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铎麾下的清军，跟明军拉扯数日后，最终还是成功把主力移师到了武进县（也就是后世的常州市区），并且以武进县为出击基地，开始准备对江阴县的全面总攻。　　移师过程中的一切诱敌计策都没有奏效，朱树人压根儿就不上当，也严格约束部将，不许哪怕曹变蛟这种暴烈的猛将出击追敌。　　而清军在退兵过程中，也是又做出了一些出乎明军意料的残暴举动。　　比如当他们主力移到武进县时，多铎觉得留在后方镇江丹徒县的守军后续容易被明军分割包围，就做出了放弃丹徒县的决定，让自己的军队只集中在武进、丹阳和金坛三个县，这三地以品字形布局，互为犄角，可以援护。　　这一点只要看一下镇江附近的地图，也不难理解，因为镇江一带长江是往北拐的，丹徒恰好在这个最往北延伸的尖端上，跟另外三县形成了一个伸出很远的突出部。　　当清军需要从丹徒夺回金山寺、然后跟对岸扬州的瓜州渡联络时，这地方当然重要。　　可清军如果彻底放弃了打通这儿的长江水路，再固守这个凸出的半岛，就很容易被明军切割后关门打狗。　　多铎也不想白白放弃一部分手下，自然要收缩兵力。　　而以清军的残暴，当多铎是愤而不得不放弃时，又哪里会给汉人留下人口物资？　　无法离开的老弱病残人口，几乎是被多铎全部屠尽。剩下的要么是剃发屈服、暂时从贼了。要么是此前就私下里武装反抗、向大明占领区突围了。而粮食当然是能搜到的都带走，全部充作清军的军粮。　　最后，多铎的部队在弃城前还放了一把火，把丹徒县能烧的尽量烧掉。明军发现情况后，还唯恐有诈，确认清军确实撤了，才赶来救火，拿回这座县城。　　但城内已经看不到活人，只拿回了座被杀迁一空的空城。　　明军将领们同仇敌忾，愤怒爆棚到了顶点，几乎要控制不住。这边的消息传回大明统治区，其他江南人民也是第一次有了完全的民族凝聚力，剃发令带来的同仇敌忾也愈发众志成城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朱树人也不得不离开南京城，带兵亲征，亲临前线督师，确保所有将领都不会冲动独走，形势才慢慢重归掌控。　　这很可能是对多铎的最后一战，朱树人当然要亲自收获这份泼天巨功，建立他在南京朝廷的绝对威望。　　而正牌兵部尚书史可法，则被朱树人好说歹说，劝他留在南京城内统筹全局兵备战况，就别拘泥于一城一地的战斗了。这也是为了史可法好，让将来的权力能更好的平稳过渡。　　在朱树人的权力结构设计中，史可法依然是忠义之臣，当然要重用，但史可法的定位永远是一个后方的军事统筹者，而朱树人才会是未来的一线三军统帅。　　这个分工，就好像三军统帅和国防部长，或者说古代天下兵马大元帅和枢密使的分工，也确实契合了“兵部”的本来职权。　　隋唐设立六部之初，兵部本来就是管军队建设和装备后勤、补给筹措的，那些朝代都还保留了天下兵马大元帅。是后来宋、明对武将的制衡越来越严厉，枢密院和兵部的职权才逐渐越来越细，最后不仅能直接掌管武将的升迁任命，甚至还要“微操前线”，这是宋明武备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了，以后天下重新太平了，朱树人还是要提防藩镇割据、武将跋扈的，但他本人活着的这一代人没必要，他可以终生扮演军权独揽者。至于以后，再想别的办法。　　这些都是后话，眼前最关键的还是战场上的胜负，只要打赢了，后续一切都好说。　　……　　话分两头，明军把清军的占领区逐步压缩到三个县之后，多铎也终于在江阴城下，展开了第一轮的攻势。　　清军主力抵达武进县是腊月初六，再推进到江阴城西则是腊月初八。　　多铎当初刚到江南，一共有四十六门红夷大炮，南京之战结束后损耗到堪堪三十门出头。金山寺半个月的消耗拉锯，又有数门大炮被摧毁，还有些使用过度损坏故障。　　总之多铎能拉到江阴的重炮，总数已经进一步下跌到了二十门。火炮数量的下降，也让清军不得不放弃速攻破墙的计划，转而考虑多准备一些其他攻城武器，多管齐下。　　而当多铎第一次亲自观察了对面江阴县的城防时，则是忍不住又微微倒抽了一口凉气。　　战场的地形并不利于大兵团展开，城北黄公山，城南惠山，还有放运河水带来的泥泞烂地，把一切原本低洼适合行军穿插的平原都淹了。　　若是在北方，这寒冬腊月的季节，多铎也不至于太怕水，因为清军在苦寒之地打仗打习惯了，北方的河流腊月早就结冰了，甚至连黄河表面都能结冰。这才有历朝历代河北雄兵趁着严寒铁骑渡黄河的典故。　　但到了江南，情况截然不同了。哪怕是小冰期，冬天依然不能让长江或者太湖结冰，运河水放出来后，只会留下泥泞。　　多铎原先也没来过江南，甚至他那些主要谋士和文官，不论张存仁还是孙之獬，也都没来过江南——孙之獬虽是汉人，却是山东籍的，一直在北方做官。这导致他们原先都没太考虑过这个问题，也没料到最后会需要在大冬天的跟泥泞作斗争。　　而江阴县的城墙，经过此前一段时间的抢修，外墙也额外加固了一层缓坡的夯土，质地看着不是很坚固，但绝对能吸收炮弹的冲击动能，已经接近西式棱堡或者说南阳县的城墙设置了。　　当然，具体到细节，阎应元修的城，跟张煌言修的南阳县还是有点不同的。　　江阴县更小，城池原本的规模也更局促，城墙四角原本也没有角楼炮台，马面数量也很少，无法布置足够的侧射交叉火力佛郎机，用于轰城墙根的蚁附之敌。临时要凭空造大型炮台，工程量太大，民夫也来不及施工。　　所以阎应元因地制宜，放弃了建造大型炮台的想法，而是在城西设置了几个凸出于城墙百步外的小型独立要塞，只以甬道土堤与主城连接——　　对这种设计没什么概念的，可以理解为西式棱堡外部的凸出式三角堡，也就是意大利语里的“Rivelino”，意大利人1497年就发明了。　　也可以理解为三十年前大阪战役中真田幸村在大阪城南修建的“出丸”。只不过真田丸只是藏火枪队的，阎应元修的那些前出式三角堡，每个都可以布置四门红夷大炮，而火枪队也一样不少。　　清军刚刚抵达时，不了解这种凸出三角堡的效果，就想着直接先速攻一把，夺取几个外围工事以壮军威。　　他们把仅有的红夷大炮都拉来对着这些三角堡狂轰，然后组织大量铁甲士卒直接飞梯登城，觉得这些三角堡藏不了多少人，只要以数十倍甚至更多的士兵四面围殴，绝对能拿下。　　然而一打起来，多铎就发现自己大错特错了。　　这些三角堡之所以造成三角，都是经过严密的数学计算的，其外侧的两道三角形斜边角度，刚好都是跟后面主城墙仅有的那几个马面炮台互相呼应的。　　清军如果沿着那两条外斜边蚁附，就会被后侧主城墙马面的红夷大炮精准侧射，打成穿糖葫芦，火枪队也可以敞开了侧射，让攻城士兵都处在一条瞄准线上。　　而清军如果绕过三角堡的两条朝外斜边、非要从朝内的那一侧攀爬，倒是可以防止刚好处在交叉火力线上，但那个位置距离主城墙也最近，只有几十步，要腹背受敌。　　最歹毒的是，阎应元修的这三个凸出式三角堡，其墙顶的女墙垛堞，都是只有朝外那两条斜边上才有，而朝内面对主城墙那一侧，是没有女墙垛堞的，光秃秃无处藏身。　　三角堡的高度也比主城墙略矮一些，确保一旦这些外围工事被清军夺取，清军也无法在墙顶站稳脚跟，因为他们毫无掩体，站位还比后面主城墙的明军低，只会被单方面屠戮射杀，挨个点名。　　显然，这一切背后的数学原理、设计应用，又是朱树人点拨的，并且由朱树人在武昌的学术理论团队加以论证、工程技术人员具体检验过的。方以智、宋应星，每个人都在其中做出过贡献，最后阎应元不过是一个学习并加以应用的集大成者。　　清军的初次轻率进攻，直接后果就是丢下了足足千余具尸体，却什么都没得到。还不得不重新回到慢慢围城、慢慢制造重型器械的老路上去。　　清军转移目标后好不容易鼓舞起来的士气，也再次低落了下去。士兵们在泥泞中迂回搬运，推着车轮时常深陷的牛车，把围城物资运到敌后的城东、城北，把江阴城四面都分割包围起来。　　对面的阎应元，也没一味死守，甚至敢于在清军少数围城部队先锋、辎重过于深入，或者脱节时，主动打开江阴县的城门，派出敢死队反击，把清军落单或陷入泥泞的辎重队截杀。　　虽然这种截杀只成功了一两次，但也极大地鼓舞了江阴城内守军的士气，让他们愈发尊重阎应元，对他的一切命令毫无保留地遵照执行，如臂使指。　　多铎一开始完全没料到明军有这个胆子，损失了两批陷入泥泞的马车后，不得不让自己麾下的围城部队相互之间别离太远，不要落单，但这却导致了进度的进一步迟缓。　　清军花了四天时间，才初步建立了围城阵地，又花了五六天，才修起必要的防御工事，避免明军突然出城骚扰时被打个猝不及防、顾此失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