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勤于政事，他鼓励臣下直言，择善而从，并能做到知人善任，量才使用，不计前嫌，赏罚分明，使当朝出现了许多能臣和名臣，社会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百姓生活较为安定。这一时期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达到较好水平，使明王朝进入了鼎盛时期，从一定意义上说，与明成祖知人善任是分不开的。各取所长，量才适用明成祖在选材时务求其精，但他清楚地知道，人无完人，故用人时要取其所长，量才适用。永乐二年（1404年）初，明成祖第一次开科取进士达472人。永乐十年（1412年）2月，明成祖决定改变这种取士过多的做法，敕谕礼部臣说：“数科取士颇多，不免玉石杂进。今取毋过百人，其务精择。收散木累百，不若良才一株也。”

从此以后，永乐年间每科取士都在百人以内。明成祖认为选材务求其精，但人各有所长，应各用其所长。明成祖对礼部臣说：“用人之道，各取所长。才优者使治事，德厚者令牧民。盖有才者未必皆君子，有德者必不同小人，不可不察。”

明成祖还对礼部臣下说：“用人当量其才高下而任之。譬若器焉，能容数石者投以数石，能容数斗者投以数斗，过则不可。若以小才任大职则败事，以大才任小事则枉人，其精审之。”

在明代的典籍中，明成祖有关这类的言论俯拾皆是。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对那些有功而才智不足的人，明成祖照常封赏，但不实授。他的基本想法是，对待功臣可以让其生活优越，但治理国家，就要起用才干，不能让才智不足的功臣挡了才干的路。正因为如此，当时一些有功的靖难臣下，官阶虽已升至都指挥，但仍在京担任一些并不显要的职务。明成祖用人还有一个特点，即尽量地“录功而略过”，不因小过废大才。永乐四年（1406年）5月，都督程达守边有过，按常律应正典刑。明成祖念其偶然失事，且“其才足当一面”，故予宽者，让他到云南西平侯沐晟那里立功赎罪。明成祖为此事对左右的大臣说：“人孰无过？论小过而废大善，则为善者怠；亦孰无才，若录小才而免大恶，则为恶者肆。故恶之难容者，乃不论其才；才有可用者，乃可略其过。如此，则善善恶恶，皆不失矣。”

由此可以看出，明成祖能够从治国安邦的需要出发，爱惜干才，不因小过裁大将。永乐四年（1406年）6月，总督海运的陈宣奏称，通过海运前往天津卫的海船应同日启航，但有30艘船晚了五天才启航，虽同时到达，亦无所损，但应治未同日启航之罪。明成祖却未予以治罪，还对身边的大臣说了一段很耐人寻味的话：“始屡海寇为患，故敕令同发。今已济而无损，虽违约当惩，然海运甚艰，其功可以赎过矣。凡用人者，录功而略过，则人奋于功；若计过而略功，则救过之不暇，何暇懋功哉！”

永乐年间，各级官员基本上都能恪尽职守，争相立功，致使政事不荒，与明成祖的这种用人技巧有密切的关系。明成祖用人不拘品级，往往破格用人。永乐初年，有个叫金实的人，是浙江金华的普通生员，他上书言道，深受明成祖赏识，明成祖遂召他入京，试策三道，俱称旨意。明成祖便让他参与改修《明太祖实录》，后来又参与修《永乐大典》。当时，参与其事的大都像杨士奇、解缙等名臣，级别最低的也是翰林官员，都是从历次进士中选拔出来的优秀人才。一个地方生员，又没有任何官职，却能破格参与其事，被称为明代一异。从后来的表现看，金实这个人确能胜任，明成祖便将他提拔为司直郎。永乐二年（1404年）2月，明成祖赐六部尚书金织文缔衣各一袭。他们都是二品大员，而解缙等六个翰林学士都是五品官，但也和六部尚书一样，各得一袭金织文绪衣。明成祖对解缙等人说，他们的贡献“不在尚书下，故予赐赍，必求称其事功，何拘品级？”

正是基于这一思想，明成祖破格提拔了一些能臣。像杨士奇、杨荣等人，原来的品级很低，都受到明成祖的重用，并很快提拔到显赫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