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38年。对于李元昊和宋仁宗来说，都是极其不平静的一年。对于李元昊来说，这一年，他正式称帝，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而这一年，是大宋的景佑五年。李元昊为这个新生国家定国号为“白高大夏国”，简称“大夏”，而宋朝方面则因为夏在大宋的西面，将其称之为“西夏”。对于宋仁宗来说，这是大宋王朝自太祖皇帝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耻辱，要洗雪耻辱，就必须与西夏一战。于是，大宋王朝首先向西夏发了宣战书。而西夏方面，则采取李元昊之前的既定策略——不宣而战。西夏军队势如破竹、攻城拔寨，大有涤荡中原、宅兹中国的野心。称帝之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039年，李元昊写信通知宋朝政府，要求宋朝方面承认西夏独立的既成事实，如不承认，那么，不好意思，继续打，打到你服气为止。在这时的朝廷里，主战派是占绝大多数的，大多数官员在战术上藐视了敌人，认为西夏人不堪一击，大宋天兵一到，定期歼灭。而范仲淹显然思考的更深入一些，他已经专注研究西夏形势二十余年，在这方面的造诣远远超出别人，他不主张轻敌冒进，主张坚决防守，修筑堡垒，把西夏军肥的脱瘦、瘦的脱死。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可是很快就被扣上了一个又一个帽子，什么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什么胆小如鼠、什么软骨头……这令范仲淹很是无可奈何。真理有时候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而此时的范仲淹就是这少数人。孤独，袭上心头。他一心想的，是如何打出一个大胜仗，而不是像某些官员一样，耀武扬威。西北边境三川口大败的消息传来，京师震动，整个都城的百姓人心惶惶。此时此刻的范仲淹，不改他“先天下之忧而忧”的秉性，忧国忧民的他思考着大宋王朝的未来。那是一个秋日，他在御街上散步，颇有感怀，写下：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他很想到西北前线，很想到军中效力，只有如此，平生的才学与怀抱才得以伸张和施展。仁宗皇帝与范仲淹一起微服私访，马车走到大街上，忽然听见有书贩子在叫卖《四贤一不肖诗》，那个书贩子很激动，高喊：“这四贤一不肖的首贤，就是直言进谏不折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啊！”

说罢，很多市民纷纷掏钱购买。仁宗皇帝感慨道：“公道自在人心啊。知道我为什么叫上你一起到街上微服私访吗？”

范仲淹说：“官家是要对臣委以重任，臣自请到西北边疆效力，抗击西夏。不把西夏人赶出去，臣绝不回朝。”

仁宗皇帝开始了自我批评：“朕血气方刚，听信了某些人冒进的建议，扬短避长，给敌人打了野战，结果大宋军队损失惨重，现在西北边境的延州城已经被元昊团团围住，延州城危矣，西北危矣。”

范仲淹给仁宗皇帝加油打气：“臣此去，必将不辱使命。”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

仁宗皇帝的语气渐渐放轻松了。旁边的小黄门拿出一道圣旨：“除范仲淹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延州知州，自即日起，开赴边塞，整军修武，收复失地，切切，不得有误。”

范仲淹再拜稽首：“臣领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