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树人说的这些改革法子，凭心而论还是非常切中明末时弊的。 进一步推进厘金的征收、扩大商业税来支持军事，这是经过后世历史验证的神来之笔。清朝就是靠着这一招，扑灭了太平天国的。 要是没有厘金，说不定清朝在洪秀全的打击下，活得还不如被李自成打击的明朝呢。 厘金唯一的问题，就是地方财权下放、军阀割据，导致后世清朝虽然扑灭了洪秀全，但也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尾大不掉。 但这个问题放在朱树人这儿就没关系了，因为他就可以替代后世曾、李、左合体的地位，这就等于正反手两面都是纯赚。要不是赶上岳父潞王监国、一个没有儿子不怕被篡夺家业的藩王上位，还真凑不齐这项改革深化所需的天时地利人和。 而朱树人后面提到的“高薪养廉，革除陋规”，那也是后世清朝经过证明的善法，虽然不至于彻底廉洁，好歹把贪墨打击到了不能公然成为行规的程度，也一改了明末直到康熙的污秽。 解决了这些问题，才能谈解决部队吃空饷、喝兵血、户部拨的军费刚出银库还没出京就扣掉一半多等等恶疾。 否则就算财政改革再好，财源更多，如果一大半的钱都不是实打实花在军队花在武备上，那也都是白搭的，何谈战斗力。 史可法想明白这些道理后，自然会出于公心，全力支持。 …… 当然，朱树人至今还没有干政的合理身份，这种伤筋动骨的改革，也需要时间去协调利益。所以他三月下旬帮着朱常汸和史可法出了主意后，他本人就赶在三月底离开了南京以避嫌。 史可法则继续忙着做其他各部尚书的工作，外加联络安抚地方督抚支持潞王这几条新政，成为了改革的对外代言人。 上述这几条改革的具体细则，最终也赶在了四月上旬从南京发布、陆续分发各省。从时间上来看，这基本上是在朱树人出京后十天才发的，也就堵上了天下悠悠众口，没落下“国姓爷以监国女婿身份越权干政”的把柄。 这里面曲折复杂的利益妥协，也是不容小觑，史可法为此是做了大量工作的，朱树人还太年轻，这种官场利益交换的事情他确实相对不太在行。 即使如此，史可法把监国新政中的财政部分推行下去后，地方上还是有些许小的反抗声音。 但好在史可法已经明着暗着强调了“这是新监国上任必须的三把火，烧完就到此为止了”，加上还废除了崇祯朝被人深恶痛绝的“三饷”，算是给百姓松了一大口气。 所以那些矛盾不算太激化的受害者，也就暂且捏着鼻子忍了，决定再观望一下，别当出头鸟。 另一方面，户部尚书沈廷扬也非常给力，主动让自己家里人近期扩大生意，闹了一个由头，然后服从新政，带头缴纳了一大笔新政厘金（其实应该叫“分金”了） 南方富商们看沈家、郑家先后服软，也就愈发没有反抗的意志了。 沈廷扬执掌的户部当中，还有个别属官，自以为揣摩明白了顶头上司的心思，暗忖当今监国王爷是个没儿子的，而部堂大人跟监国王爷还是亲家，觉得部堂大人这是想“化家为国”了，这才如此舍得下本钱。 于是乎，就有下属的郎中投其所好，在朝议上独走上奏了一条新的财政改革方案，说是： “值此国难之秋，军资多有不给，既然各地踊跃支持废三饷、增厘金，不如给爱国富商豪绅们更多的机会，户部应该出台一个制度，允许商绅提前缴纳厘金、换取完税凭证，将来实际行商跨省时，再以完税凭证抵扣。朝廷还可以给提前预缴厘金的商户以利息折扣。”
这个思路，说白了已经有点类似发行国债了，沈廷扬乍一听到时，还暗呼自己手下有能人，甚至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儿子偷偷教白手套这么说的。 但转念一想，他也是非常信任自己家的父子关系，知道儿子没必要瞒着自己玩这一手，也就没有用有色眼镜评判这种奏请。 史可法那边，乍一听说这招时，也觉得有点新奇，但好在史可法学识广博，见多识广，当年也跟徐光启等涉猎西学的前辈请教过，所以最后也琢磨过味儿来了： 在明朝，有财政官能想到发“预缴税抵扣债券”这已经不奇怪了，西方世界其实两百年前，威尼斯人就已经这么干了。 就算大明消息再闭塞，但考虑到后来荷兰人在威尼斯人首创后一百多年、也学到了这招，而大明跟荷兰红毛夷人打交道已经那么久，听说过这种招数也不奇怪。 如果一个汉唐时代的汉人想到这招，或许能说他是穿越者。到了明末才想到这些，就算不上穿越者了，最多说他学贯中西。 冷静下来仔细审慎地考虑了这个请求的利弊后，沈廷扬还是非常发自公心地在朝议上劝谏朱常汸别采纳这样的奏请。 朱常汸一开始有些诧异，因为他也觉得，那个户部郎中的独走奏请有点道理，确实能广开财源、寅吃卯粮，为什么亲家公要不同意呢？ 面对这个疑问，沈廷扬义正辞严地说：“此法一开，地方上搜刮之风定然难以抑制，很难想象得到了预征厘金权限的官员，会如何滥用此权。 我大明地方官员，原本或许数年一任会调换辖区，谁人不想在自己任期内多征税款？如此，旧官刮地三尺，政绩卓著，新官接任却发现本地商税已经被预征数年、富商们手上都有了一堆完税抵扣凭证，新接任者还如何展开工作？ 考虑到我大明如今吏治之困顿，这些权力绝对不能随便下放，否则定然民不聊生！”
朱常汸本就是个软耳朵根子，也没学过治国，一听果然又觉得有道理，就问其他朝臣意见。 于是，有少数不太懂财政、但确实忠心爱国的朝臣（不爱国有私心的，都巴不得这个建议不能执行，所以不会开口），就顺着沈廷扬的思路又问： “沈部堂，既然把预征厘金、给付息抵扣凭证的权力下放，会导致如此诸多贪墨的机会，那不下放不就行了么？ 如果由户部统一征调，以户部如今严明执法的清正，沈部堂您的高风亮节，应该能堵住这些漏洞吧？”
此时此刻，朝中众人对于沈廷扬不贪墨的信赖度还是很高的，因为沈廷扬已经带头支持了增加商税，好多人估计，按照沈廷扬交钱的尺度，今年沈家怕是能缴两百万两商税。 而郑家大约也要缴那么多，还有其他南方各省全部做跨省贸易的商人，加起来交一千万零点儿。拢共大明朝廷今年的厘金总收入能超过一千五百万两。 这是拿了沈家郑家的四百多万，套出了南方半个天下一千多万。只不过沈廷扬吃相好，不会搞那种“事成之后，黄老爷的一百八十万如数奉还，咱分城南两大家族那点刀勒”的伎俩，他这个沈老爷出的钱是实打实出出去的。 所以，大家眼下都相信沈廷扬自己肯定能严格执法，不会竭泽而渔。 但沈廷扬依然公允地摇了摇头，见微知著地提醒：“这不是权收户部后、能不能止住寅吃卯粮竭泽而渔的问题。 诸位可还记得，当初厘金之法之所以能奏效，能让百姓支持，还强化了南方各省军力备战，关键一点，便是‘地方缴纳的商税，只给本地花，只用于保护本省防务’。这才避免了南方各省豪绅，担心自己的钱被朝廷补贴了其他省，从而吝啬。 天下人性自古都是如此，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乡，乡绅们还是愿意出钱的，但是为了保卫天下，保卫远方的东西，世人便没有如此高的境界了。如若今天为了预缴厘金，就把预征权收归户部，地方各省人心还如何肯踊跃？那不就走老路了么？ 朝廷当言而有信，厘金诞生之初，说好了就是每个省分开账目、本省的钱只支持本省军费，就绝对不能更改，至少在天下重新安定之前不能随便更改。”
这番话说完，大部分持讨论意见的官员也就闭嘴了。有些人还心生惭愧，按说孔夫子都说了那么多年的仁义礼智信，可是事实上儒生也就把仁义礼智更多挂在嘴边，单说这个“信”字，还不如商人阶级出身的更知道信用的重要。 不过，这番讨论最终也不是完全没收获。大家本着对事不对人的态度，继续分情况细化切磋，还真就被沈廷扬找出了一个可以试点的办法： 虽然在全国各省都允许预缴厘金会导致竭泽而渔、全部收归户部又会导致地方上对专款专用的不信任，那么，只在南直隶地区试点、特许预缴商税抵扣、并给予利息，就可以完美回避上述问题了。 因为在明朝，南直隶地区本来就是没有自己的财政官体系的，南直隶的财政历来由南京户部兼管。现在特殊时期，南京户部升级为了正式户部，可原本的权限也还兼着。 加上这儿是监国脚下，百官盯着，官场环境更透明，沈廷扬也确实算是铁腕公允的财政官，他不会自己贪自己的钱。所以最后讨论，朱常汸就允许开了这个口子特事特办，今年先在南直隶地区，由户部直管，试点预先多缴商税、付息抵扣。 明年开始，如果外省富商豪绅有羡慕这点微薄的利息的，主动愿意为朝廷分忧的，可以再行申请、单独核议。 如此，也算是把财政改革最初的波动期扛过去了，不至于做事太急，惹出乱子。 事关百万千万两级别的钱财，当然不能操之过急、一定要局部试点，再行推广。 而此法通过之后，沈家经营商船队的亲戚（沈廷扬当了户部官员后，早就不亲自经营家里生意了，都是让亲戚代持的），也非常给面子地大量认缴预缴，进一步安定了朱常汸监国政权眼前的财政缺口。 有了这么一个带头的，各地反抗的声音就被压得愈发微弱。 …… 财政改革的法令，从四月上旬初次颁布，到各地落实就要一两个月，期间还有各种微调需要公示。 所以朝中四五两个月里，民政方面暂时也不会有新的动作了，朝廷基本上都围绕着潞王监国的这三把火转。 不管最终结果如何，南方大部分官员、士绅、将领，都看到了一个为政轻省、不过多整活、只做必要事情的监国王爷，也充分认识到了潞王和先帝截然不同的风格。 “既往不咎，不纠结历史功过”的执政基调，也被充分展示了出去，让人心更加安定。 另外，话分两头，在潞王新政三把火之前、早在三月中旬，召集诸王来南直隶的旨意，也已经发下去了。这件工作，原本也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才能见效，所以如今正好和监国新政同期并行推进。 到了四月中旬，第一批接旨后乖乖来京的藩王，就抵达了南直隶境内。 其他藩王，如果不出意外、也不抗命的话，也能在四月份晚些时候、最晚六月份，都来南直隶，接受朝廷更紧密的控制。 大明朝两百六七十年，十三代皇帝，至今一共封了两百多个王爷。当然，其中有一小半因为子嗣不繁，以及获罪除国，并没有一直传下来。 能传到天启年间的王爷，也就一百多家，而到了崇祯初年，因为战乱已经开始，流贼开始陆续杀灭沦陷区的藩王，所以崇祯登基之初，王爷数量已经跌到一百五十家以下。 如今又经过近二十年的血腥内战内耗，王爷们的数量倒也继续锐减，毕竟北方省份的王爷基本上都杀光了，不是死于李自成等各路流贼之手，就是被鞑子杀了。 哪怕是南方，此前湖南、四川的王爷们，也都被张献忠那波流窜，累计带走了十几家之多。 所以，眼下天下能有王爷身份的，已经不足五十家。血统能比朱常汸更接近先帝的，仅有福王朱由崧一人，其他连跟朱常汸一样接近的，都已经一个也没了（万历也没那么多儿孙活到现在） 如今得到朱常汸诏书，最先最积极响应的，要属那些生活在山东和南直隶交界边缘地区的藩王。因为他们就藩的地盘，已经处在李自成和鞑子兵锋南下的边缘了，不跑本来就会死，巴不得朝廷下诏允许他们逃离封地呢。 站在朱树人的立场上，他一开始其实也不想救那些山东王爷的，巴不得那些养猪废物直接被李自成或者多尔衮杀了，他还能落个清静。朝廷也能减少一笔开支，把更多钱花在百姓和军队身上。 不过，朱树人也知道，必须用这些山东王爷做引子，勾出其他南方安稳富庶之地的王爷，以示朝廷的一视同仁。 否则只强招南方富庶地区的王爷来，却不召不救山东王爷们，再蠢的人都能看出其中有“削弱宗室、独尊潞王”的猫腻了。 结果，在这批山东王爷南下的途中，自然也免不了发生一些小意外——其中有两三个王爷，因为一直养尊处优，缺乏运动，一辈子也没出过远门，所以水土不服。 如果能慢吞吞好生休养，倒也能养过来，但因为山东地区已经有部分刘芳亮乃至多尔衮的部队渗透骚扰，尤其是鞑子骑兵能越过坚城到后方非战区烧杀抢掠。 兵荒马乱之际，这些王爷哪里敢在半途多歇？ 于是一番折腾，这些山东、河南边缘南下的十几家王爷，有两个死于鞑子渗透劫掠的乱军，有三个死于水土不服疫病折腾，十四个北方王爷，只有九个活着抵达了扬州。 朱常汸并不会允许他们渡江来南京，也是防止南京城里出现野心家，所以就把所有北方来的王爷，终点站都安置在一江之隔的扬州。 九位北方王爷陆续抵达扬州的同时，南方各省加起来、还剩下的大约三十家血统或远或近的王爷，也有六七家活着抵达了南京周边。而这六七家抵达的背后，一样有一起病亡一起死于贼手—— 南方如今也不算彻底安全，两年前在湘南被消灭的张献忠军，就有一部分残部在衡州之战后，往西逃到了井岗、罗霄山区，南方各大山区，如今不少地方还挺乱。被杀、惊吓病亡的那俩王爷，就是江西籍的。 经此一波，天下总共幸存的四十多位王爷，死了七个，有十五个被朱常汸彻底控制。 还有十几家在途，仅有个位数几家，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选择了学福王称病抗拒——倒不是说这些抗拒的那几家就一定多有野心，只能说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明朝王爷那么多，脑子不清楚的，轴的，胆小怕被害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有。 不管怎么说，经过这一波，天下的藩王都算是被犁地一样犁了一遍，彻底分门别类归档清楚了。想要当刺头的，自然会被朝廷收拾。 另外，在护送藩王过境的过程中，各地涉及的地方官员也是战战兢兢，那些导致藩王在自己防区内被鞑子、山贼杀害的地方官，一开始个个吓得不行，唯恐潞王跟先帝一样看重“陷藩”的罪名，要拿他们的脑袋祭奠遇害的王爷。 但朱常汸却趁机顺势伸出了橄榄枝，一再表达了“值此国难之秋，特殊时期，北方官员守土不易，被小股鞑子渗透杀藩，不能以陷藩论处，只要不丢城池就不算”的善意，赦免了这些官员的罪过。 地方官和武将一看“原来如今有藩王在自己管辖的地盘内遇害，已经不会再被问罪”，胆子也大了起来，再回想一下当初崇祯朝时的严刑苛法，多少督抚、兵部尚书都是因为死了藩王被崇祯处死，大家忆苦思甜之下，对仁慈的潞王就更加拥戴了。 谁让大明朝发展到如今，天下就没几个人喜欢藩王的！听说藩王死了不用一概负责，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谁不觉得松了一大口气呢。 当然，朱常汸这般“宽仁”，肯定也会给藩王们留下借口。比如福王就多次私下里串联其他藩王，表达了“朱常汸暗弱，如今已经被朱树人控制，这是有意残害宗室手足，才一改先帝时严惩陷藩官员的良法，改成如今这般朝纲崩坏的样子”。 南方朱树人势力最薄弱的两广地区，也有一些历史上就颇有野心想要称帝的藩王，因为惧怕入京，想留在天高皇帝远的两广，而选择了跟朱由崧遥相呼应。 随着时间进入五月份，距离福王朱由崧首次称病拒绝南下后两个月，朱常汸特地为他又下了一道诏书，责问朱由崧病情有没有好转，是否可以南下陈述此前“干预有司”的责任了。 如果继续称病，朱常汸还表示，可以从南京派几个太医去凤阳，帮朱由崧问诊，确认病情，有病就要早治，别耽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