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的目的，当年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出版的《研究所周刊》第一集第一期的《发刊词》同样给予了明确回答：

“语言学和历史学在中国发端甚早，中国所有的学问比较成绩最丰富的，也应推这两样。但为历史上种种势力所束缚，经历了二千余年还不曾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我们生当现在，既没有功利的成见，知道一切学问，不都是致用的。又打破了崇拜偶像的陋习，不愿把自己的理性屈服于前人的权威之下。所以我们正可承受了现代研究学问的最适当的方法，来开辟这些方面的新世界。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自然科学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我们要实地搜罗材料，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遗址发掘，到各种的人间社会去采风问俗，建设许多的新学问。”

在这里，傅斯年揭示了重建中国语言历史之学的三个重要途径——到民众中寻方言，到古文化的遗址去发掘，到民间去采风，统而言之，就是“要实地搜罗材料”。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办起来之后，傅斯年在不同场合反复阐述这样的观点：

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都是最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所以近代史学都达到的范域，自地质学以至目下新闻纸，而史学外的达尔文论正是历史方法之大成。

在给友人的信中他说道：“研究所的宗旨，一、到处找新材料。二、用新方法（可行付给之工具）整理材料。其事业：一、助有志此项研究之学者；二、继续已动手之工作之进行（有他处已动手，而力不足遂止者）；三、自己创始几件合众力方可成功的工作；四、训练若干有新观点、用新方法之少年工作者（我们都算在老年列里）；五，为全国同趣味之人创一个刊印研究结果，并奖励机关。此必我兄所赞同也。……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

傅斯年不仅以“史学即是史料学”的观点来要求史语所同仁，他本人在研究中也身体力行，注意践行这一宗旨。同在一九二八年，傅斯年在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中就单列有“史料论略”一节，专门讨论史料的性质与整理，比较清晰地反映了史语所创办初期他的史学观点：

他在讲义中写道：“整理史料是件很不容易的事，历史学家本领之高低全在这一处上决定。后人想在前人工作上增高：第一，要能得到并且能利用的人不曾见或不曾用的材料；第二，要比前人有更细密更确切的分辨力。近年能利用新材料兼能通用细密的综合与分析者，有王国维先生的著作，其中甚多可为从事研究者之模范；至于专利用已有的间接材料，而亦可以推陈出新找到许多很有关系的事实者，则为顾颉刚先生之《古史辨》诸文。”

语言历史研究所成立后，傅斯年一面安排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民俗》周刊（由《民间文艺》扩充而来）、《语言历史学丛书》，另一方面，积极进行考古调查、采集方音方言的准备工作。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是语言历史研究所最主要的刊物。

该刊是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主编的语言历史学领域学术研究刊物，刊载内容以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学术论文为主，包括各地方言、风俗、古物的实地调查，兼有刊载近期学术界消息和学术通讯。主要撰稿人为时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所的教授们，不乏顾颉刚、余永梁、胡适、薛澄清、傅斯年、罗家伦、叶国庆等名家。诚如发刊词所言，该刊为语言和历史研究者们提供了学术争鸣、相互切磋的平台。

创刊号中刊载有顾颉刚的《秦汉统一之由来和战国人对于世界的想象》和胡适的《论左传之可信及其性质》。

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三十一日出版的第二集第十四期中，刊载有傅斯年《与顾颉刚论古史辨（续）》，第五期中刊载顾颉刚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第七期中即登载傅斯年的《评春秋时期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由此可见，该刊记载了傅斯年与顾颉刚关于“古史辨”的争论。

“学术界消息”栏目刊载《西北科学考察团发现新石器时代之遗物》，报道瑞典人斯文赫定来华，组织大规模科学考察团赴新疆和甘肃考察的拟定办法。

该刊还关注一九二六年诺贝尔奖金的赠予情况。值得注意的是，该刊一九二八年发行的第十四期和第十五期刊物中均附载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的招生简章，附白中登载有研究所研究方向的分组情况以及师资教授。

该刊登载的学术文章作者均为近代较有影响力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该刊学术界消息和学术通讯栏目刊载的学术动态也具有较高的学术研究价值。该刊将学术研究与学界动态相结合，对于研究近代语言学和历史学的发展动向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一九二八年四月初，有几位瑶民来广州，傅斯年听说后，乃与顾颉刚、何思敬、史禄国（苏联人，时任中山大学人类学教授）同往造访，询问民俗及瑶族文字，并观看他们跳舞。后来还曾派史禄国、杨志成等赴滇调查少数民族风俗，派容肇祖赴北路考察古物。同时派顾颉刚前往上海、杭州等地购买图书，共购得书籍12万册，价值5万6千多元，计有丛书150种，地方志600种，科举书约600种，家谱约50种，考古学书约250种，近代史料书约800种，民间文艺约500种，民间信仰方面的书籍约400种，碑帖约3万张。其中善本稿本甚多。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顾颉刚、钟敬文、容肇祖等在语史所内成立民俗学会，这是中国第一个正式的民俗学会。民俗学会规定：“以调查搜集及研究本国之各地方各种族之民俗为宗旨。一切关于民间之风俗习惯、信仰、思想、行为、艺术等，皆在调查、搜集、研究之列。”

民俗学会一度成为中大语史所最有成绩的方向，下设风俗物品陈列所，陈列有首饰、衣服鞋帽、乐器、小孩玩具、赌具、神像、冥器、科举用具、迷信用具等物品。初始研究计划有孟姜女故事、东岳庙、中国歌谣概论、河南谜语类编、陆安传说集等12种。成立当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及《民间文艺》（后改为《民俗周刊》）创刊，一九二八年四月民俗学传习班开始上课。

十二月十四日，考古学会成立，下设古物成列室，成立之初决定发掘南汉残瓦，收集广东古物。一

九二八年四月十四日，番禺员村发现晋代古墓，在校长戴季陶的支持下，政府派出第二十五师保护语史所教授发掘晋墓，考古学会主.席商承祚依据实地发掘，撰写了《调查员村乡发现晋代古冢始末记》，这次早期发掘为史语所后来的田野考古提供了经验。

商承祚（1902年3月7日－1991年5月12日），字锡永，号驽刚、蠖公、契斋，室名已庼古先斋，广东番禺人，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金石篆刻家、书法家。

出身书香世家，是中国最后一位探花商衍鎏之子。

一九二一年赴天津拜罗振玉为师，学习甲骨文、金文。

一九二三年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研究生，未毕业就被南京东南大学聘为讲师，专讲甲骨文。

一九二七年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讲授甲骨文字及钟鼎文字研究、古器铭释等。

三十年代初回京，先后在女子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一九三三年赴南京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一九四一年赴重庆，任重庆盐务总局、贵州盐务总局分局帮办秘书，同时兼任齐鲁大学教授。

抗日战争胜利后任重庆大学、重庆女子师范学院教授。

一九四八年秋天回到广州中山大学任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选为第三、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政.协委员，广东省民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广州市文管会副主任委员，广东省语文学会会长。

今天中大校园内依然可见多处商衍鎏的笔迹。

这是个为中国考古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之人，一九二九年时，他为充实古物成列室储藏，到北平等地鉴定、收集古物。共得甲骨、金石、瓷器、佛像、壁画等历代古物两百余种，其中不乏战国鼎、汉彩绘陶尊、北魏六道轮回造像（今定名为：卢舍那法界人中像）、隋开皇造像、唐三彩飞虎兽等历史价值很高的精品。这批古物在日军占领广州时遭到严重破坏，损毁殆尽。

二零零五年，残存古物被安置在中山大学广州校区南校园图书馆。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是中国学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最早且最典型的学术机构, 是二十世纪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成就之一，对历史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傅斯年居功至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