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了这句，徐容顿住了缓慢流转的笔尖。
《毒战》的编剧拢共有四位，韦佳辉、游乃海是主要编剧，杜其峰和他则是根据各自的阅历、见闻提出相应的修改意见或者设计个别情节。
也正是这次全程参与剧本剧情的讨论、创作，让他对于什么剧本可能火，什么剧本不可能火有了较为清晰的概念。
每一个人物自出场到退场，他们的一切行动，包括不限于喜怒哀乐、生老病死等等等等都应当符合人物自身的逻辑。
其次就是可创作性，有一个较为典型的例子，好的小说未必能改编成剧本，但是好的剧本一定可以改编成小说，因为小说中的一些内容，如“恐怖如斯”等描述，无法形成规定情境下的行动。
他有种感觉，《毒战》不仅仅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其对他的职业生涯产生的影响，远不止如今看到的那么简单。
将写的内容过了一遍，直到最后一句的“由此可见，曹禺充其量不过一二流编剧。”
时，他犹豫了一瞬，过去他写总结，因为从来没考虑让别人看，往往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其中偶尔也会夹杂对同行的吐槽乃至于对于一些熟人的批评甚至鄙夷。
可是如今他就不得不多顾虑一些，因为随着他在学术界的地位越来越高，他的笔记尤其是表演总结，未来难说不会被整理发表乃至编撰、收录至普通高等教育“某五”规划教材当中，有些即使是他自以为是的幽默，到时候恐怕难免会被人各种解读，平白招惹一些没有必要的烦恼。
实质上，对于总结中出现的任何一个名字，他压根并没有丝毫贬低的意思，能够在他的笔记当中出现的人，尤其是在引用理论、方法时出现的名字，即使他不赞同对方的意见，但却不会否认其独到之处。
可是老院长对于《家》的改编，他总感觉还有改进的余地。
在《雷雨》的第二幕，年轻时的老院长曾为繁漪写过一段独白：热极了，闷极了，这里真是再也不能住的，我希望我今天变成火山的口，热热烈烈的冒一次，什么我都烧的干净，当时我就再掉在冰川里，冻成死灰，一生只热热地烧一次，也就算够了。我过去的是完了，希望大概也是死了的，哼！我什么都预备好了，来吧，恨我的人，来吧，叫我失望的人，叫我嫉妒的人，都来吧，我在等着你们。
但是当《雷雨》正式排练，老院长把这段话改成了：热极了，闷极了，这样的生活真没法子过下去了。
改动看上去不大，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人的本能，当人真的陷入巨大悲痛的时候，他想的一定不是怎么向别人诉说他的悲痛，而是想方设法的镇定自己、解脱自己。
他并没有划去对老院长关于《家》改编的评价，即使未来会因此受到争议。
一路走来，他能在业务水平方面取得今天的成就，其中原因之一就是在他的理念中，只有实践验证对错，而非是否权威决定。
确实，评价老院长在某些剧本上的创作是二流编剧在绝大多数人看来相当离谱，可是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抱有类似的观念，人类的发展史大概率将变成一部愚昧史，因为“权威在他擅长的领域是对的”违反了辩证法的三大规律之一的否定之否定规律。
“笃笃笃。”
“徐容，你在里边吗？”
徐容正要抬笔继续写下去，门外传来杨蜜的声音。
他既没言语，也没吭声，他并没有忘记，就在十来分钟之前，自己理不直但是气壮地把她们几个狠狠地批评了一顿。
“咔嚓。”
房门开了，在顿了约摸两秒钟后，探进来一个鼻梁挺翘的扎着辫子的脑袋。
杨蜜望见坐在桌后，皱着眉头埋头沉思的徐容，眼睛稍微睁大了点，可是并没有说话，而是回过头，以极低极低地声音向身后的人说了句什么。
过了一会儿，她端了一杯水，推开门，轻手轻脚地走到了桌子边，双手端着水杯，停在了桌面上方。
徐容愕然地抬起头，似乎刚刚意识到她的到来，诧异地问道：“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杨蜜瞧着他眼中的疑惑，皮笑肉冷地将水杯重重地顿在桌面上，道：“喏，给你倒的水。”
徐容先是瞅了瞅水杯，又瞧了瞧杨蜜离去的背影，最终，视线落在了笔记本上刚刚写就的一句话：人物本身脱离了人物应有的命运。
这杯水如果是小张同学、徐行或者宋佚三人当中的任何一个人端来的，他都不会意外，但是唯独不应该是杨蜜。
因为这很不杨蜜，犹如一个普通白领坐在别墅里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
他顺手的端起水杯，正要抿上一口，可是没到嘴边，他又止住了动作，他陡然想起昨晚的杀青宴。
这是在自己家没错，可是在不到十二个小时之前，他差点就因为喝了自己水杯里的水彻底葬送自己的职业生涯。
而促使他停下喝水的动作的，还有原先压在水杯下的一枚硬币。
他皱着眉头，疑惑地瞧着那枚五角的硬币，他记得之前桌面上并没有这个的。
他可以确定，这枚硬币应当是杨蜜刚才放的。
问题是，她给自己一枚五角的硬币做什么？
而门外，关了门的杨蜜突然感受到一股从未有过的轻松。
因为要给张晓斐当伴娘，最近一段时间群里的话题几乎天天都要牵扯到徐容。
在过去，尽管跟徐容交流不多，可是她总觉得自己是最能理解他的，除了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他承受的压力是多么的大，活的多么的累。
随着最近对徐容了解的加深，她才逐渐发现，一切都是自己以为的，徐容平时的休闲方式很多，除了应付各种酒场饭局之外，骑马、滑雪、游泳、射击等等等等都是他平时消遣的方式。
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并非他生命当中的不可或缺，没有自己，他依旧过的很快乐。
这枚硬币，算是两人过去为数不多的牵扯，从今往后，就只是纯粹的同学关系。
而在房间内的徐容脑海当中也慢慢浮现出一幕场景，教室当中，杨蜜演一个乞丐，而自己站在她跟前，慢慢悠悠地打开了钱包，从中摸出了一个最小的硬币，递到了她的手中。
他捡起硬币，随手扔进了抽屉当中，作为一个保持内在经常活跃的演员，对于杨蜜的情感，他多少有所察觉。
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
将水杯放到一旁，他拿起笔，继续写道：
一个顶级的编剧、导演、演员的组合，或者说，一部必然大热的戏的创作团队应当是这样的，编剧在刻画人物的性格时，不应当简单直接的形容某个角色“聪明”、“睿智”或者通过他人称赞他的聪明睿智，而是应当给人物足够富于“动作”的规定情境，让人物能够在那种情况下，按照他的性格逻辑，做出“非这样不可”的事情来，这是优秀的编剧、优秀的剧本的必要条件，就像《毒战》当中，爆炸发生的时候，蔡添明毫不犹豫地抛弃了妻子和两个小舅子独自逃生。
这一行动不需要任何人来说明蔡添明的性格，但是每一个观众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都会有最直观的判断。
但实际创作过程中，绝大多数编剧限于自身的水平，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强行为之只会导致剧情冗长拖沓，但也并非没有，如“孔乙己排出九文大钱”，这一规定情境下的动作不需要导演进行再加工，比葫芦画瓢就行，因为人物的性格在行动当中已经足够凸显。
正因为绝大多数编剧不够优秀，剧本存在缺陷，导演在当今影视行业的地位、重要性才得以凸显，一些优秀的导演（包括剧组所有的工作人员），总是能把编剧的话，仅仅通过镜头，而非演员的口呈现出来，在这方面我合作过的导演当中，黎叔是比较拔尖的。
这也是很多优秀的编剧难以成为顶尖的导演，但优秀的导演往往都是顶尖的编剧的原因。
其次就是演员，理论上，导演根据自身对剧本的理解指导演员创作，假设编剧、导演的水平都足够高，演员只需要按照导演的要求演就行，因为编剧赋予人物的行动让每一个人物本就是“活”的，导演也早已做好的光影、镜头的调度。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种理想的状态，就像亚当斯密提出的经济人假设，所以，体验生活或者说深入生活就成了演员的必修课，因为所有的编剧、导演对于人物的了解都是片面的，甚至只是主观的臆测，而一个对于特定人物真实的生活状态有足够了解的演员，是可以，也有义务、有责任指导编剧、导演的创作。
这一段写完，徐容咧了咧嘴，传统的表演教材当中，总是规劝演员在拍摄过程中要与导演沟通一致，如果双方在创作伤产生分歧，往往都会建议按照导演的要求执行。
但是今天，他提供了一种和过往教材建议不同的，但是实际创作当中时有发生的新方法。
相信姜汶看到之后一定会感谢他，毕竟他为他指导别的导演的创作思路提供了理论支撑。
写完之后，他将笔记本合上，从抽屉当中抽出了一本半旧的笔记本，其中半本，记的全是《家》的排练、演出的总结。
翻开崭新的一页之后，他缓缓写道：
一、《毒战》蔡添明，再论体验中的我和“我”
在斯氏的体验理论当中，要求演员在创造人物时消除我的存在，只保留“我”，才能达到最完美的表演状态，做到以人物的视角真听、真看、真感受。
不否认这种状态的可行性，但是就像如今表演界的各种方法混流一样，它的难度太高，以这个标准去评判角色的合格与否，一万个角色当中，也许只有一两个是合格的。
其次，从另外一个角度进行论断，“我”是怎么来的呢？
有一句经典的俗语可以解释，一千个观众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而演员读剧本时，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哪怕同一个人物，不同的演员对于人物的认知也是不同的。
也就是说，“我”是我根据我的文学素养、成长经历、人生志趣等从剧本中发掘出的我的理解，所以“我”天然的就带有我的烙印，极端而言，一块石头、一根木桩或者一个猴子，是演不了某个固定的人物的，因为它们不具备文学素养、价值判断，进而认知规定情境并进行行动。
因此，用“消除”一词来描述我和“我”的关系，是不成立的。
根据我自身的表演经验，目前我有以下两种推断：
第一，也就是苏民老师所言，在体验派的表演方式当中，我是“我”的杂念。
在演出《家》时候，我当时感觉特别累，整场都无法入戏，并且拼命的想去弥补这个失误，最终反而获得了极高的评价。
按照“杂念”的说法，我在舞台上犯了错，想要的完美不存在了，可是当完美被打破了，却又完美了？
这似乎是个悖论。
事实上并非如此，因为察觉到自身状态不佳之后，整场戏我都在试图把戏拖回正轨，也就导致了在舞台上呈现了和平时排练完全不同的状态，并且有极强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抛开了一切杂念，包括对完美的渴求、对喝彩的渴求、对完美表现的渴求。
也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我完成了自身内心的松绑，无意中达成了完全体验，彻底成了人物。
这种解释是最贴合体验派的理论体系的，但同时，也是不可复制的。
那么存不存在另外一种可能呢？
我认为是存在的。
第二......
徐容写了个“第二”后，暂时停下了笔，因为他很清楚，一旦推翻了“体验”原有的定义，关于“体验”的训练方法必然要跟着改变。
那将是一条完全未知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