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德维拉总督表现得极有诚意，但此时高振炘却摆起架子来了，怎么说都不肯亲自再去一趟，只派出高木三和朱应枫两人前往，代表他与德维拉总督继续谈判。 高木三只是个高务实的家丁，甚至在家丁中都只能算中游的地位。朱应枫虽然也无爵位可袭，但到底出身比较高贵，伯爷爷是老成国公，亲爷爷是前锦衣卫大都督，因此高木三主动把“主位”让给了朱应枫。 朱应枫倒也不客气，不仅坐了主位，还直接让通译向德维拉总督表明，说他朱某人出身大明数一数二的“公爵世家”，自己此前还曾在皇帝陛下的亲军服役多年云云。 德维拉总督一听，顿时肃然起敬——公爵世家，这在欧洲可不是闹着玩的，倘若是在神圣罗马帝国的话，大抵就相当于选帝侯家族出身了。 而且这位先生还“在皇帝亲军服役多年”，换在欧洲的话，岂不是接近于陛下的侍从武官？了不得啊，这可是皇帝陛下的亲信！ 显然德维拉总督陷入了思维定式的怪圈，他哪里知道锦衣卫这个“皇帝亲军”其实是个“秘密警察”的身份，而朱应枫的所谓“服役多年”，不过是挂名在锦衣卫拿一笔俸禄，他本人甚至连锦衣卫南北镇抚司衙门都没去过几回。 不管怎么说，德维拉总督还是连忙起身行了个贵族的脱帽鞠躬礼——这位总督全名是圣地亚哥·德·维拉，中间这个“德”意味着他是一位贵族。贵族自有贵族间的礼仪规矩，尤其此时他已经切实感受过了“明军”的强大，这一礼行得算是态度端正。 朱应枫很是满意，也起身一揖，然后道：“受振炘司令委托，我与木三舰长代他与你等商谈马尼拉城投降与贵国战俘释放等相关事宜。”
朱应枫这番话说得还有点“西式”，原因是他在日本跑海贸时曾经和葡萄牙人打过交道，对于这些东西有基本了解。 其实历史上明清两朝虽然时间上一前一后离得不远，但在对外交流的心态上而言，两者之间的态度完全不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乃至整个统治阶层，对于对外交流的态度截然不同。 在原历史上，从1840年爆发鸦片战争，到1912年清帝逊位，中间一共有72年时间，而这其中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社会各界依然沉浸在天朝上国美梦之中，拒绝改变、拒绝接触西方，面对洋人、火车、电报等新事物时的恐慌、敌视、愚昧表现，令后人感到完全不可思议。 这带来了另一个问题：明朝时的中国人也是这么保守麻木的吗？ 答案是否定的，晚明文人士大夫包括各级官员在内，绝大部分人心态都非常开放，其好奇心强烈得甚至让西方传教士感到惊讶。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有详细记载，利玛窦在书中记述了中国人的强烈“好奇心”，“好像发了狂”，来访者络绎不绝，就是想了解西方的事情。不能和他见面的人则通过书信来往，他收到很多信件，认识的不认识的，与他讨论各方面的话题，渴望获得新知识。 后世有很多人认为，明朝文人依然沉醉于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只有极少数人愿意与传教士交往，但利玛窦的札记显然颠覆传统认知。 有统计显示，利玛窦书籍中提到的有名有姓的明朝人，就至少有137个。这是直接提到了姓名的，没有提及的还要更多。 比如原历史上1592年，利玛窦来到江西之后，立即为江西文人包围，成为争相交往的对象。 利玛窦的《利氏致澳门孟三德神父书》中记载：“在这座城市里……众人都好奇的想见我一面，有这么多人来看望，还有重要的文人与要人(官员)，真使我兴奋异常。”
来访者络绎不绝，会不会只是看一看洋人，也就是俗话中的“看稀奇”呢？还真不是，因为不少士子要求拜利玛窦为师，请他传授西方学问，以至于利玛窦都疲于应付了。而且，当时白鹿洞书院的院长章潢获悉利玛窦在南昌后，甚至邀请他到书院讲学。后来，江西藩王乐安王、建安王还都曾邀请利玛窦去他们府中作客，询问欧洲的一些事宜。 1598年，利玛窦抵达南京，引起了更大的旋风，因为南京是大明的文化中心之一。《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明确记载，“中国人来拜访我，有些人好像发了狂，争先恐后，络绎不绝……有的要学数学，有的对伦理科学感兴趣”。 1601年，利玛窦到了京师，依然大受欢迎，其中有一个叫张养默的年轻官员，甚至直接拜利玛窦为师，经常以“毕达哥拉斯的一句格言‘老师这样说的’为座右铭”。 总之，从南到北，明朝人不仅没有拒绝利玛窦的西学，反而发狂的追求，只是对其天主教信仰大多不以为然。 明朝人对西学的好奇，还体现在官方与民间热情的翻译和印刷西学著作上。1605年的《利氏致高斯塔神父书》中有载：“前几年曾给您寄《世界地图》，是用中文在北京印刷的……已先后印刷十次以上，很多人希望占有一张，争相购置。”
1608年的《利氏致罗马总会长神父书》则记载：“今年初，我曾把大张《世界地图》呈献给中国皇帝(万历)，皇帝非常高兴，便命工匠照我呈献的地图刻版，不久便印了不少张，很多殿中都挂起了《世界地图》。”
由此可见，不仅民间、士林欢迎西学，而且万历帝本人也对此颇感兴趣，并毫不排斥。 当时，除了神学书籍之外，利玛窦的其他西学，都能吸引明朝文人的兴趣，甚至利玛窦的很多书籍，明朝文人都会主动印刷传播。比如为利玛窦赢得巨大声誉的第一部哲理书《交友论》，就曾被反复印刷。 除了利玛窦的书籍之外，其他传教士的非传教内容的西学书籍也很受欢迎，比如意大利传教士艾儒略翻译的《职方外纪》，就引起了明朝文人的极大热情。 令人遗憾的是，这本书中提到了欧洲的众多主要国家，竟然连乌克兰、斯堪的纳维亚诸国与希腊等都包括了，但到了鸦片战争时期，清朝道光帝和他的臣子们却连英国在哪都不知道！ 在这种疯狂的学习之中，明末中国和欧洲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上的发展水平已经没有显著的差异。莱布尼茨1697年在《中国近事》序言中便说了，“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难分高下，双方处于对等的较量中”。 当然，即便明朝与欧洲有一些差距，关系也不大。原因很简单，明人并没有自恃天朝而盲目自大，明朝文人有好奇心，更有追赶的雄心——哪怕在原历史上没有高务实带来的改变。举两个例子就能显而易见： 其一，在和葡萄牙、荷兰等殖民者的交战中，明人认识到只有加强武器装备才是“制夷”的不二法门，因此热心学习、引进西方的火器，并迅速缩小了双方的差距。与葡萄牙的屯门海战中，汪鋐第一个提出“师夷制夷”，引进葡萄牙大炮，最终打败了葡萄牙舰队。 其二，在与西方传教士交往过程中，明朝人认识到了自身的不足和落后之处。故1629年时，徐光启给崇祯皇帝的奏折中便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须翻译”，足可称得上是字字珠玑，发人深省。 可见，当时不少文人已经意识到了问题，并提出了解决方案，这就是开放的态度，与鞑清那种不管不问，偏偏坚信自己“老子天下第一”的诡异自信心形成鲜明对比。 其实还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海国图志》在中日的不同命运，充分说明了这种差别。 明治维新前后，日本如饥似渴的想要了解学习西方，与晚明中国对待西方的态度一样。《海国图志》在清朝滞销，根本就卖不出去，但拉到日本之后却立即脱销，几次加版印刷都不够卖，犹如明末利玛窦的书籍一般热销。 态度是否决定一切暂且不说，但端正的态度一定是成功的基础，基础若都没有，成功从何谈起？ 朱应枫虽然是“愚昧落后的传统贵族阶层”人物，但他一个爱搞海贸的人，对西方事务的关心其实一点也不意外。京华出版印刷的“世界地图”他几乎能脱手画出来。 [注：不过此时京华的“世界地图”因为高务实的刻意隐瞒而并没有画全，如澳洲就完全是“一团迷雾”状态，而美洲也只画了个大概轮廓，非洲的内陆部分同样刻意画成了一团迷雾。大致上来说，京华版的世界地图只是基于此时欧洲对世界认知的“轮廓修正版”。] 换个角度来说，朱应枫现在的表现，也说明高务实“带动勋贵阶层走向开放”已经取得了一定的、阶段性的成果。 他们不再是赚了银子就买田，而是继续投入商贸，以期获得更大的利益。因为要投资商贸，从自身利益考虑也就需要更多的了解西方，故此高务实的“利益驱动改革”就在他们的主观思想上取得了成功。 此时此刻，朱应枫直接把本次谈判定义为“商谈马尼拉城投降与贵国战俘释放等相关事宜”，也是出被高务实经常在北洋海贸同盟中所宣扬的观点所影响：西方人的礼仪浮于表面，他们的态度大多时候决定于战场上双方的实际表现。 简单的说，就是谁拳头大，谁说话就可以硬气，此即“夷狄畏威而不怀德”是也。 夷狄果然是畏威而不怀德的，德维拉总督虽然一肚子不爽，但眼下海战大败，“水淹七军”的威胁又如高悬他头顶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使他不得不默认朱应枫的说法，只能僵硬地点了点头，回答道：“如您所愿，阁下。”
不过顿了一顿，德维拉总督却实在忍不住他的欧洲人传统，问道：“阁下，虽然我已经明确知晓您的高贵出身，但出于称呼方便，我还是希望更确切地知道您本人的爵位。”
这句话翻译给朱应枫之后，后者便有些为难。大明朝一贯吝惜爵赏(除了明末大乱时期)，国公虽然地位尊贵，但享有继承权的“世子”也只有一人，这位世子正式的称谓就是“某国公世子”，而平时可以被以俗语尊称为“小公爷”。 至于这位国公剩下的儿子们，只有在非常私下的时候，可能被某些强行拍马屁的人以“小公爷”尊称，但那是摆不上台面的。平常时候，他们的身份至少在官面上就相当于白身——确保他们不是真正“白身”的，就是他们通常都会在锦衣卫或五军都督府挂名一些职务。 如朱应枫原本一成年就是锦衣卫世袭百户，三年考满(也没考，就是白混了三年)之后，就成了千户。倘若没有其他情况发生，他也没有展现出什么特殊才华的话，这个千户大概就是他这辈子一直干到头的“官”了。 但他为了搞海贸，把自己在锦衣卫的官职包括世职都给辞了，这实际上意味着他其实变成了真正官方意义上的白身，现在德维拉让他说明自己的爵位……就很麻烦。 朱应枫沉默了片刻，也只好回答道：“我大明与尔欧罗巴规制有别，不可一概而论。我朝人丁亿兆，但除皇室宗亲之外，世袭爵位者不过数十人而已，是以我本人并未有正式爵位在身。不过，若以欧罗巴对等之制异地处之，我至少当为子爵，甚或伯爵亦未可知。”
德维拉还真不知道大明的封爵制度如此苛刻，闻言有些诧异，想了想忽然问道：“原来如此，那么……冒昧请问伯爵先生，高务实阁下在大明帝国可有爵位？”
朱应枫摇头道：“高司徒也无爵位在身，不过我朝另有一类极其重要的荣誉头衔，其为‘三公、三师、三孤、三少’，乃是封爵以外最为重要的加衔。高司徒便是当今‘太子太师’，其衔为从一品，大抵以欧罗巴之习俗，可以视之为公爵与侯爵之间。”
实际上，朱应枫的这个“大抵”问题很大，因为高务实这个“太子太师”其实与爵位并无太多关系，朱应桢的这个“大抵”，恐怕是他自己按照品级搞的一个个人划分，根本当不得真。 然而德维拉却信了——可能是因为此时欧洲国家的国家重臣几乎都是大贵族的原因，他觉得高务实的“类比爵位”在公爵与侯爵之间是完全应当的。 不过，对于“太子太师”这个很奇怪的荣誉头衔，他还是很好奇，又问道：“伯爵先生，或许是翻译问题，我不太理解这个头衔的意义，您能否为我解释一下它的含义？”
“呃，这个嘛……”朱应枫不禁有些挠头，想了想道：“我想你可以将它理解为‘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师’。”
德维拉总督一听，不禁肃然起敬，连连点头，道：“原来如此，原来如此。看来高务实阁下将来一定会是贵国首相了。”
呃……朱应枫轻咳一声，没作声，只是装出默认的样子。 在他看来，“太子太师”和首辅之间有什么必然联系吗？在大明其实并没有。不过朱应枫知道，欧洲人的“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师”的确很可能是将来首相(或“宫相”)的重要候选人，所以也不好说人家理解错了。 当然，朱应枫不反对的另一个理由是，德维拉的说法多半是错有错着了，因为在他这个“伯爵先生”看来，高务实将来做首辅也实在是大概率事件，怎么好说人家理解错了呢？ 他这一默认，德维拉自然认为自己没猜错，当下振奋了一些，眼巴巴地看着朱应枫，问道：“既然如此，想必以高务实阁下的影响力，足以确保本次会谈之后所签订的条约能够得到大明帝国政府的切实肯定，并确保可以有效执行的，对吗？”
朱应枫此时当然不会说不能保证，于是点头道：“那是自然，高司徒不仅是‘皇太子殿下的首席老师’，而且还是皇帝陛下在长达十年的学生生涯中唯一的同学……相信你能理解这其中蕴含的巨大影响力。”
“当然，当然，我完全能够理解。”
德维拉总督居然有些兴奋起来，马上道：“那么，我希望我们的会谈能够更加开诚布公，为此我愿意先释放善意，以示对和平的期盼： 我想说的是，如果高务实阁下能够保证卡斯蒂利亚王国与大明帝国之间的公平贸易不受此次战争影响，并确保马尼拉乃至吕宋王国日后的宗教信仰自由，确保天主教会在吕宋王国的财产安全和传教自由，那么以贵军释放我军战俘为前提，我方和平移交马尼拉城是完全可以考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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