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尔衮和济尔哈朗达成妥协和利益交换后，清廷的决策流程还是挺迅速的，“准许筹建汉人绿营、由两黄旗派出骨干重建两白旗”等两项军队建设方略，立刻得到了快速执行。 南边大明朝廷那些六部草拟、内阁集议、形成文件、再司礼监批红……的繁琐流程，北边清廷这边暂时还没有，如今一言堂或者二王私下合意的情况多如牛毛。 历史上，绿营的初建大约发生在顺治三年、四年之后，也是清军发现八旗兵不习水战，不适合江南水网稠密地区、持续的镇压民变需求，才慢慢筹备的。 如今也算是被朱树人这个蝴蝶效应给逼的，提前两年催生了出来。 按照多尔衮刚下发的文件，要从北方汉人中招募绿营大约二十万编制，未来还有可能扩编，基本上是比照八旗如今“一个正丁士兵能有两倍的次丁预备役替补”比例来，所以二十万绿营兵对应的预备役就是四十万，两者相加总数是六十万。 历史上，“六十万绿营”这个规模，在清朝后续的统治中，保持了非常久的时间，对付三藩之乱时绿营是六十万，到了乾隆、嘉庆年间还是六十万， 一直到洋人入侵、洪秀全闹太平军，绿营不堪压力，清朝才进一步扩军组建新式军队，有了后来曾国藩李鸿章的湘军淮军。 当然了，眼下指望招募齐六十万人、还要训练形成战斗力，肯定不是一朝一夕的，至少要数年时间。 所以今年多尔衮要求的只是先把第一个二十万弄起来，有了骨干之后，才能按正规军带预备役的模式进一步扩张。 后续每隔一两年扩招一波，三五年形成完全战力——就是不知道清廷能不能撑到那个时候了，也不知道这样拉起来的绿营有多强的战斗意志。 而今年的指标之所以定得这么高，也是因为多尔衮觉得，可以通过对北方投降明军的改编、重编解决一部分，诏安吸纳流贼俘虏再解决一部分。 这样最后需要靠拉壮丁补足的部分，估计也就那么几万人了，应该可以完成。 然而实际开始征兵后，进展却还是比预期的更不顺利。 最初十天半个月下来，几乎没招到什么自愿当兵的汉人，只是改编了一些降军和俘虏。 这就逼得多尔衮不得不再找来他信任的汉奸文臣谋士，群策群力想点办法，激起北方汉人对南明的仇视，鼓动人心帮着大清出力。 洪承畴如今在南方，跟随阿济格，所以北京城里的老牌顶级铁杆汉奸无非是范文程等三人。 其中鲍承先早已因为前罪失势，如今也病重将死，没法帮多尔衮出主意，最后还是范文程、宁完我帮多尔衮想了一点鼓舞士气的招。 尤其是范文程，最近看起来可悲伤了，自从听说自己的旗主、豫亲王多铎战死后，范文程一直辍朝披麻戴孝，哭得天天眼睛通红。 还让他小老婆生的那个小儿子，给多铎披麻戴孝，偷偷行孝子礼——范文程的小老婆生的其中一个儿子，其实就是多铎的种。当年黄台吉活着的时候，还因为多铎霸占旗下汉臣的妻妾，被黄台吉罚俸了两万两，这事儿是史有明载的。 做奴才能做到这种程度，为自己的老婆能生出主子的种而欢欣鼓舞，不得不说是极品到了一定程度，养狗一定要养这样的货。 …… 范文程帮多尔衮想的宣传计策，很快就暗搓搓部署了下去。 数日之后，三月中旬的北京城。 天气依然寒冷得有点不寻常，街市上也是百业萧条，哪怕是在最繁华的前门大街上，都已经辰时了，还看不到什么店铺卸门板营业。 每一家店铺的门板后面，都有一双双的眼睛，在盯着同行，盯着街上的行人，想等同行开门、确认有客流后，再随大流开门。唯恐当了出头鸟，被勒索劫掠之辈盯上。 对于北京的汉人而言，战争已经结束了大半年。前年开始的鼠疫，也随着人口大量死亡，渐渐平息了——能活到现在的，基本上都有点免疫力。 他们大部分已经剃了头发，扎起清廷要求的辫子。只有极少数以遗老自居的隐居读书人，东躲西藏还存着点念想，剩下的都习惯了给大清当奴才。 人口大量死亡，减轻了压力，战争结束后，京城里的粮价也一度有所回落，当时的日子似乎也就不比崇祯皇帝活着的时候难过。 而且，此前多尔衮也确实是会演戏的。 去年入关以来，考虑到河北地区二月份之前还是明朝控制、三到五月份一度在李自成控制下，此后才全部被清廷接收。百姓一年之内二易其主，多尔衮就宣布了废除明朝留下的三饷，一度让河北、山东百姓欢呼雀跃。 然而这一切，也随着年初传回的多铎战败噩耗彻底终结了——历史上，多尔衮还要再演一演，撑到顺治三年，才宣布重新加派辽饷， 还说原先承诺的废除三饷其实表述不合理，只是废除的“崇祯后期新加的那些杂饷”，但对于万历、天启年间就已经开征的，不在减免之列（明朝万历末期就已经有辽饷了，但是没崇祯时那么高） 现在么，北方朝廷提前钱粮不支，辽饷当然也要提前重新开征，等于是比历史同期提前了一年。“仁政爱民”什么的演技，当然也就提前丢掉了。 听说三饷重新开征之后，北方汉人当然是非常震惊的，去年一开始对清廷的那点期待，也彻底不存在了。 只是大伙儿已经做了奴才，手上没武器，也没法反抗，只好继续逆来顺受，反正在崇祯和李自成手下已经逆来顺受那么多年了，不差再苦几年。 大不了等那些帝王将相自己狗咬狗，咬出一个结果来，谁笑到最后大伙儿就给他当奴才呗，关百姓屁事！ 那些狗皇帝都是一路货！ 而具体到北京城里，自从二月份宣布今年要重新开征三饷后，京城的粮价就出现了一波暴涨，人人都在担心朝廷的钱粮维持出问题，养不起北京城里那几十万人口 （注：崇祯时有百万级的人口，崇祯十六年那一波大鼠疫死了一半多，两次战乱加拷饷又死很多，所以现在只剩几十万） 前几天，因为听说朝廷要开大清入关后的第一次恩科春闱，北方各地有不少举子要来北京（也是朱树人的蝴蝶效应，比历史提前了一年）， 上面到处调粮食到京城粉饰太平，还杀了一堆屯粮惜售的奸商，把抄没充公，才算是靠着刀把子加粮袋子双管齐下，把粮价暂时压低了点。 但这也导致商人们愈发人心惶惶，街上极少再有店铺敢一早开门，就怕被抄家的盯上。 …… 这天是春闱刚刚考完、等着放榜的闲暇日子。 几个山东来的举子，前阵子闭关久了，考完要放松一下，便结伴在前门大街晃悠了许久。然而已近晌午时分，还没看到什么店铺开业，无疑让这些外地人很是失望。 “这北京城竟凋敝至此，一点都看不到新朝百废待兴的气象，倒是只剩废了，唉。”
一个三十来岁的山东举子，不由叹息道。 他叫傅以渐，祖籍江西，也算数代读书人家，但江西的南榜科举卷得太厉害，他父亲那一辈卷不过，就设法移民到了山东聊城，以参考北榜。 到了山东之后，北方连年战乱，读书果然读不过那些江西移民，傅以渐就中了个举人。 此番清朝仓促开恩科，以火线收拢读书人心，因为也来不及自建“举人库”，就大量追认了前明崇祯年间考中举人的，允许他们直接来参加清朝的会试。 傅以渐和其他一些山东老乡举人，自然也都闻风而来，趁着这个蓝海期捞一票。 此时此刻，面对傅以渐的吐槽，旁边另一个山东举子、胶州府李世镐，也不由出声附和： “傅兄所虑甚是，听说前阵子朝廷为了平抑京城粮价，搞得商人都跑了，长此以往可不是办法呐。这天下都快定了，三饷又要重收，怎得还会如此缺粮？莫不是有巨贪上下其手，中饱私囊！我辈将来出仕，定要和这些污滥之辈斗争！”
傅以渐听他附和自己，也只能赔笑表示认同。但旁边另外有几个山东举子，便对这李世镐内心颇觉鄙夷： 他是胶州府人，跟其他山东举子还不一样。胶州府位于山东很东边的半岛上，那里还有退守登莱的明朝总兵刘泽清没有覆灭，守着一点山区当他的土皇帝。明朝的文官官府在山东半岛尖端也还有些余孽。 所以，胶州府人是既可以选择南下南京，将来继续参加明朝的科举，也可以稍稍越境，到清朝控制区来考的。 这李世镐学问倒也不算很差，但同行之人都听说了，他是嫌南边读书人太多，竞争激烈，所以想来北方捡漏。 因为听说北方大部分沦陷后，南京朝廷在这国难之秋已经不可能再专门组织南北分榜考试了。让少数山东未沦陷地区的读书人去跟南方人考南榜，他们自然不乐意。 为了考试简单一点，通过率高一点，当汉奸又怎么了？要是当汉奸就有官做，当就当呗！ 一群完试举人闲逛之间，忽然就看到一群清兵簇拥着几个小吏，从正阳门箭楼那边鱼贯而出，街上原本稀疏的行人也是纷纷躲避。 他们这些举人有功名在身，倒不是很怕，还敢远远看看热闹。不一会儿，那群士兵就穿堂入户，不知道搞了些什么。随后，那些被小吏、士兵经过的店铺，就被揪出一个个掌柜强行开业。 其中最早重新开张的，便是几家米店。 傅以渐和李世镐等人看了，也是不由揣测：莫非朝廷是因为杀屯粮惜售的奸商杀多了，没人敢开业，这就拿着刀把子又来逼人开业了？ 不过那些奸商经过前些日子那一劫，应该也学乖了，不敢在城里屯太多代售的粮食吧？那样就算被抄店了，也能辩解说实在无粮可卖吧？怎么就会着了朝廷的道呢？ 众人好奇，也就不免凑了过去。 而因为百业萧条多日，之前科举考试那几天，店铺几乎都没开门。北京城里的穷人有不少都是没钱存太多粮的，都是干一天工钱换一天吃食，几天不买米就得饿肚子，如今都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看到粮店纷纷重新开业，自然有无数穷人拿着仅有的工钱，蜂拥过去想要抢购。 然而下一刻，众人的哀嚎和惨叫，顿时就响彻了整条前门大街。 “三两银子一斗米？是一斗不是一石？天杀的奸商，你们这是嫌朝廷的刀子不够利是吧？前几天被杀的那几个奸商死得还不够惨？”
“什么？这米面怎么这么贵了？好不容易不缴三饷攒下点钱，还不够贴到粮价上涨上去。这没法活了……” “你这什么老黄历！今年三饷不是又要收了么！”
北京其他各街市上，此刻也发生着跟前门大街差不多的情况。一群群的苦工力役、贫苦小贩，都是埋怨不已，又不敢说得太明显，不敢把怒气发泄到统治者头上。 这种情况在河北其他农村地区，倒是不常见，因为农村都是自给自足的，种什么吃什么，不指望“商品粮”，粮价涨跌也就没那么大影响。 北京却不同，哪怕死了一大半人口，剩下那几十万毕竟都不是农业人口，其中的穷苦人也多半是工商、仆佣。 对非农人口而言，粮价上涨简直要命。 负责京畿治理的官吏们，当然也知道这群刁民因此吹毛求疵。要是平时，他大清官员早就拿刀招呼那些碎嘴子了。 然而今天，朝廷却罕见地没有派人弹压市面，也没有尝试平抑粮价。 那些被骂的“奸商”，也理直气壮起来： “朝廷也是没办法，是确实没粮了，爱买不买！朝廷的库粮，都要供给摄政王新征的绿营作为军粮， 活不下去的那就去当兵吃粮便是！选不上当兵的就自个儿滚出北京城！北京城是阿猫阿狗都配活的地方么？”
“这次的粮价是朝廷准了的！要怪就怪江南的狗伪朝断了漕运！往年这时候江南的漕粮就该来了！是他们不让咱北京城里的老少爷们儿活命！跟着王爷杀光江南的反贼，北京城才有粮！”
说这些话的，当然不仅有刚刚被朝廷小吏和士兵吩咐了的粮店老板们，还有更多混杂在人群中的、被范文程安排的带节奏人员，隶属于顺天府的三教九流，专门误导不明真相的群众。 一时之间，被巨高粮价所迫的穷人，很快就被带偏了方向。 “圣上和摄政王那是何等英明睿智、仁政爱民？哪会让咱跟前明时那般挨饿？”
“这次粮价暴涨，说到底是因为今时不同往年、南北漕运一时断了！咱京城老少爷们儿，百万之众，指望河北那点破田的产出哪里够吃？前明二百来年，哪年不是靠江南漕运？”
“就是天杀的伪明，在江南另外立了一个伪帝，直接把财赋之地的余粮截留自个儿吃了，这不是要活活饿死咱四九城里的老少爷们儿么？”
“尤其听说那个拥立最出力的，就是伪帝的亲家和女婿沈家。五年前朱由检活着的时候，沈家撺掇朱由检‘漕运改海’就没安着好心， 就是仗着他家几代人掌握黄海海运，朝廷漕运改海他能赚取巨利！还能用粮食贸易拿捏朝廷、用京城百姓的性命威胁朝廷！如今总算是包藏祸心露出来了！”
“而且咱大清又不白吃他的，但就算拿银子买他都不肯！不但不让沈家的船队海运卖粮，连别家要卖粮的，他还扮海盗截杀！这种畜生就是全京城人的死敌！总有一天必须食肉寝皮！”
很快，北京城里人人都知道了，粮价上涨就是因为漕运彻底没了，跟其他无关。要怪就怪那些断漕运的畜生！ 那些不关心国事的普通百姓，听了这么多密集轰炸，难免恐慌。便有不少排队的穷人谈论着退缩： “那眼下怎么办？这粮价再这么涨，江南漕粮断一整年，咱怕是都饿死了！要不只能离开京城，回乡下找些能投献的机会，混口饭吃再说。”
但顺天府管的那些三教九流，显然提前培训学到了更多鼓舞士气的话术，连忙在人群中挑拨： “那不成！咱祖上花了几代人才混到京城来，这两年要是留在外面，怕是早饿死了，要不说是条狗都得托生在这北京城里呢！ 我爷爷辈，家里两位叔祖都是自宫才谋得个机会，才把咱家带掣到了北京！如今要是离开北京，祖上挨的那几刀子不是白挨了么！死也要死在北京城里！谁不让咱活在北京城咱就跟谁玩命！ 老子决定了，就特么当绿营兵！跟着朝廷天兵把江南伪明杀光，还不是吃香喝辣！哪天漕运复通咱衣锦还乡再回北京城！”
“就是，而且就算有人心向伪明，咱北京城里老少爷们儿也没好日子过了！你们想，听说那朱树人是苏州奸商狗杂种出身！最是为富不仁！ 那些苏州狗在前明，就是活该世世代代纳粮的贱种！当年跟着张士诚反前明朱元璋，朱元璋时就定下了苏州府要缴每年五十九万石漕粮！后来正税损耗加上，那得一百十七万石！ 他们祖上犯贱，活该他们世世代代每年给咱北京大爷供一百十七万石！现在要是朱树人得势了，他能让苏州贱骨头再世世代代继续每年供咱北京人一百十七万？ 不可能的！朱树人肯定会偏袒那些苏州贱骨头！所以只有让代表咱北方人利益的朝廷灭了江南狗，我们才能世世代代继续让南京苏州松江贱骨头给咱上供！ 那些江南人不就是会读点书，为富不仁，奸诈歹毒，哪里有我们北方儿郎勇武豪爽、仗义诚信？前明让那帮刁钻杂种捞了那么多钱粮，就该连本带利还回来了！”
诸如此类的说辞，在北京城各处散播开来，不得不说范文程的设计还是很细致的，一句句都切中了利益要害。 无数原本没什么怨气仇恨的人，也不得不想：确实，朱树人这杂种是苏州狗！就算回到前明，以后还会跟前明太祖时那样，狠狠刮苏州的不义之财吗？ 要是断了江南漕运，以后北京城还怎么活？就算回到前朝都活不了了！所以，不能让江南利益集团得逞！ 推而广之，更多对南明不利的言论，也在尺度越来越大，在范文程的授意引导下扩散。 比如，哪怕是纯粹追求天下统一、不再打仗的普通百姓，他们也会很快听到一种对南明不利的言论： “南京伪朝根本没想统一天下！只有北京的大清才心心念念为了天下人不再打仗而着想！而南京朝廷只是想把富庶之地拿出来单独割据过他的小日子！ 他们巴不得把需要倒贴钱粮统治的北方包袱甩掉！所以所有有志于统一天下的良善之辈，都该为大清效力！”
考虑到未来一两年，确实有可能南北会陷入休战休整的状态，范文程的这种歹毒骗术，还真就有一定的欺骗性。于是一小撮纯粹只是不想天下割据分裂的有志之士，也被不同程度欺骗了。 多尔衮授意范文程反复如此鼓动，最后对他的绿营募兵工作，倒也确实颇有帮助。至少，在前明时，受益于南北漕运最多的几个人口密集城市，有无数冲天怨气之人，被清廷挑唆着参加了绿营。 北直隶的北京、通州、天津，山东的聊城、临清，那都是大运河沿线的重镇。原本都是人口百万的漕运城市。 虽然自从六年前，朱树人帮助父亲沈廷扬建议崇祯漕运改海，这些城市每年都有数万人、五年加起来有好几十万，被沈廷扬“异地就业安置”，或弄到南方屯田，或搞别的工商业开发，或用于海运水手，消化了不少富余劳动力。 但安土重迁，不愿意搬离家乡的人，每朝每代始终都是有的。有些人纯粹就是因为守旧，或者在原本的漕运事业上有绝对无法割舍的核心利益。 这些人吃瘪了几年，也不可能全都饿死。如今被多尔衮用漕运断绝问题、挑起南北方汉人内部的矛盾，这些曾经的码头工人、纤夫，也就成了清廷第一批绿营的主要拉拢对象。 多尔衮今年的二十万绿营，除了改编投降俘虏外，就指着这些码头工人纤夫当兵了。 当然，多尔衮这么干，在北方大地上激起的反抗自然也是不少的。 比如在山东地区，清军控制下的鲁西平原，此前就爆发了“满家洞”农民起义，那是从崇祯十七年初就开始了。 所谓的“满家洞”，原本是嘉祥、巨野等地一些农民军领袖如宫文采等人，利用山区边缘和大泽（巨野泽）各种山洞藏兵躲避官府搜捕、等官军退了再冒出来。 后来渐渐就发展到济宁这样的山东大城市，对抗方式也从依托大泽山洞，发展成了“地道战”，村村挖洞防止清军清乡杀人抢劫，遇到清军来三光就直接躲地道里对抗、转移。 原本的历史上，山东满家洞最后被豪格和阿巴泰联手平定，也是用了相当惨烈的、类似于后世日军的“囚笼策略”，彻底网格化封锁切断地道战义军的转移和补给。 最后宫文采为首的核心义军拒不投降，是被人吃人直至活活饿死的。 但现在，蝴蝶效应显然也影响到了山东的民变。因为南征不利，清廷在北方进一步横征暴敛解决钱粮不足，还要征兵绿营。山东穷苦百姓自然也更早更彻底看清了清军的嘴脸。 宫文采的挖洞对抗得到了更大面积的响应，而阿巴泰又因为被调走去接替死了的多铎，导致山东清军愈发空虚，只剩豪格一个人大权独揽对付山东民变。 豪格要求增兵、轮换部队作战，朝中的济尔哈朗也都顶着压力，要求多尔衮接受，以换取他对绿营政策的持续支持。 济尔哈朗的说法也很有道理：不是说朝廷的钱粮不支持继续大规模南征么？又说新编练的绿营也不能指望将来直接投到南方战场当炮灰，得先严加操练一年？ 既然如此，干嘛不直接以战带练，直接把待训的新绿营去轮战平定满家洞，见见血练练胆！让山东的纤夫去杀山东的农民，用汉人的内战来练兵！ 因为嫡系武装被极大削弱，多尔衮暂时也只能适度妥协让步，最后的结果便是大批纯新兵蛋子的新募绿营，被就近拉到山东战场，以低烈度的作战替代训练。 而掌握山东平贼大权的豪格，也因此机缘巧合，发现自己似乎有可能从此前内斗失败的阴影中走出来…… 但不管怎么说，多尔衮这一连串形同人吃人的操作，是把清廷的北方民心彻底撕裂了。 在钱粮不济的情况下，他们选择的就是找由头在内部重新划线、把人分成两部分，然后团结一部分人直接去抢去杀另一部分人，如此倒也能渡过钱粮危机。 毕竟人类文明哪怕一点新产出都没有了，靠杀大户抢富人挖掘存量财富，到了末世流都还能活好久呢。 顺治二年再惨，总比末世文里的状态要好，生产也还是有的，只是北方吃饭的嘴多出来了而已，把一部分杀了吃了，总归是够吃的。 被分润了好处的那部分人固然是可以刀头舐血，被培养出忠诚度，但被杀被逼到另一边绝境的百姓，却是怨气冲天，把清廷视为了生死仇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