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在减轻黔首百姓负担的同时，可以削弱诸多的地方豪强。取消人头税，对于地方豪强就是釜底抽薪，瓦解了地方豪强对人口的掌控。　　垄断能够赚取超额的利润，豪强独霸一方说穿了就是对区域各种资源的垄断。地方豪强自身的实力被削弱，无法与官府进行正面对抗之后，接下来，一定会谋求地方胥吏密切勾结，继续借助官府的势力，保持对地方资源的掌控。　　地主豪强掌握经济资源，胥吏掌握官府权力，是地方上最有权势的两个团体，这两者天然有着进行勾结和交易的倾向。想要完全杜绝二者之间的勾结，几乎是不可能的。　　而且要建立稳定的社会秩序，很多方面需要豪强与官吏的密切合作，丁宽也不可能要求地方官员胥吏，对地方豪强成天扳着死人面孔。　　只不过，这种勾结的过程，强弱之势会更加的倾斜，地方豪强在实力被削弱之后，已经没有了与官府抗衡的能力，只能逐渐沦为官府的附庸。　　只要再对这些地方豪强进行儒家思想的灌输，削弱他们与官府对抗的意志，这些豪强就会逐步转化成官府的延伸势力--乡绅。　　如果用丁宽穿越前的视角，乡绅阶层是一种封建社会的残余，不是什么好东西。但丁宽现在已经穿越到了两千年前的汉代，能够把难以管理的豪强，转化为听话顺从的乡绅，已经是很巨大的进步。　　乡绅垄断经济，赚多少钱，丁宽并不太在意。只要这些人，对上能够顺从官府的领导，对下能够剥削的不是太残酷，就能够稳定整个社会结构。　　丁宽特别注意的，就是不能让这些豪强地主转化出来的乡绅，剥削的过于残酷，把黔首百姓逼上绝路，也就是激起民变。　　不过经济上的剥削，残酷程度还是可控的，只要管住官府的胥吏，不让官府之力成为这些乡绅的压榨工具，就不会使得底层社会的矛盾过于激化。　　丁宽从掌握青州之时，就开始不断整顿吏治，其后又成立专门的监察司，诸州联盟成立后，也一直在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就是要避免公权被滥用。　　在理顺底层秩序同时，丁宽自然也要重新理顺帝国的核心管理层。丁宽要建立新的帝国，但帝国的核心管理层，依然离不开功勋贵族和士人集团。　　功勋贵族不用多说，随着新的丁氏王朝的建立，原本围绕在刘家皇族身边的汉室勋贵，自然会被丁氏王朝的新勋贵所取代。　　而且丁宽本身是开国君主，威望够大，足以压服手下的勋贵阶层，即使手下的将领中，刘备、孙策这些人都是野心勃勃之辈，但有丁宽镇着，不怕他们翻出什么浪来。　　最麻烦的其实就是士人集团，尤其是那些所谓的世家，需要一点点的进行分化瓦解。　　这些世家，依赖所谓家学，在儒家中具有极大的影响力，通过门生、故吏、姻亲编织了巨大的关系网，在中枢垄断了诸多的官位，在地方其实就是那种霸一郡的地方豪强。　　其中最顶级的几个世家，如汝南袁氏、弘农杨氏，连续几代有人出任三公高位，是汉代士人集团的内部竞争胜出者。如果仅仅是几个顶级世家，丁宽要对他们进行清洗，问题并不大。　　汝南袁氏出了袁术、袁绍两个野心勃勃的兄弟，是汉末乱世最大的搅屎棍，依靠家族名声，搅风搅雨。不过，这两兄弟才具不足，在诸侯争霸中落败之后，汝南袁氏受到大规模清洗，不会有任何人出来说情。　　弘农杨氏是关西士族的代表，只是弘农杨氏没有袁氏那么大的野心，把家族的未来都押注在了汉廷的身上，随着汉廷的灭亡，杨家的影响力势必也会大幅的衰落。　　这些顶级的世家，虽然表面上是世家的代表，但也只是代表而已，他们被清除了，还会有别的世家重新顶上来。真正难以处理的，反而是那些世代两千石的次一级世家。　　虽然名面上，这些次一级世家没有袁家、杨家势大，但其实这些次一级的世家，才是汉代世家的真正骨干所在，不仅把控了州郡的势力，而且有着深厚的根基。　　典型的代表，如徐州的下邳陈氏、安陆黄氏、吴郡陆氏、太原王氏、太原郭氏、陇西李氏。随便数数，这种次一级的世家就有二三十家之多。　　这些次一级的世家，表面上对统治者及其顺从，并没有去抢夺皇室的权力，只是要保持家族的传承，甚至愿意表现出忠心，作为皇族统治国家的工具和打手。但暗地里却结成了松散的联盟，守望相助，利益交换，把持帝国的中层权力。　　最麻烦的是，这些世家并非是几家几姓的小团体封闭联盟，而是不断新陈代谢，能够容纳吸收新团体进入的松散体系，即使其中一些家族衰落失势，又会有新的家族补充上来。　　中国的士族门阀政治，起源于东汉，兴盛于魏晋，一直延续到唐朝，直到宋代才逐渐消散。晋代的顶级世家王家、谢家、唐代的五姓七望，在汉末还都不算特别突出的顶级世家，但依靠祖上的余荫，在后续的数百年里陆续发迹。　　到了宋代之后，虽然畸形垄断的门阀形式消失了，但世家却并没有消失，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这些世家再不能进行全方位的垄断，却仍然在保持着极大的社会影响力，只是对权力和利益的把持更加隐蔽了而已。　　即使是元代、清朝这样异族统治的朝代，汉人沦为了二等种族，这些世家仍然保持了相当高的社会地位，哪怕是到了现代社会，“世家子弟”这个词仍然没有真正的消失，只不过是不再那么高调，远离了大众的视线而已。　　这种家族传承的方式，不止是在中国，而且是在全球仍然无处不在，欧美的蓝血贵族、日本的华族，依然都在低调的活跃着，而且社会结构越是复杂，这种家族传承的优势反而越是突出。　　世家的存在，有着极为根深蒂固的底层逻辑。人的生命只有短短的几十年，成年之后所能取得的成绩，与成年之前所获得的教育水平息息相关，甚至成正比。　　但成年之前能够受到什么样的教育，恰恰不决定于人的自身能力，而是决定于他的家庭出身背景。寒门难出贵子，其根源就是，寒门子弟在成年之前，没有条件接受精英教育。　　随着社会的进步，教育普及度逐渐提高，很多有天赋的人，可能凭借机缘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但这些仅仅是个例，更普遍的情况是，具有更好家庭出身的人，凭借良好的教育条件，更容易在同龄人中占据优势。　　在汉末这种经济仍然不够发达的阶段，教育资源更是被统治阶层占据，黔首百姓能够实现阶层跨越的，更加是特例中的特例，没有任何的代表性。　　而且即使是有那么一两个特例，实现了阶层跃迁，由底层进入了帝国的统治阶层，但他们的后代又成为了统治阶层的后代。　　创一代的出现，永远是基于偶然性。也许在某些特殊的历史节点，创一代有机会成群的出现，但这只是时代赋予的偶然机遇。　　而他们的后代就会成为富二代、富三代，把时间拉长到更长的区间，就可以看到家族传承的成功率，必然远高于创一代涌现的概率。　　世家是根本消灭不掉的，这就是丁宽为什么从起家之时，就不断的在与士人、世家进行合作的原因。即使丁宽发了疯，把现有的这些世家屠杀殆尽，那些底层的士人经过几代的发展，又会成长为新的世家。　　虽然无法消灭世家，但丁宽却可以压制世家的垄断能力，分化瓦解士人集团。象曹魏推出的九品中正制，把家世出身列为入仕的条件，就已经是赤裸裸的世家垄断官职了，丁宽当然不会让这种事情再发生。　　世家能够垄断国家的官职，根基还是在对教育的垄断。丁宽为了分化士人集团，已经推出了诸多的措施，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推动教育的普及，减少教育的垄断。　　汉代所谓今文古文之争，其实也是教育垄断的一环，西汉之时，今文经学占据了学术的主导地位，并凭借经学的所谓流派传承，垄断了入仕的渠道，到了东汉，古文经学的兴起，其实就是对这种学术垄断的冲击。　　其实，到了汉末，今文古文学派，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上的平衡，很多大儒如卢植、郑玄都已经兼通今文、古文，历史上随着郑玄博采两家之长，推出的郑学被后世广泛接受，今古文的争端就逐渐落幕了。　　丁宽在青州之时，为何如此谦恭的去拜访郑玄？就是看重了郑玄的学术地位，将郑学作为主流学派，再配合书籍印刷带来的传播便利，就可以推翻汉代的诸多经学流派与家学，对知识解释权的垄断。　　但丁宽也不想让郑学成为新的垄断学派，因此丁宽虽然推崇郑玄的学术地位，却没有把郑玄和他的门人，都征辟到自己的官员体系之中，而是把郑学作为一门私学在进行支持。　　同时，丁宽在自己掌握的其他州，也在积极的推行私学，就想要形成学术上的百花齐放，避免学术流派与官职任用，形成固化的关联。　　东汉一直在扩大太学，随着汉末的动乱和战争，洛阳的太学也已经不复存在了，丁宽即使重新占据了都城洛阳，也没有重新建立太学，而是在不断的鼓励更多的私学。　　太学是集国家之力，进行官员的后备培养，但这种培养方式过于集中，受到国家政治纷争的影响太大，很容易就变成了被权贵霸占的入仕途径。　　更加分散的多办私学，可以避免官员培养的集中化，可以让更多的私学相互竞争起来，在儒家官员的培养机制上，就避免世家大族的垄断。　　世家的垄断地位，还依赖于汉代独尊儒术的管理思想。其实法家、道家等其他思想，在汉代并没有完全的没落，只不过是被压制了而已。　　所谓“外用儒术，内用黄老”、“外用儒术、内用法家”，儒家一直没有在中国思想上占据真正的统治地位，在推行儒家道德标准的同时，黄老、法家、帝王术、厚黑学，一直在被悄然遵行。　　丁宽停办太学，积极推行多家私学进行竞争，其实是在促进其他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复苏与传播。各个私学在相互竞争之中，一定会更加具有开放性，愿意吸收更多其他学派思想的先进之处。　　而且，丁宽自己一直在推行自然科学的建设，丁宽一直在推广的农学、算学、工匠之学等都是自然科学的一部分，只不过还没有形成现代的科学体系。丁宽建立的小学、中学、专科学校教育体系，还需要时间来逐渐发展壮大。　　但丁宽要建立新的王朝，作为开国君主，所推行的学说，自然就有了较好的发展条件。丁宽停办儒家太学的同时，却在持续加大各类专业学校的建设力度，未来甚至会设立由丁家皇室支持的真正大学，从而避免儒家思想的一家独大。　　独尊儒术之下，造成了汉代“士农工商”的社会阶层排序，也造成了社会官本位一元结构。虽然被称为四民，但这四个阶层的社会地位差距极大。　　“士”作为国家的统治阶层，被排在第一位。“农”作为社会的基石，是人口最多的一个阶层，也是“士”所统治的对象，是国家的根基。这两个阶层，是两汉的核心阶层。　　至于“工”和“商”，对不起，只是农业社会不得不存在的坏东西。“工”被称为奇技淫巧、“商”被称为无奸不商，都是儒家极力打压的对象。　　但士人真的不需要工商业吗？恰恰相反，汉代的士人其实在垄断工商业，只不过工商业被内化在了汉代的农庄经济之内，无法自由发展。　　丁宽要推行的自然科学，恰恰是“农、工、商”三个被统治阶层所需。　　近代工业产生之前，农业技术发展一直十分缓慢，丁宽的《农书》基本已经把当前能够适用的农业技术，都罗列了出来，未来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传播，让《农书》中的知识能够被黔首百姓真正学会。　　丁宽推出《农书》的目的，是尽量的增加农业产出，稳固社会的基础，与儒家的重农思想相一致，与士人的冲突并不大。而且农业人口占比太高，丁宽也不可能提高所有农民的社会地位，更不要说用农民去影响士人了。　　农人黔首百姓的社会地位无法提升，丁宽却一直在不断提升“工、商”的地位。《农书》之中，丁宽放入了大量农副加工、手工业的内容，就是为了提升手工业在经济中的比重。　　丁宽在出仕之前，不但利用农庄的产出，与其他世家大族大作生意，而且还亲自远赴酒泉，去与胡人进行贸易，这些动作不仅是为了积累参与诸侯的资本，也是在为抬升“工、商”的地位，做前期的铺垫。　　等到丁宽参与平定黄巾之乱，被士人接纳之后，守孝的三年时间，更是在极力的推动家乡陵阳的工商业发展，当时前去与丁宽结交的士人子弟，只看到了一个意外繁华的偏僻县城，但并无法了解丁宽更深的用意。　　丁宽鼓动扬州的士人走向大海，用夷州岛的利益捆绑了扬州的世家大族，同样是在为推广自然科学，发展工商也做准备。　　航海对科技的依赖自不用多说，丁宽未来要推动海洋贸易，用来进行交换的，肯定不能是普通的商品，只能是各种奢侈的工业制品，如酒、丝绸、纺织品等。海洋贸易的扩大，一定会推动沿海、沿江地区工商业的兴起。　　等到丁宽真正的成了一方诸侯之后，一直处于保密状态的工程营也开始浮出水面，虽然为了防止先进的技术被其他诸侯所模仿，仍然有进行技术保密，但在丁宽的势力内部，工程营的地位已经确立了起来。　　丁宽当然不会把“工、商”两个阶层的地位，提升到与“士”同一级别，但至少要把工商业，从世家的垄断中解放出来，取消对“工、商”的各种歧视，使其自由发展。　　“工、商”获取经济利益的能力，远高于“农”，取消对“工、商”的歧视之后，“工、商”的社会地位，会迅速提升到“农”之上，成为黔首百姓阶层提升的新途径。　　“工、商”地位的提高，甚至会吸引部分不能入仕的读书人，转而经营起“工、商”二业，会逐渐改变“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官本位一元形态。　　所谓的世家，其实只是读书人中的小部分，是能够垄断官职的那部分读书人。如果失去了垄断官位的能力，即使连续几代人当官的世家，也无法形成所谓的“门阀”。　　丁宽从来没有宣扬过要压制世家，但却一直在削弱儒家的思想垄断，在削弱这些世家的政治影响力，在推行摊丁入亩之时，对豪强提供入仕渠道、进行经济上的补偿，其实都是在培养能与世家争夺官位的力量。　　只是丁宽经营的时间还太短，无论是自然科学体系，还是新的非世家出身的官僚，都没有形成足够与世家正面抗衡的势力，只能用时间来慢慢培养，这也就丁宽主动与袁绍罢战十年的真正原因。　　袁绍这些诸侯，是丁宽进行内部改革时的反衬，也是丁宽为吸引世家注意力，而特意保留的外敌。等到丁宽用于与世家分权的新势力发展壮大之后，这些诸侯以及汉室朝廷，就没有再留下的必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