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讲到明朝时的军刀威力远不如日本“倭刀”，但并不妨碍明军借助“鸳鸯阵”，以团队作战打败倭寇。

明朝的“火器”发展逐渐成熟，远射的火炮已基本上取代了“回回炮”与“床弩”，但单兵使用的火器如“碗口铳”、“三眼铳”、“倭铳”、“鸟铳”等“手铳”因装填费时，并在阴雨天因火药受潮影响，未能完全派上用场。

因此，刀剑、弓弩、矛盾、斧锤等传统冷兵器仍为步兵基本装备，并因“倭寇”侵扰而有重大的变革。

当时，明军在与“倭寇”接战时，手中的兵器常遭精良的“倭刀”劈砍磕折，甚至直接削断，死伤极重。后来，明军便发展出厚背砍刀相抗，虽不再易断，但一经正面砍架，刃口常翻卷，甚至不能伤敌，况且兵器沉重，远不如“倭刀”灵动沉猛。这时，“戚家军”装备的“戚家刀”在“鸳鸯阵”掩护下，对倭作效果大为改观。

“戚家刀”和倭寇的“武士刀”最大区别是：“刀茎”不同；刀身长度、宽厚都有所不同；刀与柄的固定方式不同。“倭刀”是靠目钉横穿目钉孔，而“戚家刀”多是尾铆。所谓“戚家刀”，狭义上是指戚继光率领的“戚家军”将士普遍使用的佩刀，广义上是指自“戚家军”以后，明清两朝生产的类似戚继光改良“刀姿”后的战刀。

这类刀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倭刀”的弧度样式，其刀柄一般是直的或者前下弯，而不类似倭刀的后弯式，因为这符合中国士兵长期以来的持刀习惯。同时，“戚家刀”的锻造也都符合戚继光提出的“铁要多炼、刃用纯钢”要求，即用“百炼钢”做刀身，用“纯钢”做刀刃，以便尽量做到从整体上达到刚柔并济的要求。

从现有保存的“戚家刀”来看，几乎没有采用过日本刀的锻造方式。“倭刀”锻造之最大的特点，是使用软铁做“刀芯”，外包“刃钢”，用烂泥覆盖刀刃淬火，形成波浪花纹，锻造方法复杂，性能很好，但成本太高。

“倭刀”虽然锋利且坚韧，在互相对砍时能轻易斩断明朝士兵手里的刀剑，但因锻造成本过高，不适合大规模作战时使用。所以，中国古代一直使用“刃口夹钢”的方式，来简单处理“刚柔兼顾”的问题，成本低。

“戚家刀”虽然学习了日本刀的“姿态”并从整体上一改往日风格，但明军不用像倭寇般只注重单个刀体精研打磨，而更加注重整体功效和制造成本，不像造价昂贵的“武士刀”，根本无法大规模普及，形同鸡肋。

像“戚家刀”这种类型的“明刀”，其整体强度都是非常好的，虽然不能与“倭刀”直接对砍，但通过“藤牌”护身后欺近上前反手砍中对方，或捅穿放血，也照样能杀敌人，故易于普及，很适合大规模的战场格斗。

为此，戚继光、俞大猷等抗倭名将还专门编著了此种战刀的刀法。而“戚家刀”后来也被在刀体上开出“血槽”，便于像剑一样刺伤敌人，同时快速放血。这种刀型在清朝早期也有沿用，但中期以后基本绝迹。

“戚武毅公宝刀歌谢莱阳徐明府桂宝同年” 清朝王懿荣昔年曾刻《南塘集》：“今朝喜得‘戚家刀’。刀轻如纸光如水，两行款识秋芒豪。上镌万历十年字，是时公居蓟镇地。登州戚氏岳家军，铸刀初成姓为记。

忆昔浙闽与三边，公所到处皆凌烟。虏酒朔风不成醉，精神炯炯三百年。几经流传济南驿，徐侯得之若拱壁。银函未改明时装，鸊鹈血染苔花碧。我今持节过莱阳，下马直上徐侯堂。

徐侯宝刀举相赠，知余团练兼御防。千金挂树生不疑，楚弓楚得千古奇。即今防边无二义，关东诸将何离披。北洋舟师更无论，一掷二千六百万。遂令穷岛逞天骄，海夹虾夷任滋蔓。

朝廷命我治乡兵，徐侯与我同岁生。俯仰东南天半壁，酒酣斫地泪纵横。”

写出了主人公之睹物生情。虽说明朝后期的中国军队仍能轻松打败日本古代最强的“百战雄师”，但清朝末年的“甲午海战”却让人诟病。

古代日本军事实力究竟如何？能不能和古代中国叫板？先不说发生在唐高宗年间的“白江口海战”把“倭人”打得没了脾性，不得不密集遣使来朝，全盘照搬唐朝文化与政治制度，光是九百年后发生在西元十六世纪末的万历援朝抗倭战争的过程和结果，便是对此问题的最好回答，因为此时的中日两国差距是最小的。

“万历三大征”的对手就是倭国日本。中、日两军在平壤周围的战斗，从万历二十年四月的“祖承训”偷袭平壤失利开始，一直到次年李如松大军攻破平壤后，迫使小西行长率领6000余残兵败将逃往王京才结束。

关于祖承训袭击平壤一战，只不过是中、日两军的一次小规模接触战而已，不具备参考性，因为两军的真正对抗，则是第二年李如松攻打平壤之战。

在战前，李如松曾经给柳成龙鼓劲，说：倭且恃鸟铳，我用大炮皆过五、六里，彼何可当耶？这段话固然有夸大自身武力之嫌，但也点出了中、日两军装备的差距，即明军重型火器要远远多于倭军，而单兵火器除了“快枪”、“单管铳”、“佛郎机铳”（火绳枪）、“鸟铳等这类常规火器外，还有“明火箭”和“毒火箭”。

可见，在火力上，倭军完全不是明朝军队的对手。关于这一点，在这此战斗中便体现得淋漓尽致了。

在明军大举攻城之前，日军守将小西行长曾经派遣女婿宗义智率兵袭击明军大营，结果遭到李如柏火箭阵的阻击，导致日军无法抵挡明军的强大火力，不得不扔下了上千具尸体后便仓皇逃回了平壤城中。

次日，李如松指挥明军大举攻城。日本的《征韩伟略》记载了当时的明军攻击力度之大，让敌人胆寒：“以大炮攻之，声震地数十里，山岳皆动，火箭布空如织，烟气蔽天，箭入城中处处起火，草木皆焚…"

倭军被火炮打死，火箭射死，毒火箭熏死者不计其数。平壤附近的日军将领大友义统畏惧明军，率部逃跑。而朝鲜王京的日军将领也不敢出兵，导致平壤城仅一日就被明军攻破，小西行长率领残兵败将逃走。后来，他检视部队时发现，原先近20000人的第一军团，此时只剩下了不到5000人，战死三分之二！

丰臣秀吉的“征明大军”在第一次正面与明朝军队对战时就遭到了如此之惨败。在此战中，倭军在明军强大的火力之下如同土鸡瓦狗一般地慌乱溃退，可见当时的中、日两国之间军事实力差距之大毋庸置疑。

到了万历二十四年（西元1596年）明、倭谈判破裂，战端再起，直到西元1598年。在这期间，明、倭两军的大战，有“南原之战”、“稷山之战”、“蔚山之战”、“岛山城之战”、“顺天之战”、“泗洲之战”、“露梁海战”。在这些战斗中，明军处于攻势一方，而倭军则处于受势。不过，由于种种原因，明君未能击败对手。

其中，“南原之战”时，双方实力差距太大，使明朝损兵折将，明军只有3000人，而倭军有50000人。“稷山之战”时，明军的诈术立下大功。而真正能体现明倭两国陆军实力的，还是蔚山、顺天一带的战事。

“蔚山之战”开始于明万历二十六年（西元1598年）十一月，明朝将领杨镐领兵20000人去围攻加藤清正的倭军于“蔚山”，但久而不克。倭寇援军大至，迫使明军战败后撤退，以致数千人战死当场！

从顺天“倭城之战”开始，于明朝万历26年（西元1600年）九月，明、鲜联军由刘挺、陈璘、李舜臣、权溧率领，围攻小西行长于顺天，也是久而不克。后来，由于泗洲董一元惨败，使得联军不得不撤退了。

平心而论，第二次“万历援朝战争”打得并不好，惨痛的失败接二连三地出现。不过，要是仔细的观察一下这些战斗记录，就会发现日军的胜利，很多时候都只是偶然，也就是说有很大几率是外部实力干涉。

比如，“蔚山之战”，在开战之初，明军骑兵先击溃了出城应战的日军，随后参将茅国器率军攻克了日军的木栅外城，导致日本守军一片混乱。可就在此时，杨镐居然下令茅国器先组织士兵割取首级。

原来，他要等待李如梅的辽东骑兵，原因居然只是他和李如梅曾经在辽东共过事，想让这位“老同事”抢个“首功”。结果，就在这段时间内，日军重新布防，导致接下来的战斗出现了反转，是明军败退撤走。

更悲哀的是，“泗洲之战”，原本明军已经快要破城了，而且岛津义弘都准备要切腹自尽了，结果却是明军中有火炮的炮手操作失误，导致大炮起火爆炸（炸膛），顺便引燃了弹药库，让日军趁机出城反击。

于是，明军全线崩溃，三千士兵阵亡，四百余人被俘，而协同作战的朝鲜军队也死亡上千人。“泗洲溃败”的直接结果，就是顺天的刘挺，权栗等人不得不命令军队撤退。这种巧合不排除有“忍者”在其中捣乱。

虽然说这几仗打得挺难看的，但是总体上，日军还是被压缩在朝鲜半岛南部的沿海地区，一点反攻的能力都没有。这几仗的日军全是在被动防御，所以最后哪怕丰臣秀吉不死，日本人被赶下海也迟早的事。

明、倭双方最大的一次海上冲突就是“露梁海战”了。西元1598年，丰臣秀吉去世后，日本摄政的五大老命令在朝鲜的日军撤退，而驻守泗洲的岛津义弘决定先去顺天接小西行长部队一起回国，好从长计议。

结果，倭军在“露梁海峡”遭到明、鲜联军的伏击，几乎全军覆灭，而岛津义弘只率着几十只侥幸逃生的小破船回到了日本。毫不夸张地说，这场海战完全就是一场胜利者对战败者的大屠杀，还被载入史册。

明朝军队所拥有的高大船只像车轮碾死虫子那样，将日本战船一艘一艘的撞沉击毁，各种火器大显神威，并且这一仗总共击沉了日本的战船200艘，杀死和溺水而死者万余人。相反，明朝与朝鲜联军却损失轻微。据史书记载，明军损失战船两艘，朝鲜军也只是损失战船四艘，联军阵亡者包括邓子龙，李舜臣。

这场战争充分说明了当时的日本在中国面前，其军事实力仍是十分弱小，毕竟明朝万历皇帝此刻正在忙着调拨30万大军去镇压贵州省的世袭土司杨应龙的反叛，毕竟对方家族从唐朝世袭至今，拥兵七八万。

而明朝援助朝鲜抵抗日本入侵的军队也才几万人马，算上水师（海军）也不到十万人，故无论从哪个方面看都是一样。万历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是由于明军战斗力的强大，更是由当时中国的国力所支持。

至于清朝人在自己编撰的《明史》中说什么："中国与朝鲜迄无胜算。"却是睁眼说瞎话，自欺欺人。不过，这些尽管已经发生过了，但对于二三十年后的“崇祯朝”来说，或许仍有借鉴意义，只不过决定明倭战争最终胜利的并非世俗间的争斗，而是根植于华夏大地的“修真大联盟”与“东洋岛国修真界”之间的争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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