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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趣阁 > 五代十国往事 > 第85章成都之围

第85章成都之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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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是帝国西南的重要城池,是西川战区的心脏,更是大唐帝国抵御南诏等蛮夷入侵的重要堡垒,在此之前的几十年中,先后两次被来势汹汹的南诏侵略军包围。南诏号称二十万大军,其皇帝御驾亲征,都没能将其攻克,可见成都城之坚固。  其后,成都城又在崔安潜、高骈的治理下,修缮了防御工事,防御力量比抵御南诏时更加强大。特别是高骈,新建了几十里的外城,还因此引起了朝廷的猜忌,以为高骈想在西川搞割据。  虽然高骈兴建成都外城为自己引来了政治危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正是在高骈的主持之下,成都的防御能力空前提高。  王建认为凭借自己手中的这点兵力,是难以在短时间内攻克成都的,所以打算息兵罢战,转入休养生息阶段。  周庠等人一致反对,并建议他转攻邛州,因为邛州防御工事完善且粮草充足,但守军稀少,易于攻取,然后猥琐发育。  王建的过人之处在于始终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具备独立思考和见解的大脑,很多行伍出身的军阀往往会走向两个极端,要么刚愎自用,要么优柔寡断。  王建很重视周庠等谋士的意见,但重视不等于无脑接收。他说道:“我在军中的时间很久,发现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假如统帅不仰赖天子的威望,军心就容易涣散。”

耳濡目染了太多的兵变,王建终于总结出了这个真理,即“名正言顺”,凡事都要讲求一个法理,兴师动众更要师出有名。  于是,王建让周庠起草奏章,上疏揭发陈敬瑄的罪状,请求朝廷另派德高望重的高级官员接替陈敬瑄,并表示愿意充当讨伐陈敬瑄的先头兵。  随后,东川顾彦朗也配合上疏声援王建,要求罢免陈敬瑄,以安定两川。  两封奏章先后送交到了新皇帝唐昭宗手中,这就是前文说的唐昭宗铲除田阉一党的突破口。  于是,唐昭宗顺水推舟,任命宰相韦昭度为西川节度使,而将陈敬瑄调回中央。  消息传来,陈敬瑄和田令孜当然不肯奉诏。奉诏也是死,抗旨尚有一线生机。于是哥俩积极备战,做好了战斗的准备。  田阉抗旨,公然反叛朝廷,于是昭宗命韦昭度当剿匪总司令(行营招讨使)、命山南西道节度使杨守亮当剿匪副总司令、东川节度使顾彦朗做作战参谋长(行军司马),另划出邛、蜀、黎、雅四州为永平军,王建出任永平军节度使并出任剿匪总指挥官(行营诸军都指挥使)。  这就是王建的一步妙棋!  周庠等谋士只顾埋头研究军事,却忽略了政治。之前,士兵们是为王建卖命,如今,大家是为天子拼杀,服从王建就是服从天子,任何违犯王建命令的行为都是谋反。对西川的任何打砸抢烧都是正义的军事行动,都是替天行道。大家可以理直气壮地去西川抢钱、抢粮、抢娘们儿。  同时,昭宗下诏,免除陈敬瑄的一切官职和爵位。  有了中央朝廷的撑腰,又有了杨守亮等人的军事支持,王建对西川的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屡战屡胜。  陈敬瑄派大将杨儒增援邛州,杨儒登城观战,被王建队伍的军容和士气所震撼,不禁摇头叹息道:“大唐气数已尽,你看王建带兵,严格却不残暴,像是能够保护天下黎民苍生的英雄!”

然后率领他的部队集体投降王建。  王建收杨儒为义子,也给他排“宗”字辈儿,从此之后,杨儒就有了一个新名字,王宗儒。  拿下邛州之后,王建率部返回成都前线,与总司令韦昭度会师,继续保持围城态势。王建对待韦昭度的态度非常谨慎小心,毕恭毕敬,特能装孙子。  穷途末路的陈敬瑄大肆征召民力,强征兵丁与劳工,规定每家必出一名男子,白天挖掘重重壕沟、砍伐竹子树木、搬运石头,夜晚则登上城墙,持梆巡逻警戒,丝毫没有片刻休息时间。  除了强征劳工,陈敬瑄还搜刮民脂民膏,设立了“征督院”,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其财产数目,然后强派军饷指标,若是有所隐瞒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抢。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发地厌恶陈敬瑄、田令孜兄弟俩。  西川下辖的州县接连发生兵变,如简州、资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将领挟持官员,也有民间好汉挟持官员,然后投降王建。  在王建“师出有名”的计策下,兵变不再可耻,而是光荣,其实若再矫情一些的话,兵变也不能叫兵变,而是起义或投诚。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信,深受田阉恩惠。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沦陷在所难免,于是对手下说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爱,所以愿意替他誓死守城。可其他人凭什么跟我同受围城之苦?哎……你们拿着我的人头,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后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他的手下拿着他和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建献城投降。  受降仪式上,邛州百姓、官员、缴械的将士们,无不感念毛湘,泣不成声。  成都的城防堪称固若金汤,韦昭度、王建等率领十多万人,耗时三年,仍无法攻克。  三年的围困,使得成都城内粮食匮乏,大街小巷全是被遗弃的儿童和婴儿。  于是有人做起了走私粮食的勾当。他们潜入朝廷军的营地中,将粮食走私入城,而这些粮食走私贩基本都是成都城里的平民,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被朝廷军的巡逻兵捉住。  巡逻兵将情况报告给总司令韦昭度,请示处置办法。  韦昭度宅心仁厚,说:“满城的饥民,我们怎能见死不救?”

下令将粮食走私贩全部释放,不准追究其“资敌”之罪。  也有被城里的巡逻兵抓获的,同样上报给了总司令陈敬瑄。陈敬瑄也同样选择了宽容仁慈。面对粮食走私行为,陈敬瑄面露羞愧,说:“是我不好,害得百姓如此苦难。我恨自己没有办法救他们一命,既然他们有办法自救,那就再好不过了,今后你们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敌我双方最高领导人均表示粮食走私行为合法,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中。  可即便如此,每天能贩运到城里的粮食也不过区区几斗而已。商贩们用小竹筒做为分装粮食的容器,小竹筒的长度约为五分,直径一寸五分,这么一小筒米的价格是一百多钱。  我粗略换算了一下,这样一筒米约有26.168克,26克就要一百多钱,跟黄巢撤离长安的天价也不相上下。  成都城饿殍遍地,尸体堆积如山。于是,人吃人的惨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官员们以高压态度严禁杀人、吃人的行为,对杀人凶手格杀勿论,但依旧无法阻止吃人惨剧的发生。  官员们便用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来替代斩首,例如腰斩、斜劈(从左肩到右胯),每天都有人死于这类酷刑,但仍不能阻止人相食。  最后,官员们都绝望了,眼看着成都城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唯一的解救办法似乎只有投降。  陈敬瑄对待意志动摇的官员同样零容忍,把他们全家抓起来,用尽各种酷刑折磨虐杀。  眉州刺史徐耕,仁慈宽厚,不忍滥杀百姓。田令孜便阴阳怪气地恐吓他,“你一个人都不肯杀,难道是有二心?”

徐耕万般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将朝廷军俘虏绑赴街市,斩首。  三年的围城战,巨大的战争消耗同样也是大唐朝廷负担不起的,于是朝中文武官员一致提议结束“两川战争”。  昭宗皇帝极不情愿地下达了停战诏书,诏令恢复陈敬瑄的一切官职爵位,令东川顾彦朗和永平王建率本部兵马各还本镇。  接到诏书之后,王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诏书撕碎,“脑袋别了裤腰带上,忍耐了三年的饥渴困苦、酷热严寒,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却要功亏一篑?老子在前线拼命,腐儒在背后捅刀子!”

指天划地,骂了一顿娘。  谋士周庠却喜出望外,“主公,这是天赐良机!千载难逢,您裂土封王的机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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