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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日子里,宁卫民一下子进入到极度繁忙的状态。
因为银座的坛宫分店要想顺利开业,还有太多的后续工作需要去做,并不是只把人从国内带过来就算完事。 除了他要帮助这些国内来的职工,尽快适应东京的生活,熟悉分店的工作环境,规范他们的工作流程之外。 刚装修好的店铺和后厨,餐厅里的舞台,甚至是进货通道和库房,他都得带着这些人仔细演练演练。 看看还有什么不合适的,有碍经营和实际操作的地方,必得在开业前解决问题才是。 还有,宁卫民秉承“博物馆餐厅”的经营理念,为增加银座坛宫分店的文化情趣,营造出相应的文化氛围,这次还专程从京城带过来一批比较特殊陈列品。 比如说,电影《火烧圆明园》中咸丰帝和两宫皇后整套朝服、盔甲的复制品。 乾隆朝内务府膳单、膳牌、菜谱,以及御用酒具、餐具、手炉、酒膳食挑的复制品。 明代《京城宫殿之图》的复制品。 末代王爷和来自日本的末代王妃——傅杰、嵯峨浩夫妇的亲笔题字。 整套《三国演义》的绢人,用蝉蜕制作的毛猴布置的乾清宫御膳房的场景。 以及九龙戏珠的宫灯,花卉果品料器盆景,瓜果蔬菜摆件,飞禽走兽的仿生瓷,螺钿的漆器、鎏金的如意,粉彩的葫芦、珐琅彩炭火锅子……等等。 这些东西统统需要他费心思安置妥善展示位置,并且科学合理安排好照明灯具才是。 何况最重要的是,菜品的原材料选用,也得抓紧时间尽快确定,这才是当务之急。 别看宁卫民和厨师们已经拟定出了比较合理的菜单,也早在东京就联系好了提供食材、调料的供货商。 但这只是理论上的设想,仍然是一厢情愿,并不是完全从实际出发。 来到东京之后,为了尽可能的排除经营风险,最大程度追求菜品的质量和口感。 宁卫民就必须得带着厨师去摸清东京本地的口味,食材行情,掌握日本市场上的食材种类和特性才行。 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会不计金钱,先带着国内的这帮人海吃海喝了足足两天。 然后又和厨师们组团去逛了附近的筑地市场。 什么鸡鸭鱼肉、海参鲍翅、松茸蘑菇、蔬菜水果,买回来不知道多少。 不但几乎按照预定的菜单做了一个遍,甚至有的菜用不同材料做了好几遍呢。 这真的不是无用功。 别的不说,光家禽选用上的较真就极有必要。 要知道,在日本可是吃不上活鸡的,而且冷鲜鸡和冰冻鸡的质地也不大好。 市面上见得着的,老百姓能吃到嘴里的,基本都是西方种。 什么美国罗德岛红鸡,英国白科尼什肉鸡,价钱便宜,但柴而无味,完全不符合坛宫烹饪菜肴的标准。 对于国内的厨师们来说,其实跟木头渣滓没什么区别,尝过之后,只有嗤之以鼻。 尤其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么大的东京,连整只的鸡都不好找。 无论超市还是菜市场,卖的鸡,全是被拆分肢解的。 当然,日本并不是没有柴鸡和土鸡,他们也有,在当地叫做“地鸡”。 可问题是,什么比内地鸡、名古屋鸡,萨摩地鸡,奇贵无比,而且数量稀少。 一只动辄几万円,十几万円,年产量才不过万只。 即便不考虑价格,想要长期稳定供货,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所以最后的结果就是,宁卫民带着厨师们几乎逛遍了筑地市场,才好不容易找到一种凑合能用的日本白羽矮脚鸡。 这种鸡肯定比不上真正散养一百七十天的柴鸡。 但比普通肉鸡质量上要好一些,是能吃出点鲜味的。 不过矬子里拔将军也有代价,那就是采购成本的额外增加。 这种鸡,哪怕坛宫每天都订购三十只,可供货的商户最低也要每只两千五百円。 一般的冻鸡才一千二百円,对比起来,要足足贵了一倍。 那想想看吧,连鸡都这么难选,找鸭子当然就更难了。 宁卫民他们找来找去,市面上的鸭子居然统统不合适,是买一只失望一次。 最终都要放弃了,却峰回路转,让杨峰误打误撞在一家宠物店里发现了一种京都鸭。 结果他和宁卫民一合计,俩人干脆买回去给烤了。 一尝不错,这才算是找到了一种勉强能用的鸭子。 虽然这鸭子肉质偏瘦,油脂也不够香,是做不了鸭油点心的。 但好在肉嫩,味道还过得去,鸭皮的酥脆程度也算勉强过关。 后来经过宁卫民和日本的供货商仿佛沟通,那边也答应说可以供货。 只是提出,这种鸭子都是散养的,是京都的特产,要弄到东京来,经济代价不小。 最低价四千二百円一只,每天至少二十五只的订购数量。 得,就这个价儿,都顶超市里的三只加拿大鸭了。 关键还是体量上这京都鸭子和别的鸭子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这玩意大的才五斤毛重,做成鸭胚也就三斤冒头,比鸡大不了多少。 但没办法,小鬼子小鬼子,什么都小,这已经是当下力所能及找着的最佳替代品种了。 至于再说到鸽子嘛……鸽子就更甭想了。 在日本吃鸽子可是违法的。 宁卫民要真敢在日本卖这玩意,就得坐牢罚款,距离关门不远了。 所以可想而知,这年头在东京要想把华夏美食做得不走样,有多么困难。 原材料难找到合适的不说,关键还挺贵。 哪怕按当下的官方汇率算,这都合八十八元人民币一只鸭子,五十元人民币一只鸡了。 这样的采购成本,做出菜来能不贵吗? 哪怕日本人,大多数也吃不起啊。 何况一个饭庄所需的菜单,哪怕菜品再精简,也得有个六七十样才像话。 那牵扯到的食材能多达数百种,如果都这么一一选定,得耗费多少精力,多少金钱? 光这件事的工程量就大了去了呀!宁卫民他能不累吗? 但这还不算什么呢,后面的事儿更多。 大体上的原料缺定了之后,宁卫民还得赶紧去制作日、中、英、法的四语菜单。 随之确定餐具款式、摆盘方式和服务标准的工作也就随之而来。 偏偏服务人员的数量也不够,与此同时,宁卫民还得抽时间来招聘人手。 毕竟国内调来的嫡系大部分都是厨师,这么大的餐厅,如果光指着刘建兴他们有限的几个人根本没戏。 他只能聘用一些有日本人,来扩充属于自己的伪军啊。 好在既然定性是伪军,那就没指望这些人能打硬仗。 专业技术方面不用多么过硬,也不需要丰富的相关从业经验。 真正需要他们做的,只是门口迎客,与日本顾客正常沟通,负责点菜罢了。 只要性格乐观,勤快点儿,服从管理,英语水平能和华夏员工进行工作方面的基本沟通就差不离儿。 不过也是因此,两国员工收入上的巨大差距,却是个充满隐忧的麻烦问题。 别忘了,这是日本经济高歌猛进的鼎盛年代,东京的平均工资是很高的。 尤其是服务业,工作谈不上稳定长久,还得赔笑脸。 像如今东京高级餐厅的一般员工,月收入二十五万円左右。 资深员工和管理职甚至能高达四十万円,远远超过了在一般公司就职的白领。 而且对于日本人来说,给华夏人打工或许也存在一定心理障碍。 反正与日本本地的餐饮企业相比,宁卫民要不多开点工资,人家肯定不给他干。 那他至少得用多出三五万円的价格才能雇到人手。 可反观来自国内的嫡系部队,那就立刻显出不平衡了。 以杨峰和江大春为例,他们在坛宫的厨师里工资是一流水平,在国内也是毫无疑问的高收入群体。 每月工资差不多能有一千块人民币,坛宫独有的节约奖金还有八百左右,全算上差不多一千八九。 出国后没了这笔奖金,有出国补助每月有五万円。 算起来他们现在比国内还要多拿一点,能有两千冒头了。 但即便如此,和日本人的收入比较起来仍不够看。 二十八万円,目前可相当于六千多人民币,这里外里差哪儿去了! 合着小卡拉蜜干着碎催的活儿,拿到手的钱却是大拿们的三四倍,这哪儿说理去? 当然,这倒是可以理解为一种人力成本上的优势,毕竟国内员工占大多数。 但问题是,这种便宜是不好占的,因为太过不公平。 宁卫民要视而不见,时间长了,难保人心尽失,华夏职工情绪上不出问题。 说白了,这事儿就是搁宁卫民身上,他也会想不通。 所以怎么妥善处理好这个问题,也是宁卫民需要尽快考虑清楚,拿出解决措施来的要务。 总而言之吧,坛宫饭庄距离开业虽然已经比较接近了,但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是一大把,还基本都是急茬的。 你说这宁卫民能不操心吗?他能不累吗? 更何况这还只是银座的坛宫饭庄一处而已。 别忘了,宁卫民这小子自己还有不少产业呢。 惠文堂书店的改建工作,他是拜托给香川凛子了。 但他回来总得露个面儿,好好表达一下谢意,酬谢一下人家啊。 而且这段时间,书店两个店员应该又卖出去一些滞销存货,他理当给人家结清提成。 还有来自华夏的工艺品,自打去年文化节卖秃噜了,这次他从京城回来也该去给店里补货了。 大刀商社的买卖也是真好,可经营上不足的短板同样明显。 拉杆旅行箱的宣传广告需要制作,更多的销售渠道需要打通,仓储和物流上扩大规模更是迫在眉睫。 偏偏这种情况下,宁卫民还得每天尽量抽时间和松本庆子见面。 即便他是最顶级的时间管理大师,那也分身乏术,忙不过来啊。 实事求是的上,这次回东京,宁卫民是真的先公后私,舍己为人了。 基本上把个人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坛宫饭庄的事情上了。 但凡有点工夫,就是为曲笑母亲联系医院,以及兼顾一下张嫱和崔建音乐专辑的制作。 对于他自己的事儿,还真没怎么顾得上。 像惠文堂书店和大刀商社的买卖,他只是打电话问了问情况。 听说未出大事,就完全维持了原状,没做任何经营方面的相关指示。 基本上算是躺平了。 但即便如此,有些事儿也是躲不开的,比方说书店和商社的年度汇算。 在日本,三月份是会计年度的最后一个月。 3月15日是确定申报所得税的截止日期。 为此,不但整个日本都充满了年末的气氛。 宁卫民也不得不暂时扔下其他事,硬生生挤出两天时间,和自己聘请的税理士仔细对账。 否则的话,他要是敢用敷衍的态度对待此事,就有牢狱之灾的可能性。 当然了,除此之外,对香川凛子表达谢意,也一样是免不了的。 这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数。 但宁卫民也只能一切从简。 就是等在公司门口,待香川和谷口下班,送了些“手信”又请他们吃了顿饭而已。 要想找补一下,也只能忙过这段时间再说了。 正因为忙到了这个程度,甚至连个人名下股票和不动产涨到什么价位了,宁卫民都无暇顾及。 这对于他个人来说,可是头一次,是前所未有的“视金钱如粪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