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卫民捐的几个厕所，在它们的所属地全都出名了。　　很快就因为口口相传，影响力迅速扩大，成了“跨界”的新闻。　　有的人甚至跑到单位去吹嘘，或者是借此抨击讥讽单位在厕所方面的不作为。　　毫无疑问，兹要体验过的人，几乎都被这样高级且人性化的厕所征服了。　　于是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这些厕所的周边地区，有越来越多的人，把这些翻盖好的新厕所当成了首选的方便地点。　　特别是女人和为了“上大号”的人。　　只要时间允许，哪怕自己家离得远一点，也要来这两处厕所解手。　　甚至有每天上下班途径此处的人，在领略过这里的妙处后，每天也要来凑个热闹，解决“大号”。　　其实这样的追捧很正常，因为这可是蝎子拉屎独一份儿啊。　　谁不愿意上干净，舒适的厕所啊？　　谁又愿意待在臭气熏天，能熏死八国联军的地方找虐啊？　　哪怕是这时的人们，卫生习惯和文明素质还难以与厕所设施配套。　　在新厕所仍旧会普遍发生烟头随处扔，随地吐痰，有人不冲水的现象。　　那这样的厕所也是堪称享受，比那些待着纯属受罪的地方强太多了。　　只是话说回来了，什么事儿终究是难尽善尽美。　　就因为这两处厕所档次太高了，与别处差距太大了。　　不但会由此产生新的矛盾，矛盾也会继续呈现扩大的态势。　　比如说，这样好的厕所自然惹人眼红啊。　　几个街道办的下属，许多居委会主任都受居民们的委托，纷纷跟街道反应，要求照样改建厕所。　　可这得花多少钱啊？一股脑上马当然不现实。　　几位大主任都不得不按照宁卫民的指点，跟这些嘴皮子颇有功夫的老太太们去解释，费的吐沫多了去了。　　而清晨、傍晚属于人们如厕高峰时段。　　由于知道厕所好处的人越来越多，每天这两个时间段，两处新厕所都是几乎不歇气持续的排队等候。　　厕所保洁员的工作负担更是由此骤增。　　于是这几处新厕所周边的居民们也不满了，连看厕所的保洁员也有点不乐意了。　　甚至就连环卫局的抽粪车，每礼拜都得多跑一趟，否则粪池子就满了，得彻底停用。　　几位街道主任再度打电话跟宁卫民商量，也只能根据新形势采取了新对策。　　那就是给这些厕所属地居民们颁发免费入厕证。　　同时开始实行厕所收费制度，依次来控制人流。　　具体说来，就是有资格免费入厕的居民每户发两个带绳的免费证。　　上厕所可以带在脖子上去，谁要是没有呢，那就得花钱上厕所。　　金额是每人五分钱，美其名曰的用途，是为了筹集翻盖其他厕所的资金。　　这么一来行了。　　尽管不满的声音喧嚣一时，有人嫌带证上厕所太麻烦，有人对上厕所还得交钱非议连连。　　可如此，总算维持住了厕所的良性运转，把人流有效降低了下来。　　而走到了这一步，宁卫民行善举身藏幕后，让功于街道办的好处，也就显现出来了。　　否则，别看就收这么几分钱。　　绝对会有人怀疑宁卫民是别有用心，会说他捐厕所是想变着法捞钱，是新社会的“粪霸”。　　当然，连几条胡同里的厕所尚且如此，那宁卫民为天坛公园翻盖的那几处厕所，因为位于旅游第一线，肩负着接待外宾的重任，自然就更要讲究一些了。　　事实上，除了在北神厨之内，为参加宴会客人盖了新厕所之外。　　除了把斋宫的厕所顺势也做了一下设备升级之外。　　宁卫民还在天坛办公区，以及北神厨外的长廊附近，把供祈年殿主景区客人使用的厕所也做了翻盖。　　不过翻盖工程最大的厕所，倒是在天坛西门，这是为了解决大型活动的客观需要。　　要知道，那里不但是举办夏季书市的区域，也距离斋宫较近，是冬季雕塑艺术展和新春游园会的主要入口。　　这些地方的厕所，如果概括性的和胡同厕所比起来，主要区别有三。　　一是外观上无疑讲究了许多。　　每一个都是红砖绿瓦，飞檐斗拱，古色古香的古建标准。　　看上去和天坛整体氛围相配适当。　　二是使用面积也大了不少。　　像北神厨内的厕所，基本上就能顶上两个扇儿胡同的厕所面积。　　按照实际需求来说，天坛西门的厕所无疑是最大的。　　光男厕的蹲位就是二十个，小便器二十个，女厕则多达四十个蹲位。　　别说堪称全园之最，弄不好也是京南之最。　　至于其他的设施方面，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为了照顾外国游客的个人隐私和坐着方便的习惯。　　这几个厕所都增设了至少三个带有全封闭隔断的抽水马桶。　　总之，就在这些厕所翻建之后，这些经过改造的新厕所统统脱离了旧时“茅坑”的特征。　　终于不再丢首都的脸，也不再让外宾毛骨悚然，至少应该算是从第四世界的水平进化到第二世界了。　　就连游览天坛的普通游客以及天坛的职工们也都远离了肮脏的入厕环境，获得了切实的好处。　　甚至这些厕所都有利于“空降”过来的那些特殊部门的特派人员采集信息。　　因为就连过去那样脏臭难以令人忍耐的茅坑厕所，都号称是“出思想、出灵感的地方”。　　有的人能蹲着看完一份报纸，参悟透国内外的局势，国家未来发展大势。　　有的人能叼着一根烟卷，跟一起蹲坑的熟人，聊遍社会新闻和单位里的新鲜事。　　像这样干净的新式厕所，蹲坑的人就更会忘乎所以的在其中喷云吐雾，畅所欲言了。　　偏偏厕所里还有了能够完全关起门来的小隔间，特别有利于隐藏身形。　　那作为特殊部门，肩负特殊使命的这些人要不善加利用，借此来好好摸摸基层的消息和情况，岂不是太傻了？　　弄不好，赶上撞大运，还能逮着一条外国大鱼呢。　　于是就像刘宝瑞的《官场斗》里的刘墉“刘三本儿”一样。　　最先被分到坛宫的三位段处长的手下，新上任的几位保安主管，也和当年的刘大中堂一样有了专门好听“贼话儿”的雅好！　　他们每日基本上都会跑到天坛公园里来解决大号问题，顺便把听到的有用的信息，记录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只不过人毕竟不是机器，都有情绪和情感，而且还有自我的道德底线。　　像这种事儿一旦干多了，采集的信息也难免让他们吃惊不已，难免对一些人或事的态度产生转变。　　也就难免对自己所作所为的正当性，心生犹豫和迷惑，甚至是左右为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