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八年秋天，傅斯年和罗家伦、康白情、徐彦之等人经过酝酿和讨论，决定组织一个团体，于是约集了二十多位同学，创立了新潮社。

罗家伦（1897年12月21日—1969年12月25日），字志希，笔名毅，祖籍浙江绍兴柯桥钱清镇江墅村，生于江西进贤 。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之一 ，亲笔起草了印刷传单中的白话宣言（其中文言篇由许德珩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提出了“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口号，并在五月二十六日的《每周评论》上第一次提出“五四运动”这个名词。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

一九一八年十月十三日，举行第一次预备会，研究办个什么样的杂志。最终确定了三个标准：批评的精神、科学的主义、革新的文字。

杂志的名字，罗家伦提出叫“新潮”，徐彦之建议英文名为“The Renaissance”，译为“文艺复兴”。最后，大家同意名称中英文含义有区别，杂志中文名为《新潮》，下书英文名The Renaissance。从杂志的名字，不难看出，这些年轻人的抱负是要担负起启蒙的责任，

考虑到学生有寒暑假，杂志每年出版十期。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九日，召开第二次预备会，编辑部推选傅斯年为主任编辑、罗家伦为编辑、杨振声为书记；干事部推选徐彦之为主任干事、康白情为干事、俞平伯为书记；胡适为杂志顾问。

蔡元培校长批准每月从北京大学的经费中拨2000元作为办刊经费，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热情地腾出北大红楼一层22号房间，作为杂志的办公场所。北大出版部主任李辛白答应，发行由北大出版部负责，印刷由该部设在北大红楼地下室的小型印刷局负责。账目则由学校会计课负责。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三日，《北京大学日刊》刊登了《新潮杂志社启事》。一九一九年一月一日《新潮》第1卷第1号出刊，《新潮》杂志在北大红楼诞生了。

一九一九年元旦，《新潮》创刊号在北大红楼正式出版发行。

发刊词中写道：“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

希望海内同学“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

一时间，北大拥有《新青年》、《新潮》两个备受关注的进步刊物。《新潮》的稿件除了学生自己撰写，《新青年》的大师主笔们也踊跃供稿。

李大钊的《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等文章，鲁迅的小说《明天》，王星拱的《科学的真实是客观的不是？》、《物和我》等力作，先后在《新潮》刊发。

《新潮》呼应《新青年》，批判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提倡白话文学，介绍国外先进思潮，成为当时公开主张文学革命的新秀。

胡适曾赞赏：“《新潮》杂志，在内容和见解两方面，都比他们的先生们办的《新青年》还成熟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见解也成熟得多。”

《新潮》还刊发一些关于家庭、民主、社会改造等问题的文章。罗家伦的《今日之世界新潮》，大胆宣称：“现在的革命不是以前的革命了！以前的革命是法国式的革命，以后的革命是俄国式的革命！”

叶绍钧的《女子人格问题》一文在《新潮》杂志第1卷第2号上发表。文章指出：一般男子对于女子，只有两种主义。一是设种种美名，叫女子去上当，自己废弃他的人格叫做"诱惑主义"。一是看了女子较自己庸懦一些，就看不起他，不承认他是同等的"人"，因此就不承认他的人格，叫做"势力主义"。

若恢复女子人格。不可不先有一种自觉。女子自身，应知道自己是个“人”，她和男子不同在生理方面，这是天然光明的，并不牵涉善恶问题、优劣问题。她生育是替社会增新分子，是一种很神圣的事业。她做别人妻子，是顺自然之理，和男子做女子的夫一样。并不是去做男子的财产、奴隶，替他管家事，掌财产。

在已经习惯了男尊女卑的社会，这样的文章和主张在当时简直是“骇人听闻”，产生极大的冲击力。

在《新潮》第一卷第一号上，傅斯年发表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是带有宣言性质的文献，文中系统论述了《新潮》杂志的宗旨、责任。（全文附后）

傅斯年在《新潮》上，先后发表了四十多篇文章，内容涉及文学语言、社会政治、道德伦理、哲学历史等领域，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从此他蜚声文坛，成为北京大学一位富有魅力的学生领袖人物。《

《新潮》在文学形式方面，使用新式标点，为白话文的发展推波助澜，备受社会各界读者的推崇。第一期出版不到一个月，竟加印三次，销量达到万余册。即便如此，仍然供不应求，每天收到很多来信要求重印。

很多学生看过杂志后，借给同学看，寄给朋友看，送给兄弟姐妹看。《新潮》的读者在不断增加，影响面在不断的扩大。

《新潮》显然刺痛了守旧的势力，杂志受到北大部分保守派教授和学生的攻击、谩骂，北大红楼二层的教员休息室成了激辩的场所。有人拿着几本《新潮》和《新青年》，送给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还在刊物上写了“非圣乱经”“洪水猛兽”“邪说横行”等评语，呼吁惩处北大校长、进步教授和青年学生。而有几家旧势力办的报纸，竟把攻击和咒骂《新潮》作为了他们的主业。

这从另一个方面，显示了《新潮》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

附：傅斯年《〈新潮〉发刊旨趣书》

《新潮》者，北京大学学生集合同好，撰辑之月刊杂志也。北京大学之生命已历二十一年，而学生之自动刊物，不幸迟至今日然后出版。向者吾校性质虽取法于外国大学，实与历史上所谓“国学”者一贯，未足列于世界大学之林;今日幸能脱弃旧型入于轨道。向者吾校作用虽曰培植学业，而所成就者要不过一般社会服务之人，与学问之发展无与;今日幸能正其目的，以大学之正义为心。又向者吾校风气不能自别于一般社会，凡所培植皆适于今日社会之人也;今日幸能渐入世界潮流，欲为未来中国社会作之先导。本此精神，循此途径，期之以十年，则今日之大学固来日中国一切新学术之策源地;而大学之思潮未必不可普遍中国，影响无量。同人等学业浅陋，逢此转移之会，虽不敢以此弘业妄自负荷，要当竭尽思力，勉为一二分之赞助。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同人等深惭不能自致于真学者之列，特发愿为人作前驱而已。名曰《新潮》，其义可知也。

今日出版界之职务，莫先于唤起国人对于本国学术之自觉心。今试问当代思想之潮流如何?中国在此思想潮流中位置如何?国人正复茫然昧然，未辨天之高地之厚也。其敢于自用者竟谓本国学术可以离世界趋势而独立。夫学术原无所谓国别，更不以方土易其质性。今外中国于世界思想潮流，直不啻自绝于人世。既不于现在有所不满，自不能于未来者努力获求。长此因循，何时达旦?寻其所由，皆缘不辨西土文化之美隆如彼，又不察今日中国学术之枯槁如此;于人于己两无所知，因而不自觉其形秽。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第一，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第二，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第三，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第四，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铭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觉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孑然独存”之中国同沿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

中国社会形质极为奇异。西人观察者恒谓中国有群众而无社会，又谓中国社会为两千年前之初民宗法社会，不适于今日。寻其实际，此言是矣。盖中国人本无生活可言，更有何社会真义可说?若干恶劣习俗，若干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以造成所谓蚩蚩之氓;生活意趣，全无从领略。犹之犬羊，于己身生死地位、意义，茫然未知。此真今日之大戚也。同人等深愿为不平之鸣，兼谈所以因革之方。虽学浅不足任此弘业，要不忍弃而弗论也。此本志之第二责任也。

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不曾研诣学问之人恒昧于因果之关系，审理不了而后有苟且之行。又，学术者深入其中，自能率意而行，不为情牵。对于学术负责任，则外物不足萦惑，以学业所得为辛劳疾苦莫大之酬;则一切牺牲尽可得精神上之酬偿。试观吾国宋明之季甚多独行之士，虽风俗堕落、政治沦胥，此若干“阿其所好”之人终不以众浊易其常节。又观西洋“Renaissance”与“Reformation”时代，学者奋力与世界魔力战，辛苦而不辞，死之而不悔。若是者岂真好苦恶乐，异夫人之情耶?彼能于真理真知灼见，故不为社会所征服;又以有学业鼓舞其气，故能称心而行，一往不返。中国群德堕落，苟且之行遍于国中。寻其由来：一则原于因果观念不明，不辨何者为可，何者为不可;二则原于缺乏培植“不破性质”之动力，国人不觉何者谓“称心为好”。此二者又皆本于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同人不敏，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此本志之第三责任也。

本志同人皆今日学生，或两年前曾为学生者，对于今日一般同学，当然怀极厚之同情，挟无量之希望。观察情实，乃觉今日最危险者，无过于青年学生。迩者恶人模型，思想厉鬼，遍于国中，有心人深以为忧。然但能不传谬种，则此辈相将就木之日，即中国进于福利之年。无如若辈专意鼓簧，制造无量恶魔子，子又生孙，孙又生子，长此不匮，真是殷忧。本志发愿协助中等学校之同学，力求精神上脱离此类感化。于修学立身之方法与途径，尽力研求，喻之于众。特辟出版界评、故书新评两栏，商榷读书之谊(此两栏中就书籍本身之价值批评者甚少，借以讨论读书之方法者甚多)，其他更有专文论次。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学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同人浅陋，唯有本此希望奋勉而已。此本志第四责任也。

本志主张，以为群众不宜消灭个性。故同人意旨，尽不必一致，但挟同一之希望，遵差近之途径，小节出入，所不能免者。若读者以“自相矛盾”见责，则同人不特不讳言之，且将引为荣幸。又本志以批评为精神，不取乎“庸德之行，庸言之谨”。若读者以“不能持平”腾诮，则同人更所乐闻。

既以批评为精神，自不免有时与人立异，读者或易误会，兹声明其旨。立异之目的若仅在于立异而止，则此立异为无谓。如不以立异为心，而在感化他人，但能本“哀矜勿喜”之情，虽言词快意为之，要亦无伤德义。同人等所以不讳讥评者，诚缘有所感动，不能自已于言。见人迷离，理宜促其自觉之心，以启其向上之路：非敢立异以为高。故凡能以学问为心者莫不推诚相与。苟不至于不可救药，绝不为不能容受之诮让。然而世有学问流于左道，而伪言、伪旨足以惑人者，斯惟直发其覆，以免他人重堕迷障。同人等皆是不经阅历之学生，气盛性直，但知“称心为好”，既不愿顾此虑彼，尤恨世人多多顾虑者。读者想能体会兹意，鉴其狂简也。

本志虽曰发挥吾校真精神，然读者若竟以同人言论代表大学学生之思潮，又为过当。大学学生两千人，同人则不逾二十，略含私人集合之性质;所有言论由作者自负之，由社员共同负之。苟有急进之词，自是社中主张，断不可误以大学通身当之。

发刊伊始，诸待匡正，如承读者赐以指教，最所欢迎。将特辟通信一栏，专供社外人批评质询焉。

(原载1919年1月1日《新潮》第一卷第一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