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位，国家其次，君在最后。君者，舟也；庶人，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国家社稷是为民众建立的，君的位置是为国家社稷而设立的。“说得太好了！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儒家的这个观点，本公子是深深认可的。”

刘禅激动得拍案叫好，离座朗声道：“古之圣君先贤，无外乎三皇之伏羲、女娲、神农炎帝；五帝之黄帝、颛顼、帝喾，以及尧、舜、禹、汤等。这些君主都是人民推举而出的贤明君主，他们没有私心杂念，一心为民，选贤用能，天下为公，得到了天下老百姓的衷心拥戴。民众有力量抬举出一个君，也有力量把君推翻。君位本是为天下民众设的，谁来做君完全应当由天下民众决定。故而这些明君能以禅让方式传承帝位。”

民为贵，是说人民的地位与权力，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一切政治权力与政治制度，从根本来说，都是来自人民、治于人民、为了人民。社稷次之，社稷在古代指土地神和谷神，山川大地，五谷物产，乃是养育人民，建立国家的物质基础，当然十分重要。后来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所以也可以说“社稷”就是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当然要有制度，要有宪法。但制度也好、宪法也好，终究还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的，所以社稷的地位次于人民。君为轻，是说相对于民与社稷来说，君的地位并不那么重要。君的地位与权力是民赋予的，没有民就没有君，君怎么可以与民相提并论呢？社稷是一个国家存在的基础，很难设想一个国家可以既没有山川大地，又没有五谷物产，也没有宪法制度。一个国家死掉个把国君，仍然不失为一个国家；若是没有了社稷，国家也就不存在了。所以国君的地位也不能跟社稷相提并论。刘禅继续道：“这是因为，有了人民，才需要建立国家。有了国家，才需要有个君。国家政治，一切以民为本。要说真有什么天子，那么民众才是真正的天子。因为天的聪明，是通过民的聪明来表现的。天的视听，是借助民的视听来实现的。民众的意愿，天总是顺从的。可见民众老百姓才是天的代表，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至于所谓君，则是民众抬举出来的，这是古今天下通行的道理。无论这个君叫做皇帝，叫做国王，叫做主君，叫做皇上，还是其他什么的，都概莫能外。得到广大人民的任命，才有资格做天子；得到天子的任命，才可以做诸侯；得到诸侯的任命，才可以做大夫。可见一切政治权力，从根源上来说，都是来自于民众。　孟夫子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是为了防止某些‘君’假借国家的名义，侵害民众的权力和利益。为君者应当认真听取民众的意见，坦诚接受民众的监督，关心民生疾苦，与民同乐。国运才能长治久安”刘禅借题发挥叛道离经的一番话听得众人目瞪口呆。这些观点他们都从所未有听过，可以说是闻未所闻。刘禅来自后世，见多识广，深受现代文明的熏陶，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集中制思想深入骨髓，故而说出这些话十分正常。“斗儿，不要出言不逊。就算天子垂拱而治，也是上天紫微星下凡，切不可胡言乱语，以免异言惑众，人心乱矣。”

庞统出言制止道。“师傅无妨，我只是深有感触，有感而发。孔圣人、孟亚圣都认为君为轻，民为贵，社稷次之，我只不过是借题发挥罢了。其实君主们也深深知道这些道理，然而他们私心杂念过重，想让一家一姓永远统治下去，幻想万年一系，这是非常错误的。比如嬴政号称始皇帝，传到胡亥执政，二世而亡。故而，无论谁当皇帝，如果不能像古代三皇五帝那样，让老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和平、安定、富足、幸福的生活，即使强行传给子孙，也不能长长久久。从周以来，无有享国超过300年之强大中央政权，盖家天下传给子子孙孙之弊端也。”

刘禅振振有词反驳道。“君不见，周王朝立国后，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定都洛邑史称东周。周平王东迁以后，管辖范围大减，形同一小国。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是为春秋时代。三家分晋，各诸侯相互征伐，后半期是为战国时代。虽然东周王室存在达500年之久，实际上是名存实亡。秦朝二世而亡。前汉帝国自高祖刘邦创建以来，包括王莽的新朝，历经14代223年。光武帝建立后汉帝国传8世共14帝，曹操、曹丕父子对帝位社稷虎视眈眈，随时篡权夺位，估计享国不到200年。”

刘禅也不忌讳，继续慷慨激昂道。“少主的观点惊世骇俗，离远远不如。”

林离站起躬身，心悦诚服拱手为礼赞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