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点应该是娄近垣做任何事都很懂得把握分寸。混官场的最怕的是什么？背后有人使绊子。娄近垣能够坚持逾越的事儿不干，越界的事儿也不做，结果自然就不会遭人嫉妒，也不会触犯他人利益。相比贾士芳道长那种隐修的道士来说，出身龙虎山的娄道长系出名门，代表的是中国正统道教，大人物就得稳重，不能立了大功就尾巴向天，行动坐卧都要注意形象。受宠的娄近垣还是和以前一样，专心干自己本专业的事情，甚至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因为他知道这个疑心病过重的老大最忌讳的是什么，怎么做才能使自己屹立不倒。还有，个人感觉最重要的一点是娄近垣能够摆出足够低的姿态向雍正学习佛法，是认真学习。雍正喜欢佛学地球人都知道，他从小礼佛，水平应该是不低，因为很多人都夸奖过他。比如章嘉曾称赞雍正“王得大自在”，乾隆说过“我皇考向究宗乘，涅槃三味，成无上正等正觉，施于万有，泽于尘劫。帝释能仁，现真实相。群生托命，于是焉在”。雍正自己也感觉很精通了，于是很坦然地自命为宗师。雍正的佛学思想和水平究竟有多高在这里就不过多讨论了，总之道友们知道人家水平确实是不低就行了。自己精通佛学，自然就喜欢和精通佛学的人交往，也有向别人倾诉学习心得的欲望，这是人之常情。当了皇帝以后，雍正很喜欢以禅学大宗师的身份指导列位王公大臣、禅僧羽士们参禅，别人也以能得到皇帝开悟为荣，时间久了就渐渐形成了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高端的禅学圈子。娄近垣这人情商很高，肯定不会放过融入这个参禅小圈子的机会，要知道那可是皇帝牵头的啊，加入以后就有机会亲近老大了嘛。另外，圈子里面随便一位也都不是吃素的，哪个不是国家的顶级权贵，和他们搞好关系也绝对重要。凭借娄近垣的身份和学识，很快就融入了这个圈子，当然他也是真心向雍正请教禅学，解悟禅宗妙旨，而且很快就贯通了三教一源之理，令雍正相当满意。在外人看来，娄近垣如此行径有着满满的目的性，无非想让老大感觉我对您的禅学造诣是如此的仰止，请收下我这记马屁罢了，然后对他的拍马的水平给个大写的赞。其实娄近垣在佛学方面的造诣也不浅，向雍正学习了一段时间以后，至于和雍正学了多少就不好说了，总之是有了心得体会，于是娄近垣创作了不少诗文，比如《西江月》《性地颂》《阐真篇》等等。写完以后，娄近垣都会发个朋友圈刷刷声望，最重要的是要给雍正鉴赏指正一下，每次雍正都极为高兴，对娄道长的认真好学的态度表示严重满意。雍正十年（1732年）雍正给娄正垣发了一份福利，派人拿了份《封娄近垣上谕》来到娄近垣的家里，白纸黑字写着：“法官娄近垣，……道法精通，行止端方……朕于暇召见之时，将禅宗妙旨开示提撕，近垣豁然觉悟，竟能直透通关，而于三教一源之理，更能贯彻，实近代玄门中所罕见者。娄近垣著封妙正真人……”。无论怎么夸都是虚的，最关键的是皇帝亲封了真人，这在历代来说都算是最高的奖励了。说到了诗作，就先稍展开说一说，后面还会再讲。娄近垣的诗作并不多，因为有幸被收入了雍正的《御选语录》中才被传世了22首，体裁有《西江月》、颂、歌、偈等，基本上都不是传统诗，而内容上也不是修仙悟道，而是学禅心得。娄近垣的这些诗文内容总体上都是围绕着“佛仙一贯之理”而写的，而偈、颂本来就是佛教九部经体之一。偈又称作“伽陀”、“偈陀”，这是在礼佛时所唱的东西。颂和偈的字数相等，只不过更灵活一些，用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偈是文言文，颂就是白话文。所以娄近垣的确是在写学禅的体会，往往是援佛入道，引道入佛，把炼养、成仙和佛教的明心见性、自性自在糅合在一起，表达道和佛的一致性。雍正认为的儒、释、道三教“理出于一原，道并行而不悖”，仅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当持平而论，所以娄近垣就说“众生仙佛，同一大圆境”。《性地颂》就是赞美清净自性的，中有“欲知仙佛理”，这些都很符合雍正的喜好。《御选语录》在前面也提到过，这是雍正“逐语分宗，齐文定旨”而编成的，算是他自己的学习笔记吧。《御选语录》的前面收录了十五位大牌禅师的语录和著作，比如永嘉玄觉、沩山灵佑、仰山慧寂、赵州从谂、雪窦重显等等，雍正为每人都亲笔写序，其中还包括张伯端。后面几卷收集了历代禅师的语录，约有一百多位名，当然气略小一些了。最后的第十九卷为“当今法会”，差不多相当于附录性质了，娄近垣的《性地颂》《阐真篇》等作品就是收录在这里。这也相当不简单了，能够被雍正看中并收录到自己的这部语录里，就算是在附录里也值得吹嘘好几代人了。实际上，雍正之所以喜欢娄近垣，一是娄近垣对禅宗是真的有很深的理解，作文水平还很高。二是娄近垣并不是为了学禅而学禅，不但能够融会贯通，而且还悟通了三教一源的道理，估计这二位都非常有成就感，各取所需，至于教会了什么，学到了什么反而是次要的了。说实话，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娄近垣能够把握住雍正的爽点，比如他《快活歌》里对雍正表示说：“只待遇缘参活佛，谁知活佛在眼前”，“圣恩一指骷髅碎，恰如盲人见日月”，“一切葛藤都摆脱”，“如今不用觅真诠，任我来去活泼泼”，如此等等，听起来是不是真不像出自一代高道之口？当然我们也不要瞧不起娄真人，要知道雍正身边学禅的并不止娄近垣一个，比如张廷玉、鄂尔泰、允禄、弘历这些王公大臣，还有一群高僧，比如雪鸿圆信、楚云明慧、若水超善等，哪有一个是简单的？娄近垣能够成为这个团体中的一员，本身就能说明了他的水平不凡，说些奉承话也是可以理解的。鉴于娄近垣的表现一直不错，雍正十一年（1733年）八月，雍正颁下了《赐大光明殿上谕》，安排娄近垣去新修整完工的大光明殿当家住持，统领法官共四十八人，同时参照禅师受封的标准赐斋。注意，这个职位可以世袭罔替，就是可以传给子孙后代，平时的一切开支用度都由内务府供给的。这个大光明殿就在京城里面，专门负责焚修顶礼，祷士祈晴，祝国佑民，重要性不言而喻。不久，又有奖励下来了。据娄近垣自己说，雍正十三年（1735年）九月十三日，他被诰授三品通议大夫，拿上了正三品的工资，并且荣及祖、父、家人，追封祖父娄荣为通议大夫，祖母盛氏等几人均为淑人，父亲娄明聘也是通议大夫，母亲也是淑人，能享受这种待遇的，恐怕没有几个人吧。注意，雍正同时还把道录司的大印交给了娄近垣，要知道，道录司可是掌管天下道教事的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某某部。顺便提一句，前面说过，到乾隆时期道录司就彻底成了官府的机构，不让道士再参与管理了。加封娄近垣的所谓圣旨的内容就不引用了，道友们可以找找看看就知道原因了，那语气和水平感觉就是小学低年级作文，真让人怀疑是不是雍正写的。娄近垣在回忆录里提到，雍正十一年六月的时候，皇帝把他叫到身边，亲口说：“大光明殿现在修整，与你作子孙常住。龙虎山上清宫去选些法官来，若上清宫人少，在苏州玄妙观选几个来，你好好教他们学法术。将来光明殿，你就是第一代开山之祖了。”

那道圣旨的内容就和这个差不多。实际上这件事不论娄近垣愿意还是不愿意都没办法拒绝，皇帝的话能不照办吗？就认了得了。史学界、道教界对于娄近垣是否创派一直存在争议，不过从一些文献上看，娄近垣确实是创派了，并称为“正乙派”。据北京白云观抄存的《诸真宗派总簿》记载，娄近垣这个正乙派主要在北京光明殿、苏州玄妙观和龙虎山上清宫传承，修习的是正一符箓和神霄雷法，有明确传承记载的有八代。同时有资料表明，直到民国时期，正乙派依然有传承，只不过谱系不是很清晰了。虽然娄近垣创立了正乙派，貌似脱离了龙虎山，实际上他对龙虎山还是一如既往地支持和照顾。据张锡麟的弟弟张昭麟说，自己的侄子张遇隆接了天师的班以后，虽然还算勤勉，不过水平和能力终归有限，导致龙虎山的事业发展堪忧，万幸有娄先生一肩挑起大梁，不但在龙虎山上大兴土木修复宫观，还在斋仪、符法、音乐等各方面创新发展，对于对我们张家，对于龙虎山，乃至对于整个正统道教的发展可以说“其功不朽”。在正统道教不受满清皇帝青睐的大环境下，娄近垣可以说是个特例，直到乾隆时期，他一直像一棵常青树，照样被信任、重用。到什么程度呢？乾隆元年（1736年）张天师的品秩遭贬降的时候，娄近垣手里的三品通议大夫的大印依旧稳稳当当，就连道录司的大印也没有被乾隆收回去，更不用说首都东岳庙的主持了。有的道友也许会说那是乾隆刚接班，大事小情太多，还没顾得上处理娄近垣的事儿呢。自然不是，乾隆二年时，乾隆甚至亲笔为娄近垣写了一副对联：千章树影屏间绿百道泉声云外清不仅如此，还有一诗随对联赠了下来：采采芦花已白头，摇风寂寞亚汀洲。朝来积雪看新覆，不见寻常鸥鹭游。咱们不说皇权时代了，就说现在社会能劳动一国元首给你又写对联又赠诗的，那是一般人能享受得到的吗？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娄近垣并没有失势。转过年来是娄近垣的五十岁的生日，这可是值得庆祝的好日子，当时四九城里面但凡有点头脸身份的各界人士竞相来给他贺寿，礼物多得堆积如山。在生日Party中有一个重要的节目，就是由来宾们即兴赠诗，念出来大家相互品鉴一番，也是圈子里的一件雅事。当时乾隆有没有来参加Party不太清楚，反正据娄近垣自己说乾隆也赠了一诗，这就足够了。作为主人，为了表示对大家的尊重，事后娄近垣专门把诸公赠的一百多首诗集结成为一部《知非赠言集》。在娄近垣整理《龙虎山志》的时候，他还专门从这本诗集里面精选出来二十四首收录进来。从这件事上可以看得出来，当时娄近垣在上流社会的交际能力之强之广了，不愧那句“一时京华冠盖，竞与往还”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