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四年孙中山于广州创办广东大学，由邹鲁任校长。当时广东大学与黄埔军校并称文、武两校，前者旨在培养文职官员，而后者旨在培养军职人员。

一九二五年孙中山病逝于北京，邹鲁因参与“西山会议派”活动被免职，广东大学一时陷入混乱状态。

中山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内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登台表演。受这种政治生态的影响，广东大学内部，教职员、学生中也出现许多派系，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斗争激烈，不相水火。

一九二六年七月，广东大学改名为中山大学，戴季陶出任校长。

戴季陶看到校内一片混乱，决定予以整顿。一方面延聘知名学者来校任教，先后聘得曾在北京大学任教的朱家骅为地质系教授兼系主任；曾在厦门大学任教的鲁迅任文科教授兼教务主任。另一方面对学校领导机构进行组织上的改造，改校长制为委员长制，戴季陶任委员长，顾孟余为副委员长，朱家骅、丁惟汾、徐谦为委员。

十月十七日，委员会宣布就职，接着对学校各项事务进行整顿：裁减解聘不合格的教员，甄别淘汰程度太差的学生。

由于戴季陶、顾孟余都兼有别的职务，而且事务繁忙。学校的主要行政具体事务实际上是由朱家骅负责。

朱家骅（1893年5月30日—1963年1月3日），字骝先，浙江省湖州府吴兴县（今湖州市吴兴区）人。少时先后就读于正蒙学堂、南得公学， 一九零八年秋考入上海同济德文医学校（同济大学前身）。

辛亥革命爆发后，朱家骅参加革命并担任中国敢死队驻汉口代表，组织反清革命人士上前线救护伤员。

一九一四 年赴德国留学，入柏林矿科大学研究地质。一九一七年回国到北京大学教德文。一九一八年，公费赴瑞士研究地质学。一九二零年，转学德国柏林大学。一九二二年，获地质学博士学位。

朱家骅一九二四年回国，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兼德文组主任，加入国民党。当时的中国，军阀混战，列强欺辱，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朱家骅作为一名高级知识分子，感到莫名的悲哀，同时在他内心深处处，有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也在驱动着。

在声援五卅的北京学生爱国运动中，他曾率领几千名学生在北京城游行示威，声讨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北洋政府面对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惊恐万分，急忙派军警前往，对手无寸铁的学生实行了镇压，朱家骅也遭到了当局的通缉追捕。

迫于北京的严峻形势，朱家骅于是南下广州，进入中山大学任教。由于他学识渊博，才华横溢，受到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的赏识。

戴季陶同蒋介石的关系非同寻常，他是蒋介石政治上最重要的亲信之一。在戴季陶的引荐下，朱家骅后来曾出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长，从此开始走上了民国的政治舞台。

深厚的学识功底、过人的精力和出色的工作能力，朱家骅逐渐受到蒋介石的重用。在短短数年时间，他平步青云，先后担任了国民政府教育部长、交通部长、浙江省主.席、中统局局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重要职务，而且有时候是同时身兼数职，成为了蒋介石政权的重要智襄成员。

纵观朱家骅的一生，他从一名留学归国的高级知识分子，到南京政府的显要高官。他固然离不开戴季陶贵人相助，但一路走来，朱家骅不仅能够学以致用，而且他还能摒弃作为知识分子的清高孤傲，将自己的博学多才发挥到了极致。因此，朱家骅才能在民国官场的权力争斗中立于不败之地，像他这样的人物在民国史上也是罕见的，朱家骅堪称民国文人学者从政的典范。

当然，这为后话。

朱家骅首次在北京大学任教时，一次闲谈中，沈尹默对他说，“傅孟真这个人才气非凡！”

朱家骅虽未曾与傅斯年谋面，但却把他的名字深深地记在了脑子里。

后来，朱家骅再度赴德国留学，对傅斯年的情况有了进一步了解。整顿后的中山大学，文学院教学力量薄弱，亟须聘请一位在文学、史学方面有新见、有造诣的学者主持教学工作，朱家骅马上想到了傅斯年。

朱家骅极力举荐，校务委员长戴季陶、校务委员顾孟余亦表示同意。于是傅斯年被聘任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

如果说胡适是傅斯年学业上的导师，朱家骅则是他的职业导师。如毛子水所说：“没有朱先生的知人善任，虽有天才如孟真，即能成就，亦必困难得多。”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傅斯年携胞弟傅斯岩赴广州中山大学上任 。

傅斯年来到中山大学时，学生期末考试刚刚结束。根据学校的安排，成绩及格的学生按程度区分等级，补习国文、数学、外语三科。

傅斯年精通国文、外语，虽未专攻数学，但也不是门外汉。所以进校伊始，便忙于课程的安排和指导。

次年三月一日新学期开始，他便登台讲课。在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他开设了《古代文学史》、《尚书》、《陶渊明诗》、《心理学》等四、五门课程。傅斯年博闻强记，许多古籍的原文和训释都谙熟于胸中。

据听过他讲课的学生回忆说：“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而且不限中文系的。我记得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 .《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 .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的讲，讲的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他开《古代文学史》课，没有现成的讲义，于是便动手编写。他自己刻钢板，在蜡纸上起草，稍加修改，即付油印。所以学生拿到的讲义，常有增删涂改的地方。

傅斯年在《诗经讲义稿》的序言中谈及当时编写讲义的情况说：“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斫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从这番话里可见，其日常工作和教学活动的繁忙。

在教学方法上，傅斯年力斥中国传统的陈腐说教，把教育的重点放在培养学生获取新知的方法和运用资料的能力方面，力求将学生引入学术研究的殿堂。

他在讲课的时候，特别强调学生做到两个方面：其一，阅读原始资料。他讲《中国文学史》课时告诉学生，研习文学，“第一要避免的，是太看重了后来人的述说，批评，整理的著作，以及叙录的通书，而不看重原书”。只要能够细心地读一部古籍，就比读一切近年出版的文学史著作都要好。他告诫学生不可把读教师的讲义代替读专门的古籍资料，恰恰相反，教师讲义的作用只是用来刺激学生读原始资料。

其二，学会思考问题。他说：“我的‘卮言日出’，非供诸君以结论，乃赠诸君以问题，有时或觉说的话仿佛徘徊歧路，毫无定见样的，这正因为我们不便‘今日适越而昔至’。且把一切可能的设定存在心中，随时推端引绪，证实证虚。假如这些问题刺激得诸君心上不安宁，而愿工作，以求解决，便达到这讲义的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