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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阁 > 五代十国往事 > 第6章 南诏

第6章 南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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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疑解惑】  第一个,为何在军粮紧张之际,开仓放粮呢?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裘甫贼众正是用囤聚粮食的方法,来引诱饥民加入他们。现在官府免费发粮食,饥民就不会加入贼寇。这叫釜底抽薪。  其次,地方州县没有守军,无力抵御贼众。等贼众来了,官仓正好被贼众掠夺。所以,还不如在他们来之前,就发给老百姓呢。不放粮,就等于资敌。  第二个,为何不设置烽火台?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设置烽火台的主要目的,就是求取援兵。现在所有的兵马都已经被我征调出来,后方根本没有援兵,烽火台失去了作用,白白浪费人力、物力。  其次,烽火台会惊扰军民,容易传播恐慌情绪,使我军不战而自乱。  第三个,为何选贪生怕死的人担任侦查工作,还不给派发武器?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如果是勇敢无畏的勇士,配备给优良武器,让他去当游骑斥候,那么遇见敌人,他难免会贪功恋战,不服就干。与敌人缠斗,他就容易光荣牺牲,也就不会回来报告消息了。  对于侦查敌情的情报人员,我不求他们抢多少人头,只需要他们点亮视野。  第四个,您怎么知道他们一开始是诈降?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之前说过了,两军尚未交战,且贼锋正盛,贼势浩大,还没吃任何苦头,那他凭什么投降?必然是诈降,骄兵之计。等我们精神松懈了,就容易中埋伏。  第四PLUS:3天83战,裘甫吃够了苦头,困守孤城而请降,又是如何看出是诈降?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正因为他已经吃够了苦头。数百人困守孤城,且水源被我们断绝,他们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拼死突围。什么叫投降?打开城门,放下武器。而他们只是口头投降,所以一定不是真降,而是诈降,缓兵之计。  第四(灵魂三连版):最后裘甫亲率党徒一百来人,出城投降,这可是真投降了,为何还要杀的杀、抓的抓呢?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首先,围而后降者杀。  其次,回归PLUS版问答。裘甫拿什么跟我谈?我不接受你的投降,你的人头也是我的。  所以,都打到这个份儿上了,你裘甫投降不投降的根本就无所谓了。换个死法而已。  第五个,为何先堵住贼寇去路,不担心贼寇狗急跳墙,拼个鱼死网破吗?  王式说原因很简单。  贼寇逃走之后不会解甲归田,由一伙割据地方的大贼化整为零,成为流散各地的土匪流寇,长期骚扰东南地区,不仅影响地方经济的繁荣发展、治安稳定,更会阻隔朝廷税赋。  所以,务必要集中消灭,毕其功于一役。  至此,诸将官对眼前的这位文官佩服地是五体投地,自叹不如。  庆功宴喝得差不多了。王式忽然又下了一道命令,“把余姚县刁民徐泽、慈溪县刁民陈瑊拉出去,砍了!”

诸将官面面相觑。甭傻看着了,继续讨教吧。  王大帅以一方镇帅之尊,为何要亲自发落两介草民?  原因很简单。  余姚县徐泽,地方黑恶势力头目,霸占鱼盐之利,扰乱市场经营;  慈溪县陈瑊,冒名顶替,官至县令(估计涉嫌谋杀,参见《让子弹飞》中麻匪与马邦德)。  此二人均是重大涉黑团伙头目。  王式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裘甫之辈其实是小苍蝇,虽然搞出的动静惊天动地,却只会伤及帝国皮毛;这俩看似微不足道的草民才是大老虎,他们巧取豪夺,鱼肉百姓,他们悄无声息地撼动着帝国根基,罪大恶极,罪不容赦!  这应该是王式反特战线上的意外收获。  八月,裘甫被送到京师,于长安东市斩首示众。  好事成双,不久之后,朝廷收到捷报:收复被南诏攻陷的播州(今贵州省遵义市)。  内忧外患,这是唐懿宗龙椅上的两枚钉刺。现在,朕终于可以坐稳龙椅了。  唐懿宗宣布,改元“咸通”,大赦天下。  然而讽刺的是,就在全国人民还沉浸在“咸通元年”的欢乐喜庆气氛中时,朝廷又收到一个煞风景的坏消息:南诏寇安南。  【祸之始——南诏】  南诏,云贵高原一带的王国。在当地语言中,“诏”的意思就是“王”。中原地区习惯称之为“蛮”,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七擒孟获”平南蛮,平的就是他们的祖先。  “蜀时为诸葛亮所征,皆臣服之。”

——《旧唐书》  隋末唐初的时候,洱海一带小邦林立,势力最大的是六个诏,其中的一个叫“蒙舍诏”,其地理位置在最南面,所以又被中原人称作“南诏”。  唐王朝采取“以夷制夷”和“远交近攻”的策略,在地缘政治方面自然是要无条件支持南诏的。论实力,南诏在六诏之中几乎是垫底的,但因为有了天朝大国的支持,很快就征服了其余五诏,成了地区霸主。这就是唐王朝的一个战略失误了,给自己种下了一颗苦果。  但凡大国干涉地区内政,谋求地缘政治的利益最大化,其中一个重要的法则就是浑水摸鱼,人为地通过宗教、种族、文化等差异来人为地制造冲突和混乱,从而使地区各方势力对大国产生严重依赖,继而争当大国傀儡,做大国的地区代理人。  时至今日,某霸权主义强国仍然在世界上的诸多热点地区制造矛盾冲突,扰乱地区和平与稳定,然后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自诩世界灯塔。  当南诏成为地区独一无二的霸主之后,不可避免地对大唐产生了离心力,不愿意再俯首称臣。  南诏在它存在的一百多年里,曾多次改变国号,如“大蒙”、“大礼”、“大封民”,也在中原有着“鹤拓”、“龙尾”、“苴咩”、“阳剑”等等的别称。为了方便叙述,本书不分时期地一律称其为“南诏”。后文见之,莫指摘笔误、硬伤。  唐王朝兴盛的时候,周边各国、部落都表示臣属,称臣纳贡,上表归附,请求册封,唐王朝俨然万国来朝之盛世景象。而当其衰落之时,又被这群番邦蛮夷蚕食侵扰。  南诏国王也曾表示过“子子孙孙永为唐臣”。翻看历史,答之呵呵。  唐开元二十六年(738),南诏王皮逻阁被唐王朝赐名“归义”,封越国公。皮逻阁通过贿赂的方式,使时任剑南节度使王昱奏请朝廷合六诏为一诏,于是皮逻阁“扫六合”,成为蛮版秦始皇。  等皮逻阁完成统一大业之后,又打败了邻居吐蕃,国力日渐强盛,于是不可避免地对大唐产生了离心力。不过皮逻阁仍旧对大唐与南诏的实力对比有着清醒的认识,继续维护着宗藩关系,而大唐王朝也对他笼络有加。两国之间的关系在表面上看来异常融洽,心照不宣地维系着脆弱的依存关系。  天宝七年(748),皮逻阁薨,子阁罗凤袭位。当时的剑南节度使是鲜于仲通,云南太守是张虔陀。这两位大唐的封疆大吏对南诏颇为无礼。特别是张虔陀,他的一大业余爱好就是搞破鞋,把下半身伸向南诏,而且是南诏国主的妻子。  阁罗凤袭位后,张虔陀命令他把妻子送过来,还他一顶绿帽子,别坏了规矩。阁罗凤没有答应。于是张虔陀就派人到南诏辱骂阁罗凤不懂规矩,同时奏报大唐朝廷说南诏不臣,要对南诏动兵。  阁罗凤忍无可忍,于天宝九年(750)付诸武力,击杀张虔陀。  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组织兵马,发起反攻,一举攻入南诏首都。阁罗凤不得不赔礼道歉,并拿吐蕃说事,发出软威胁,说我们南诏常年遭受吐蕃侵扰,如果大唐不帮他,他就只能转而向吐蕃称臣了,如果大唐不帮南诏的话,则“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

鲜于仲通竟然囚禁了南诏使者,并继续进攻南诏。结果却被南诏打败。  于是,天宝十一年(751)阁罗凤真的绝唐而附吐蕃。吐蕃国主把阁罗凤认作弟弟,两国结成兄弟之国。  随后,杨国忠(杨贵妃兄)征调十余万大兵,企图收回南诏,却再次败北,十余万人几乎全军覆没(死者十八九)。  接下来,便是“安史之乱”,南诏趁机攻入大唐境内,趁火打劫了一把。  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的儿子凤迦异先于阁罗凤而死,这位王储深得阁罗凤宠爱,于是便把凤迦异的儿子——也就是阁罗凤的孙子——异牟寻立为储君。蛮名很拗口,其实就相当于朱元璋传位给朱允炆。  这位异牟寻很爱读书(颇知书,有才智),在他在位时,南诏终于又回到了大唐的怀抱。这其中就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  在阁罗凤趁“安史之乱”剽掠大唐的时候,曾掳走了一位叫郑回的小县令。郑回在天宝年间举明经科,明经科远不如进士科含金量高,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说,意思是30岁考取明经科已经算很老的了,50岁在进士科里都算年轻的。所以能进中央的,一般都是“进士登第”,至于明经科的学历,就只能在穷乡僻壤当个小县令。  然而郑回到了南诏,就成了当地最有文化的高级知识分子,很受国主阁罗凤器重,让他给自己的儿子凤迦异当老师,培养南诏下一代接班人。凤迦异英年早逝,郑回又成为了异牟寻的老师,继续当担“帝师”的角色,异牟寻袭位后,又让他当自己儿子——寻梦凑(寻阁劝)的老师。  身为三代“帝师”,郑回对待教育是十分严厉的,史籍记载,“虽牟寻、梦凑,回得箠挞”,国君怎么了?储君怎么了?不好好学习就揍!在南诏,就没有郑回不敢打的人。  后来,郑回在南诏位居宰相(清平官)。在南诏的体制下,同朝有六位宰相,共同执政,而在异牟寻一朝,实际的宰相只有郑回一人,所有军国大事,异牟寻只找郑回商议,而那五位宰相全都屁颠屁颠仰郑回鼻息,唯命是从,但凡有点儿小错误,郑回就抽他们(或有过,回辄挞之)。  郑回应该是史上最严家教了。  自南诏向吐蕃称臣后,虽然吐蕃名义上与其约为兄弟,但实际则把南诏当做奴仆,横征暴敛,南诏苦不堪言。异牟寻时常流露出不甘与懊悔。  郑回就经常为他分析利害关系,说之前南诏纳款于大唐,大唐崇尚礼仪,对番邦蛮夷怀柔羁縻,实行超国民待遇,从来不欺压南诏,而你再看吐蕃,完全把南诏当二等公民、当奴隶。  终于,异牟寻动了心思,开始谋划绝吐蕃而返唐。  后来,来往大唐的使节被吐蕃捕获,吐蕃大怒,责令南诏把大臣、将军们的孩子送到吐蕃做人质,对南诏的盘剥压迫也更加惨烈。  当时,吐蕃与回鹘大战,难解难分,于是又向南诏征兵,要南诏提供一万兵马。异牟寻将计就计,先示弱,说南诏地贫人少,只能提供三千兵马,一番讨价还价,最终答应送五千兵马。  异牟寻先派五千兵马进入吐蕃境内,而亲率数万大军趁夜急行军,然后与五千兵里应外合,对吐蕃军队发动突袭,大获全胜,占领城堡一十六座、擒吐蕃五位王,俘虏部众十余万。这次偷袭吐蕃的战争成为南诏纳给大唐的投名状。  于是,大唐正式接纳了迷途知返的南诏乖宝宝。赐南诏金印,上刻“贞元册南诏印”。  元和三年(808),异牟寻去世,儿子寻阁劝袭位,大唐赐“元和册南诏印”。  自南诏回归以来,两国邦交进入正常化,互相致礼,互致问候。期间微有几次小摩擦,南诏也及时赔礼道歉,消除误会。总体来说,两国关系还算融洽,各自发展经济。  然而随着大唐的逐步衰落和南诏的日益壮大,两国之间的和平关系也渐趋脆弱。  战争,一触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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