豪格与多尔衮之间的最终兵变决战，是发生在腊月里。

　　而因为清廷方面已经尽力封锁消息，多多少少还是拖延了些时日。所以当一切详情传到南京的大明朝廷时，已经是隆武五年的正月了。

　　北边重新恢复了兵权的集中，满人八旗至少有五六个旗选择了效忠豪格，剩下的至少也不反对豪格，或是支持济尔哈朗。

　　虽然过程中死了几万人，但清廷上下恢复了团结一心，怀有异志之人也都被清洗干净吗，倒也没给大明可乘之机。

　　南京城内的众臣闻讯后，自然是纷纷上表朝贺，让隆武五年的新年，再次沉浸在一片欣欣向荣的喜悦中。

　　很多想要立些谏策之功的文官，也开始大言炎炎讲兵论武，鼓吹应该尽快北伐，

　　或是讴歌陛下此前的圣明、鄂王爷的谋略，竟能用去年一年的按兵不动、休养生息，换来鞑子内部不稳，终于自相图害。

　　按这些文学之臣的歌颂，要是朱树人肯继续北伐，那最后四省大明沦陷故土还不是手到擒来、全数光复？

　　但有人负责蹭热度，就有人负责冷静。幸好大明真正的决策高层，并不会被这种狂热裹挟，他们很清楚自己应该用什么样的节奏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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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十五，上元佳节的乾清宫赐宴上，隆武帝朱常淓召集了百官、勋戚。

　　酒酣耳热之际，他就忍不住对女婿提出：“树人，近日多有朝臣鼓吹，说鞑子内讧，损兵数万，正是虚弱之时。河南、鲁南、陕西之兵，正该趁时奋进，北取幽并，卿以为如何？”

　　朱树人当即起身，正色行礼，肃然道：“臣不敢自大欺瞒陛下，实以为如今并非进取之良机。

　　鞑子内讧已分出胜负，眼下死伤虽多，生者却恰好处在众志成城之时，当略缓图之，以待其松懈。”

　　朱常淓本就是从谏如流的，说得难听叫没什么主见。听女婿这么说，他也就不坚持了，只是让主张速战的朝臣们，自行和朱树人辩论。

　　朱树人执掌大明朝廷实权已有数年，便是六部尚书，也有其提拔上来的。

　　所以如今能在朝中跟他说得上话的，也就内阁首辅、吏部尚书史可法，加上刑部的张国维、工部的姜曰广。

　　其余兵部是他本人兼着，户部是他父亲沈廷扬掌管，父子之间不可能唱反调，早就家里商量好了。而礼部尚书吴梅村，虽说跟朱树人有师生名分，但就是全靠朱树人提拔上来的，完全就是个橡皮图章。

　　此刻群臣之中，史可法意见和朱树人暗合，也就只剩姜曰广和张国维稍微说两句。

　　只听姜曰广说道：“昔日魏晋灭蜀吴，一统天下，皆曰以势凌人，当如破竹，数节以下，当迎刃而解。

　　如今我大明已光复十余省，鞑子连辽地在内，只余四省，兼之内讧折兵，何以不能一鼓作气、趁各地守军立足未稳，速速进兵？”

　　朱树人却只是智珠在握地摇摇头：“姜尚书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当初魏晋灭蜀吴，一战而胜后，加紧追击，那是担心敌国重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

　　如今鞑子以区区数十万人，统御北地近千万人口，以小博大，再拖下去，也未必能得人心，说不定反而让情况更遭，我大明为何不能稍待？

　　需知多尔衮在时，笼络绿营，分化北方汉人，将其一分为二，其中一部分抬旗成为包衣，或以其他手法让其成为满人统治者的助手，奴役其他汉人。

　　这部分汉人在多尔衮在时，忠于多尔衮。如今豪格诛杀多尔衮，必然要重新以有限的钱粮侧重于满蒙。那些被抬高地位没几年的汉人绿营，说不定就会被伤及利益，渐渐离心离德。

　　或许豪格并不是有意如此，但鞑子财政日渐窘迫，赋税重地大多失守，只要缺了钱，哪怕他不想亏待将士，也不得不取舍亏待一部分将士——这种情况，当年先帝在时，我们大明也是遭遇过的！

　　既如此，我大明相持稍待，就有可能再等到鞑子中部分绿营最终不堪欺压，再次弃暗投明，到时候，才是真正的可乘之机，此其一也。”

　　朱树人意气风发地说到这儿，暂且先顿了一下，喝口水，又伸出两根手指头，

　　“而且根据最新情报，此次豪格作乱，依我看终究是不够彻底，他虽杀了多尔衮，但济尔哈朗尚在——

　　济尔哈朗本身倒是没什么问题，豪格也容得下他。可关键是为了让济尔哈朗安心，不但顺治伪帝尚在，连奸后布木布泰也依然地位尊贵。

　　济尔哈朗毕竟是当年与多尔衮达成妥协、拥立顺治伪帝之人，他可以支持倒多尔衮，却不可以支持倒帝、后。

　　但在豪格看来，当初两黄旗坚持要立一个黄台吉之子，多尔衮骑虎难下时，是奸后布木布泰主动示好，给了多尔衮一个选择，立了福临，随后多尔衮也好与布木布泰勾结，行皇父之实。

　　如今多尔衮已死，豪格能一直隐忍、不担心奸后为奸夫报仇？所以，鞑子这次内乱根本还没完，只是表面分赃好了。

　　后续济尔哈朗、幼伪帝、奸后布木布泰三人，至少还会跟豪格火并死一个，如果控制不好，还有可能多死几个。”

　　朱树人能说得这么铁口直断，自然是因为他知道历史，知道历史上的多尔衮是称过“皇父摄政王”的。只是这一世因为蝴蝶效应，多尔衮没那么大功劳，所以一直地位升不上去。

　　但朱树人开了天眼，他断定多尔衮和孝庄的奸情也好，勾结也好，那是早就有的。就算现在还没过明路，将来豪格迟早会担心这颗定时炸弹。

　　大明有什么好急的？

　　最后，朱树人还补充了一个很重要的点：“自古师出有名，方能上下一心。鞑子此番内讧，本意是觉得内讧之后，能跟我大明言和。

　　如果我大明立刻咄咄逼人，他们便会觉得受到了欺骗，觉得好像是我们大明要侵占他们的故有疆土似的，从而生出保家卫国、同仇敌忾之心，而不是觉得自己在保护贼赃。到时候十几万满人奋死一战，我大明士卒伤亡必多。

　　如若我大明暂缓图之，一边虚与委蛇秘密谈判，瓦解敌人斗志。待徐徐找到新的开战借口、曲在鞑子，到时候再另行师出有名，岂不美哉？

　　就算我大明有十足的把握克敌，那也要尽量珍惜士卒的性命，能不激怒敌人就不激怒敌人，能不让敌人同仇敌忾就不让敌人同仇敌忾。”

　　朱树人很清楚，任何时候卫国战争的士气加成都是高于侵略战争的，能防止敌人叠BUFF就一定要防止。

　　又不是没这个条件，何必给自己上难度呢。

　　而且，朱树人这番话，只是拿到明面上的大道理，事实上他内心还多存了一个念想：

　　那就是他凭借着穿越者的先知先觉，是知道历史上坐镇山西的大同总兵姜瓖，后来也背叛过一次清国，扯旗打出大明的旗号。

　　现在历史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姜瓖至今还没发动。但朱树人觉得，以如今明清形势之对比，清廷境遇之恶化，姜瓖不至于无动于衷。

　　之所以还没动手，说不定是因为直到去年为止、陕西始终没有平定，所以豪格得亲自坐镇山西、跟陕西的吴三桂扯头发呢？

　　既然豪格都亲领重兵就在姜瓖眼皮子跟前，当时的姜瓖当然没机会造反了，否则岂不是被豪格当场镇杀？

　　但现在情况不同了，豪格去年年底已经为了跟多尔衮争权，回北京打了一仗。他现在得到了权力，是断然不敢离开北京的。

　　山西的满人兵力变得空虚之后，说不定姜瓖就生出异心了呢？

　　所以，还不如等一手，只要大明这边及时打探消息，一听说姜瓖动手马上就声援，两翼策应一齐发动，不愁届时鞑子不死！

　　否则以山西的地理闭塞，要是直接打过去，却等不到内部生变，明军就得在太行山区艰苦鏖战了。山西的地形还非常不利于进攻方的后勤补给。

　　朱树人觉得这个机会是可以等到的，他愿意付出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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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定了真的要跟鞑子虚与委蛇、等待鞑子内部进一步的恶化后，大明朝廷也就不叫嚣直接扩大北伐的话了。

　　一方面自己继续乖乖种田，练兵造武。

　　反正鞑子只剩下四个省的地盘，还都是最北方苦寒之地，种田怎么都种不过大明，随着时间推移差距只会越来越大。

　　另一方面，后方种田归种田，前方的外交工作上，也必须麻痹鞑子，让他们真的误以为大明会愿意持久和平，才好让鞑子进一步松懈。

　　当然了，双方也都有顾虑。

　　大明这边担心跟鞑子正式和谈，会落下卖国的屈辱，显得大明都没打算恢复故都了。所以正式的停战合约肯定是不能留下的。

　　清国那边同样有顾虑，豪格知道自己能掌权，不能一上来就示弱。否则赤果果让满人权贵们知道“我杀多尔衮，就是为了议和”，对豪格的威望不利。

　　双方都麻杆打狼两头怕的情况下，就不约而同选择了秘密外交，双方只谈，私下里达成一个君子协定，互相做出一些实质性的动作来保证执行，但绝不留下纸面条约。

　　这种互相不信任的接触，当然是非常艰难。你空口白话跟人许诺，对方也不敢信呐。

　　于是整个过程就拖了好几个月。

　　大明这边自然需要礼部派人去交涉，毕竟礼部分管了藩属朝贡的工作，等于是古代的外交，吴梅村又只是名士大儒，不懂外交欺诈，好几次进展无果，

　　最后朱树人也只能对他这个名义上的国子监恩师失望了，换了几个擅长当老六的奸诈小人去跟鞑子秘密谈判。吴梅村的尚书之位是不用动的，但权力上需要分权架空一部分。

　　换上识时务知变通的卑鄙小人去谈判后，工作很快取得了进展，双方也各自获得了维持和平所需的担保性动作：

　　双方君子约定只要对方不作出敌对性动作，就不率先重燃战火。

　　而为了让对方信任，清国这边，要停止自隆武五年春开始、对朝鲜的军事压力，停止对大明在朝鲜新重建的东江镇的骚扰，默认朝鲜归附大明。

　　这等于是让清在外交上默认那些原本被逼到清廷一侧的属国，弃暗投明回到大明旗下，也算是变相承认大明才对除了双方以外的其他周边小国，拥有宗主权。

　　而大明方面要展示的诚意，是朱树人保证，会劝谏隆武帝朱常淓，亲自去一年多前光复的中都凤阳，对朱元璋留在凤阳的祖陵祖庙祭告，祭文要显示“当年甲申之变的两大元凶首恶，李自成和多尔衮，都已伏诛”，

　　并且还要附带宣示他朱常淓已经为崇祯报了仇的，希望崇祯在天之灵也安息。

　　按说，祭祀崇祯不该去凤阳，他又不是生于凤阳，也没死于凤阳。但这只是为了把动静闹大一点，仪式感正式一点，所以顺带如此。

　　而一旦大明皇帝祭告先帝的正式诏书流传天下，这也就等于是变相暗示“为先帝报仇的事儿，已经算是完成了”。虽然还有国土没有全部光复，但那是另一回事了，不属于给先帝报仇，一码归一码。

　　而大明摆出“报仇完成”的姿态，也可以让世人产生一个“暂时不会再连续打仗了”的预期。就算大明后面要出尔反尔，内部思想上也容易混乱，难以快速动员起来。

　　这等于是给自己的快速动员效率打了个DEBUFF，来取信于假想敌。

　　豪格本来也不信任这种担保，但朱树人挑出来那些欺诈谈判官员，很好地执行了他的说辞，清国也没实力要求更多，这事儿就暂时这样算了。

　　相比之下，清国是不得不对朝鲜停止军事压力，等于是直接在诸其他属国面前被打脸了，大明这边却只需要翰林给皇帝写一道祭祀先帝的诏书，等于什么实质成本都没付出，当然是大明更赚了。

　　谈判达成后，还真就大半年都没出事，豪格和济尔哈朗紧张的内心，也就渐渐重新松懈下来。

　　而稳住局面的豪格，也是越看奸后布木布泰越不顺眼，就想趁着跟大明和平的机会，进一步动手。

　　这个奸妃又不是他母后！完全是凭着当年跟逆贼多尔衮勾结才上位的！先帝黄台吉死时，布木布泰不过是“庄妃”封号，全靠他儿子登基后才母凭子贵当上太后！

　　如果按先帝黄台吉那边论，在先帝驾崩前，正妻是布木布泰的姑姑哲哲。如果以先帝正妻为太后，也该尊哲哲为太后！哪轮得到嗣君的生母？

　　这番道理，如果严格按照汉化后的法统，是绝对站得住脚的。

　　就好比后世咸丰被英法联军揍出北京城、逃到热河，死在那儿，临死只有同治一子，只能传位给他。但即使非立同治不可，那也得先尊咸丰正妻慈安为太后，然后才轮得到同治生母慈禧。

　　只是当初清国刚刚入主中原时，百事纷乱，而且汉化不深，才被布木布泰联手多尔衮造成了既定事实——黄台吉的正妻哲哲，至今（顺治六年）其实还活着，但一直没有上徽号，只是被简易尊称为“国主福晋”或“中宫太后”，但前面是没有正式前缀徽号的。

　　相比之下，布木布泰在顺治为帝时，已经有“昭圣皇太后”的徽号（“昭圣”是徽号，“孝庄”是谥号。徽号是活着的时候给的，谥号要死后）

　　豪格自己是不懂那么多繁文缛节的，但他夺得政权后，自然有投靠他的汉人大臣，帮他出主意。

　　于是，在多尔衮执政时，连轻车都尉爵位都没捞到的洪承畴，这次因为顺应了豪格夺权，总算捞到了一个伯爵。

　　然后洪承畴就帮豪格出主意，让他拿这个点说事儿，秘密教了豪格很多说辞。

　　豪格闻言后大喜，立刻让洪承畴帮他写了一道奏章，随后上表，

　　大意就是国家根本正朔轻忽不得，应该额外加先帝继福晋哲哲徽号，并且要追究当年顺治刚继位时、负责给后宫上徽号的官员的责任。

　　因为当年的官员漏掉了先帝正妻，只给嗣君生母上徽号，这是罪在不赦的大不敬！大逆！

　　有了这么重的罪名在手，豪格又没想直接杀太后，他只是先杀当初上太后徽号的舔太后党羽，还不是手到擒来？

　　于是乎，清廷中一堆多年来特别舔太后以图升官发财的舔狗，就被豪格以大逆罪名直接满门抄斩，株连三族，谁讨好太后讨好得越狠，谁就死得越惨！

　　而布木布泰面对这种局面，谁让她不占理呢，也只能瑟瑟发抖，祈祷豪格别动她就不错了，哪里还敢保那些走狗。

　　济尔哈朗原本也觉得这样会打破权力平衡，试图阻止豪格，但最后也因为不占理只能退让，还白白损害了他在朝中的权威，导致豪格的势力愈发壮大。

　　没办法，当年济尔哈朗跟多尔衮、布木布泰也有勾结利益交换，严格说起来，他在上太后徽号的过程中，也负有“监督不力”的责任。

　　你是辅政王，你看到当年这样乱搞你怎么不指正？现在还有脸说？

　　豪格只要在朝堂上，堂堂正正把这话甩出来，济尔哈朗就只能找条地缝钻进去了。

　　满人的皇亲近侍高官，因为这场变故再次洗掉了很多。而黄台吉继福晋哲哲，也在豪格的力挺下，成了地位比布木布泰更尊贵的、有正式徽号的太后。类似于慈安生前对慈禧的压制。

　　但事实上，哲哲本身就已年老多病，是个傀儡，什么也干不了。而且偏偏历史上哲哲就是在顺治六年五月份病逝的，享年五十一岁。

　　这一世，哲哲这种后宫隐居之人，其寿命自然也没怎么受外部世界蝴蝶效应的影响。

　　所以豪格刚完成新一轮集权大清洗、把她拱上位压制布木布泰后没两个月，哲哲居然还是因历史惯性病死了。

　　毫无疑问，哲哲的死没有任何谋杀疑点，就是老死的。

　　可豪格却紧张了，他好不容易彻底绝对压住伪太后，刚拱上去的傀儡正牌太后却死了，他岂能丢弃这颗好用的棋子？

　　所以哪怕哲哲完全是老死的，他也要彻查，看看是否有人在这个节骨眼上毒害太后，是否有“哲哲被上正式太后徽号后，利益有所损失的人心怀怨愤不轨”。

　　而这个“利益受损心怀怨愤”的人，除了布木布泰还能有谁？

　　豪格再次磨刀霍霍，准备毕其功于一役。

　　而他们内部宫廷斗争闹腾了这好几个月，外界也不可能一点风声都听不到。毕竟那么多近侍亲贵官员都被杀了，很多当初被多尔衮提拔起来的地方实权派，也开始提心吊胆，蠢蠢欲动。

　　尤其是消息传到山西，本就素有反心的大同总兵姜瓖，愈发觉得这大清是彻底要完了，似乎眼下就是一个弃暗投明的天赐良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