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有偶，或许是1982年8月8日这一天，把节气、假日和数字，所代表的美好吉祥全都包容在了一起，实在是个综合性的黄道吉日。 远在津门的大陆第一家快餐店同样选择了在这一天开张营业。 当然，或许也不能否认。 身为赵汉宇舅舅的汪大东，正是因为得到了米晓冉的鼎力相助，比较详实的掌握了大陆餐饮市场的基本情况。 他才会于超前的情况之下再超前，异常迅速下定投资决心，敢于和津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津门青年实业公司签订了十年的合作合同。 最终造成了“胡姬花快餐厅”的开业日期比原本历史中的9月9日足足提前了一个月的时间偏差。 但无论怎么样吧，共和国的快餐史终究在这一天，因这件事，开始书写第一页的历史篇章。 而且从这家店开门迎客的那一刻起，就为我国快餐业蓬勃发展照亮了远大前景，成为了众多后来者争先效仿的标杆。 要知道，作为津门头一家正儿八经的中外合资餐饮企业，作为津门市政府重点关注的试点项目。 汪大东创办的这家“胡姬花快餐厅”，无论投资规模，经营模式，还是来自于政策的扶植力度，那都不是一般性企业可比的。 首先，光从美国进口厨房设备，汪大东就花了二十万美元。 并且此后，他还得按照美国人的风格装修餐厅，按美国人的方式培训员工。 要算总账，他这银子花得那海了去了。 如果折合成人民币，前前后后至少也得投进去六七十万才勉强够用。 好在营业场所方面他倒是不用发愁，而且能够在这方面节省较大的一笔支出。 因为那是津门轻工业进出口公司免费提供的。 这家国营单位大方的把自己的职工食堂“贡献”了出来。 那是一个建筑面积四百平米的两层楼，地址相当理想。 就在劝业场辽宁路164号，津门最繁华的黄金地带。 说真的，真要是再结合起政府给予的税收减免优惠政策来看，汪大东其实一点不亏。 因为在这样的年头，要不是有这样的合作伙伴。 就是他肯掏出一百万来，也找不着这么合适的经营场所。 与之类似，快餐厅另外一个合作伙伴也不是白拿分红的。 他们能够恰到好处的为汪大东解决聘请职工的相关问题。 由于津门的青年实业公司的职责就是专门负责安置待业青年的，这家公司手里拥有太多渴求工作的年轻人。 那么毋庸置疑，由他们代为出面招聘、选拔员工，所需成本，就远比汪大东预计的费用要低得多。 实际上，这家公司首批为快餐厅聘请的三十几名职工，月薪仅仅八十元而已，但素质却都十分出众。 因为那些青年男女全是从几百人里，通过层层选拔脱颖而出的。 不但身高容貌出众，学历也几乎都是高中以上。 而且全都认为能被天上掉下来的“美国派”砸中，是莫大的幸运。 他们每一个人都无比珍惜这样的工作机会，百分百服从管理，干劲特别足。 总而言之，仅从这家快餐厅三方股东的基础构成来看，资金、场所、人员样样完备，构成了铁三角。 这就已经能称得上天时、地利、人和俱全了。 更何况对比津门传统餐饮业，汪大东带来的异国风味的食品，以及国际化的餐饮模式和经营方式，还有着难以匹敌的先进优势。 他们的买卖又怎么可能不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在缺乏对手的市场环境里大获成功？ 这话并不过分。 因为我们不能不承认，此时全国的国营饭馆都有着极为相似的三大顽疾弊病。 一是价格高。 正经的一顿酒席能顶一般人小半个月工资。 二是服务态度不好。 服务员跟大爷的，全是一副爱吃不吃的态度。 三是饭馆少、顾客多。 往往真等吃上了，饭点儿也过了。 在这种背景下，西方运营模式的快餐厅反过来也有拥有了三大优势。 首先，快餐快餐，顾名思义，就得快啊。 加工机械先进，生产过程快、服务效率高、菜品质量稳定。 顾客从点餐到就餐只需等上三、四分钟即可。 汪大东给餐厅定下的服务准则也是“快捷、廉美、亲切”。 店员统一服装，服务热情，要求礼貌用语。 开票的服务员全部用电子计算器算账，又快又准。 二是店面风格和用餐方式新颖。 比照着美式风格装修改造好的快餐厅，厨房在楼上，餐厅在楼下。 一共八十个座位，摆满一排排桔黄色座椅。 餐厅里光线柔和，常常播放背景音乐，还有洗手间，冷暖气机。 顾客进门需要先在楼下的柜台处排队点餐，再回到座位用餐。 甚至墙上还挂着一个霓虹灯小招牌，写着“我爱小费”四个字。 当然，这玩意的装饰意义肯定大于实际意义。 我们的国情，是没什么人真会因此慷慨解囊的。 三是价格适中，薄利多销。 汪大东充分考虑了大陆公民此时的消费能力，以及当时的津门还不具备做西餐条件的条件。 最终做出了暂时只提供简单的炸鸡块、几种三明治和汉堡包的决定。 这点可以说与宁卫民经营斋宫咖啡厅的策略不谋而合。 两三元一个的三明治、汉堡包套餐，或是三四元一份鸡块套餐，刚刚好够得上此时国人的消费能力。 虽然对比国人此时六十元左右的月薪，仍旧略显昂贵。 但大洋彼岸的异国风味带来的新鲜感，又无形中提升了西式快餐的吸引力。 那么无论青年男女约会，或是大人偶尔满足一下孩子，都会愿意为了尝尝鲜儿，付出稍显不菲的代价。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胡姬花快餐厅正式开业当天，在盛大隆重的开幕剪彩仪式过后。 餐厅内很快就变得座无虚席，就连外卖窗口排了三百米的长队。 当天接待顾客近两千人，晚上八点钟，营业额突破八千元。 打个比方的话，这单日流水几乎可以等同于一般小饭馆整月的营业额了。 这样的成功怎能不让汪大东志得意满，满怀激荡？ 他是真心认为自己的本钱大，又占了市场先机，今后在大陆的快餐经营上，再难找到对手。 所以当天他跟参加剪彩的市领导，不但信誓旦旦一个劲的保证。 “只要按照我的办法来管理和经营，我有信心一年之内能收回成本，之后每年都能达到百分百的投资回报率。”
他也跟另外两个合作公司的代表大谈其“一个基本，一万种利用”的经营理念。 同时对国人守着独家秘方，不求进取的经营方式大加批评。 但他却万万想不到，就在将近二百公里外的京城。 一个身兼外企高管和烟酒店老板身份的小年轻。 也正在酒足饭饱之后，叼着一根烟，跟自己的哥们儿大谈西方模式的经营弊端。 “……日本人怎么了？他们电器目前是厉害，可不代表以后啊。我们现在是不行，可工业技术总有一天我们会追上来的。”
“再说了，外国人也不是干什么什么都行。你得分清楚了，工业是工业，商业是商业。即便是现在工业技术上不行，可论商业，论营销，论经营，咱们才是外国人的祖宗。”
“你还不信是吧？别的我也不跟你说了，你知道外国人做买卖有个最大的毛病是什么？那就是太过短视，爱走极端，急功近利。他们的商业理论和经营方式，通常都很片面。”
“我为什么这么说？那当然是有依据的了。犹太人精明吧？犹太人就认为薄利多销是一种浪费，他们信奉的是，要么把更多的产品卖给同一个人，要么卖给更多的人同样产品。能赚一毛，绝不赚九分。”
“你说这是不是一种极端？西方人就信奉这套。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眼里只有钱，而且只有今天的钱。他们就不懂得咱们说的‘买卖还得熟主道’，他们更不懂得，显露道德和慈善才是最好的广告。东边看着亏了，西边就能补回来，反而赚的更多。”
“要我看啊，西方人还是无知，亏就亏在了历史人文方面的差距上了。他们思维太过唯物了，迷信资金，迷信价格，迷信数据，迷信一切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纯属单一式表面性思维，美其名曰科学。但却连商业的根本都没找准，这一行太多变量了，根本不是没有感情的数据能衡量的。”
“商业的根本是什么啊？这还用说嘛，当然是人了。这世间，我们周围的一切，根本全都是人。毕竟我们就活在人间嘛。你别笑啊，这不是胡说八道的玩笑话，更不是没用的废话。我康大爷说的，真的一点没错，生意就是研究人的，把人研究透彻了，生意就通了。”
“你就说咱们卖的烟酒吧，高档烟酒和低档烟酒，价格为什么差这么多啊？一瓶茅台官价十八块八，你卖五十都有人要。一瓶二锅头，一块五毛八的官价没人稀罕，必须便宜两毛，才招人想买。两种酒的质量真的就有这么大的差距吗？这差距又是谁定的？”
“我告诉你吧，就是人心给定的。买茅台的人或许是求人办事，或许是为自己显摆面子，或许是靠倒卖赚钱，就因为这酒掺杂了许多虚头巴脑的东西，就让人觉得买得值。反过来，别看二锅头即便没赚你几个钱，可没有其他的功效，只作为单纯的酒存在，你也老觉得性价比不高。”
“这其实就说明了一个道理，所谓商品，压根没有便宜与不便宜的区别，只有人的情绪和感受来判断性价比高低。所谓一本万利，什么是本啊？人心才是本。也只有得了人心，才能有万利。这‘本’要是找错了，其他一切都是白瞎。”
“这一点，外国人怕是没几个人能弄明白的。所以他们做生意有个规律，往往是怎么赚来的，最后就怎么赔回去。因为成就他们的客观条件一旦产生了变化，优势转为了劣势，他们还不知道呢，或者是知道却难以发现问题所在，也就更别提有效解决了。”
“所以你明白了吧？咱们上下五千年历史，经历的那些封建王朝，确实是没怎么重视过科学技术上的事儿。可我也敢说，这世上再没一个国家，能像咱们这样用五千年的时间专门儿去琢磨人心的。这方面谁能比得了？论玩儿人，外国人怕给咱当重孙子都不够格……” 是的，这就是宁卫民在酒后，对张士慧说的不那么清醒的醉话。 很有点京城人不忿的“老猪腰子”。 至于他的“一本万利”和汪大东的“一本万利”到底孰胜孰劣，到底谁才是正确的。 那恐怕，就只有靠时间和市场的检验，才能给出答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