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棺六臣2】 这六人的性格秉性各不相同，除了这次给唐王朝抬棺，很难再用同一个标签来精准概括。然而历史是公正且无情的，“唐朝抬棺人”这一个标签就够用了。 在欧阳修编撰的《新五代史》中，特意将此六人编入一卷——《唐六臣传》，在其中，欧阳修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唐亡之后无君子！ “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
这话说得略显偏激，但这就是修爷的性格，性情中人，偏感性，钢铁直男，这是修爷身为迁客骚人的豪爽可爱之处。当我们手捧书卷，读到这番话时，可以想象这样一幅画面：欧阳修怒发冲冠，对抬棺六臣说道：“请不要误会，我不是要针对谁，我是说，在座的各位（手指中国地图）都是垃圾！ 凡是在大唐天祐四年（907）还活着的，都是王八蛋，好人都死绝了。 修爷口中的“好人”，指的就是以“白马驿之祸”为代表的“洛阳三惨案”中罹难的念书人，如裴枢、崔远、独孤损等。 修爷指出，虽然裴枢等人无力为唐王朝续命，但他们决不“亡唐而独存”，宁可殉唐也不愿苟且偷生。 有几个跟“六臣”有关的故事，可以看出“六臣”在后人心中的形象。 元朝诗人仇远有诗云： “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
这是一首贺寿诗，当时大诗人方回过七十大寿，仇远以诗相赠。前半句用典“六臣”，后半句用典“九老”对仗呼应。 “六臣”有五种解释： 1，上古时期与黄帝论医的六位臣工，其中就有《黄帝内经》的主要参与者、“中医始祖”、“医圣”歧伯； 2，殷商六臣，其中就有辅佐商汤的名臣伊尹； 3，汉初六反臣，其中包括韩信； 4，唐朝为《文选》做注的六位大臣。 《文选》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文总集，是南北朝时期梁武帝的长子组织文人共同编选的，收录了自周朝以来约八百年间130多位作者的700余篇诗文，选材严谨、注重辞藻，所选大多为典雅之作，基本都是传世经典，毕竟是太子爷牵头、宫廷打造、皇家品质，值得拥有。 自问世以来，一直被文人当成是文学的教科书，属于必读科目，千余年流传不衰。 大诗人杜甫的小儿子过生日时，杜甫曾作诗相赠，以为训导，诗中就有“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杜甫告诫儿子，要熟读、精读《文选》，别干出洋相的不正经事儿！ 宋代的大诗人陆游，也在其作品中有“文选烂，秀才半”的俗谚流传后世。 《文选》无可争议地是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 唐朝的李善、吕延济等六人为《文选》做注，即《六臣注文选》，是众多《文选》版本中最具代表性、流传最久的注本。 5，唐末六佞臣，即上文的“专业团队”。 那么“姓名不入六臣传”中的“六臣”是借用的哪个典故，应该如何解释呢？ 被赠诗的这位寿星老——方回，一口咬定是“抬棺六臣”，认为这是仇远诋毁自己，把自己比作柳璨、薛贻矩之辈，骂自己是奸臣。 方回对身边人说道：“他说我是唐末六佞臣，不就是暗指当今圣上是朱温吗？敢骂皇上是朱温，好大的胆子！”
于是就要去告官，要杀仇远。 关于方回的故事，还有很多，与本书无关，不再展开。我们只说“贺寿诗事件”。 如果非要断章取义，只盯着“姓名不入六臣传”来看，仇远确实有口难辩。但只要稍微具备点儿诗词常识的，就会结合后半句，以对偶、对仗、互文等修辞手法反推整句话的真实意思。 “容貌堪传九老碑”，这里还有一个典故——“九老”，说的是以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为首的九位历史名人。白居易仕途坎坷，屡次遭贬，晚年退居香山，号“香山居士”，时常与文人墨客到香山寺游玩，登高远眺、吟诗作赋，陶冶情操，时人敬称他们为“香山九老”，后人为纪念他们，在香山寺修建“九老阁”，阁内塑有九老尊容，而香山寺也因此成为文人墨客们的圣地。 方回也是一位诗人，所以很明显，仇远是在给方回唱赞歌，这句诗的意思是夸他的水平可以与注《文选》的六臣相媲美，与白居易等“香山九老”同日而语。 却不知为何，方回偏偏断章取义，一口咬定仇远是借“抬棺六臣”暗讽皇上，并要告官杀之。 也许……只有同行之间才是赤裸裸的仇恨。 方回的朋友们纷纷前来阻拦，拦不住，非得害死仇远不可，他道德上有问题！ 这时候，仇远求到了一位朋友，侯正卿。 侯正卿找上门来，向方回打探，说我听说小仇最近得罪您老人家了，为啥？难道是因为人家是后起之秀、非主流，让您这样的主流老前辈面子上挂不住？ 方回冷冷一笑，“这人道德上有问题，我要反三俗。他敢把当今圣上比作朱温，找死！”
侯正卿要过那首被当做证据的诗作，拜读一番，笑道：“小仇只说了‘六臣’，只字未提当今圣上，更没提朱温。把皇上比作朱温，这话是您说的。”
方回脸色大变，急忙夺过证据，将其撕得粉碎，“跟他闹着玩儿呢，别当真啊。”
从此不敢再提告官一事。 “贺寿诗事件”就这样平息了，仇远的这首诗也因此失传，只留下“姓名不入六臣传，容貌堪传九老碑”一句。 虽然作者仇远本意并非用典“抬棺六臣”，但方回一听“六臣”就炸毛，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后人对“抬棺六臣”的鄙夷和唾骂。你才六臣呢，你全家都六臣！ 还有一个小故事： 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在其诗作《王官谷》中有云： “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
顾炎武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灭亡，满人入关的时期。顾炎武潜心钻研救国之道，撰写《天下郡国利病书》等著作，没等成书，明朝就灭亡，清军南下，其母绝食殉国，留下遗书，命顾炎武不得做满清的官。 顾炎武身负国仇家恨，积极投入到反清复明的大业中。失败后，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在此期间，顾炎武携带的行礼几乎全是书籍。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顾炎武学识渊博，却秉承先人遗命，誓死不做满清的官。康熙十三年，好友们举荐他出仕做官，他回信道：“刀绳俱在，毋速我死”！ 次年朝廷决定为大明修史，再次邀请他出山修明史，顾炎武严词拒绝，并称“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
一而再、再而三的以死相拒，其忠贞气节令大清统治者都油然钦佩。 顾炎武同志翻看历史，读到唐末的这段历史，很容易引发共鸣，结合现实处境和自己的信念，很自然地挥毫泼墨，发自肺腑地喊出“视彼六臣流，耻与冠裳列”。 身为大明子民，不为拯救大明着想，而争做满清的官，这是奇耻大辱！这与“抬棺六臣”一样，一帮衣冠禽兽！ 两个小故事足以说明“抬棺六臣”的历史形象。 无论“抬棺六臣”是心甘情愿也罢、是迫不得已也罢，总之，他们六人被永远地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永世唾骂，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