得下真正的土皇帝云南沐府? 高务实要真是去了云南,恐怕还来不及和沐府一致对外,就得先闹出一场强龙与地头蛇之间的大战,这是此时此刻的朝廷绝对不想看到的。 可如果既不是因为市圈之计,也不是因为云南之战,那皇上让他回京干嘛?总不能说大半年不见,皇上就因为过于想念自己这位同窗,把朝廷规矩都丢开一边了吧! 要真是这样,自己也别想着跟高务实谈判了,今晚去见他的时候直接二话不说磕头求饶就行了。 话是这么说,但李成梁还是不觉得这对同窗的关系能好到这般程度。 毕竟君臣有别,皇上又是初掌大权,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当年武宗那种跳脱性子,应该不至于如此没谱。 这个疑惑顿时成了李成梁心里的另一根刺,想着想着,居然疑心大起的想道:该不会是开原那边真被高务实查出什么大问题了,所以他打着回京述职的幌子,实际上却是亲自去告御状吧? 这个想法把李成梁自己吓了一大跳,十年来面对蒙古数万铁骑都能镇定自若的宁远伯,此时心里却是扑腾扑腾一阵乱跳,暗道:莫非这厮想要设计陷害我? 李成梁心里知道,他在开原肯定是有一屁股屎的,甚至又何止于开原?铁岭、开原、广宁、辽阳、宽甸、宁远,这几处不过只是重点罢了,实际上在整个辽东,哪里没有他李家的产业?高务实偏偏又是京华这头巨兽的东家,商贾之事还能瞒得住京华?高务实只要愿意查,根本没有查不出来的道理。 不过,按理说全天下的将领哪个不捞钱?不捞钱的将领早他娘的死翘翘了——你没有钱就没有家丁,没家丁上战场就是送命,再厉害也是白搭。 戚继光当年初战时就没几个家丁,结果要不是仗着他自己神射,一箭射死了倭寇首领,这位名震天下数十年的大帅怕是第一场仗就要折了。 眼下的名将名帅或者所谓将门,谁不是想方设法捞钱?至于说捞钱之后是养家丁还是自己挥霍,那只是处置不同,在捞钱这件事上,本身没有区别。 当然,捞钱和打仗一样,水平是有差距的,本钱也是有差距的。像刘显那种人,虽然一身本事,但他出身又低,作战的对象又“不值钱”,捞钱自然就不太行。 马芳的条件其实比刘显要好一些,虽然他出身也低,但他任职的位置好,是宣大那种临近京畿的边镇要害,而且还掌骑兵,本来是捞钱的好去处,只是在李成梁看来,这回人出身的老将脑子不太灵光,捞的钱只养的起那么点骑兵不说,剩下的一点钱还总是砸在建回寺上头,尽是浪费。 李成梁早年还在做副总兵的时候就想过,要是换了他是马芳,手底下的骑兵家丁在庚戍之变时就至少能过万。 而现在李成梁最担心的事情,就是迄今为止他都还弄不清高务实始终针对他的缘由,上次家里商议这件事的时候也没商议出个结果来。 眼下高务实忽然要回京,这种担忧就更加严重了:既然满天下的武将都捞钱,而我虽然捞得多一点,但看在往日的军功和手头的实力上,皇上应该不会因为这个原因就自毁长城,那么高务实如果想要扳倒我,也就不太可能只从捞钱上着手找证据…… 难道……他要污蔑我图谋不轨? 李成梁忽然有些不寒而栗。 平心而论,图谋不轨这种心思,他李成梁是真的没有。不说别的,就说一点:仅凭辽东根本养不活他的四万家丁,他就不会傻兮兮的“图谋不轨”。 辽东穷是穷,其实养活四万骑兵还是做得到,但那是有前提的,就是李成梁必须自己贴钱——现在他也贴钱,但贴法不同。 现在这支李家军,朝廷是出军饷的,不过李家军不止是靠军饷吃饭,因为军饷的标准显然不够高,实际上只占正常开销的大概四成。 李家军还有三大财源:一是朝廷的战功赏赐;二是战争中的抢掠;三是李成梁给的“补贴”。 这三大财源的比例并不是固定的,通常来讲,最高的是朝廷的战功赏赐,这笔钱相对来说也比较稳定。 最不稳定的就是抢掠,打蒙古的时候一般只能抢些马匹牛羊,牛羊基本上直接作为犒赏,内部就消化掉了,而马匹又大多会用于补充战损或者扩大马厩存量,也很难“外销”换钱; 反倒是打女真的时候,抢掠这一块比较有赚头,因为女真不算游牧,而是渔猎,甚至还有好些已经开始农耕的,这些部落都有寨子,寨子里头多多少少有些存货,毛皮、人参、鹿茸、东珠之类,哪样都可以换钱。 不过女真和蒙古有区别,蒙古可以说打就打,女真却不行,他们大多数都是服从朝廷羁縻的,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就去打人家,这就限制了李家军的创收…… 而正是由于抢掠收益的不稳定,李成梁自己需要补贴的数额也就稳定不了,用财务术语来说,抢掠收益额和李成梁的补贴额算是“负相关”:抢得多,需要补贴的就少;抢得少,需要补贴的就多。 李成梁如果真的图谋不轨,打算割据辽东的话,首先朝廷的军饷和赏赐就没指望了,而这两笔钱原本就是大头。其次随意抢掠是不可能的了,靠着辽东一隅之地,在没了朝廷的支持下,能够守住本土都要烧高香,还主动出去抢掠,那是嫌自己死得不够痛快。 但如果既没有朝廷军饷和赏赐,又没法出去抢掠,这四万多拿大把银子喂出来的大军要怎么养?只能李成梁自己全贴,可那样一来,李家的家底就全搭进去了,而且单单一个辽东,怎么能够立足得稳,也是不能不考虑的事。 因此“图谋不轨”是真的没有,李成梁只是当年穷怕了,深刻认识了地位和钱财的重要性,所以才会不断的扩大实力来提高自己在朝廷、在辽东的地位,又不断的积累财富,以确保这种富贵能够长久。 直到高务实开始“处处针对”,他才有了警觉,开始不断的琢磨高务实的动机,以至于现在疑神疑鬼,只差要神经衰弱了。 好在他已经决定,今晚一定要探明这个原因。 李成梁来拜访高务实的时候很是规矩,远没有平时出行的好大排场,本身此去辽阳就只带了五百家丁随身护卫的他,从牛庄马驿前来东昌堡时甚至只带了二十多名亲卫。 站在东昌堡内,在张万邦家丁们看似客气的簇拥下,李成梁尽量维持自己辽东大帅的风范,威严而不骄矜,卓然而不凌人,负手而立,闭目养神。 直到张万邦匆匆跑回来,客客气气地道:“大帅,抚台有请。”
张万邦虽然是高务实的嫡系,但毕竟李成梁才是辽东总兵,所以按制来说,张万邦是他的僚属部将,叫他大帅是完全合理的。 不过李成梁总觉得张万邦的这一声“大帅”叫得非常言不由衷,虽然看似客气,却明显流露出一种疏离,远不如辽东本地将领叫出来那么自然。 但李成梁现在没心思在意张万邦的想法,只是睁开眼睛看了他一眼,微微颔首,然后便动手解开斗篷的系带。(注:明代披风和斗篷不同,披风是有袖子、直领、两边开叉的,倒是斗篷的样式更符合现代人关于“披风”的概念。) 他背后的李平胡虽然在面对别人时孤僻傲慢,此时却很主动地上前接过李成梁的斗篷,问道:“大帅,属下等……” “候着。”
李成梁没有客气,直接叫他们在此等候。李平胡也没什么不满,领命之后便退后两步站好,一动不动。 李成梁自己则对张万邦道:“三锡,有劳引路。”
张万邦虽然对李成梁谈不上多么尊敬,但毕竟身为下属,至少面子上的规矩还是得有,闻言忙道:“大帅客气了,请随卑职来。”
于是张万邦便将李成梁引至高务实暂住的院子,此时这院子内外都是高务实的抚标亲兵把守,不说里三层外三层,也是三步一哨、一步一岗,严密异常。 李成梁见了,心里都有些讶异,忍不住问张万邦:“近来东昌堡附近治安不靖?何以如临大敌一般?”
其实李成梁心里担心的,是高务实对他的疑心难道已经重到这个地步了,连见个面都要特意加强守备?要真是那样的话,问题就不是一般的严重了。 不过张万邦却咧嘴一笑,道:“大帅说笑了,东昌堡能有什么治安不靖的?虽然辽东有几股绺子,但再横的绺子也总横不过鞑子,怎么可能来东昌堡生事?”
说着微微一顿,又道:“至于抚台这边,据卑职了解,一直都是这般防卫严密的,毕竟您也知道,京华……” 李成梁这才一脸恍然,不再多问,朝张万邦微微颔首致意,便径直向前而入,但却同时伸手摘下自己的乌纱帽,单手托在胸前。 进得院中,自然有抚标亲兵引路上前。李成梁本以为高务实作为最年轻的抚台,此时可能会拿捏架子,端坐堂中等他拜见。 却不料那两名抚标亲卫却将他引入花厅一边,而且一转进偏院,就发现高务实一身宝蓝色道袍,立于花厅之外,微笑着朝他看来。 “汝契兄,别来无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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