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的秋天来得很晚，已是九月的天气了，行走的空气中还有层层温热，街上的梧桐、香樟和银杏树青黄参半，马路上只有一些细碎的小黄叶。直到一场大雨后，吹来的风不再夹杂着夏天的暑气，泛黄的叶子旋转着脱离树枝落到地上，铺满一地，偶尔有西风扫过，将人行道上的树叶卷起，上海的秋天才真的来了。沪东一条僻静的小马路上，走来一位步履蹒跚的时尚老人，他是上海滩颇为知名的作家，他踏着满地碎叶，迟缓地走在人行道上，朝一家书店走去。书店开在一片高档住宅小区的街面房，小区由“一街两坊”拆建而来。“一街两坊”是作家的父辈们所建的石库门街坊，作家出生在石库门里，对这里怀有特殊的情感，耄耋之年常来此走动。“一街两坊”已不复存在，连街坊后面那幢装有避雷针的圆顶洋房也已不在了，代之以一排排二十四层高的摩天大楼。这些摩天大楼薄得不能再薄，每一幢都像一位身材苗条弱不禁风的姑娘，朝阳下犹如穿上了一身富丽堂皇的外衣，亭亭玉立迎风招展。过去的“一街两坊”，小菜场无比喧嚣，小吃摊前人头济济，各种店铺鳞次栉比，像今天这样的日子，满街都是插着小彩旗的蒸米糕。然而现在，路上几乎没有商店，马路阒然清净，除了扫地大妈不见一个人影。人们在住进高楼以后，似乎都成了仙，满足于坐在封闭的阳台里，喝着咖啡隔着玻璃欣赏窗外的春夏秋冬，偶尔开窗呼吸一下随风飘来的带有黄浦江味道的潮湿空气，享受着精致、不乏奢靡的生活，根本不知晓、或者不屑知晓那拔地而起的高楼书写着怎样的故事、这座负重的城市背后有些怎样的历史。作家头戴耐克遮阳帽、脚穿一双香槟皮鞋，上身穿西装，下身穿一条牛仔裤，手拄一柄手杖，朝书店走去。这家书店叫做飞令沙龙，是一家有咖啡喝的书店。作家曾是一名教授，曾经的职业是报社编辑，作家的名头是作协给的，徒有虚名，因为他从未出过一部书，直至退休以后，他才开始真正意义上的写作。今天他不辞辛劳，从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地铁线那头过来，要给飞令沙龙的老板娘送一份手稿。飞令沙龙所在的大楼原址，以前叫做友邦里，友邦里是作家的成长地。一年前，作家来到飞令沙龙，坐在靠马路那扇硕大的玻璃窗下，紧靠玻璃窗晒太阳。那段日子他总觉得头颅里有好多虫子在爬，令他非常难熬，要晒一晒太阳才好过。玻璃窗上，从里面用白漆喷着大写的“ILOVEYOU”英文字母，第一个字母I正好落在他遮阳帽上，如果从马路上看过来，像是一把尖刀插在一个人的头顶上。从吧台这边看过去，却像一幅达利的画，十六世纪的骑士堂吉诃德，头戴有尖刺的钢盔，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歪斜着执迷不悟的头颅。这一幅景象令沙龙老板娘感到十分好笑，对作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作家喜欢飞令沙龙，是因为每当他坐在这里，父辈们那些被尘封的往事与悲欢回忆如同闸门被打开而涌现出来。作家姓蔡，以前别人叫他小蔡，将他和他父亲老蔡区别开来。说起老蔡，可是“一街两坊”家喻户晓的人物。倒不是因为他做了多少好事使人难忘，而是他做下过一件不可原谅的事，给他的人生留下了不可抹去的污点，才使人耿耿于怀。作家从小不在父亲身边，被母亲带到友邦里和继父生活，小蔡始终摆脱不了父亲臭名远扬的阴影，和街坊邻居对他母亲曾是青楼女的轻蔑目光和不屑的态度。每年的清明节，作家都要来这里替父亲赎罪，这里有因父亲而丧生的先烈，也有父亲同一辈人对父亲的倾力相助和他们的英勇壮举。每当他坐在飞令沙龙里，他就会感觉到这里枪声依然响亮，仿佛只是昨夜的事。同样又会想起父母的苦难，他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吞咽几十年积压的悲苦、愧疚和不可告人的思念情绪，借一杯浓郁飘香的黑咖啡释怀。父亲到底做了些什么事？在父亲死后，作家经过锲而不舍的查访，终于弄清楚萦绕父亲一生的那桩日伪时期的案件，才理解父亲为什么会选择自杀。而对于自己过去因憎恨母亲青楼女的身份而离家出走，同样心怀一份内疚。世事总是那么无奈，人性善恶可谓报应不爽。五十八年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蔡家后代，仿佛沉睡了五十八年被一个声音叫醒，带他来到这里。这里草木青翠，高楼林立，很多人在当年流淌着义勇军热血的土地上，载歌载舞，满面春风。多数人根本不在乎他们的父母做过些什么、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什么事，而作为他们的同龄人，作家却对此耿耿于怀。作家走进飞令沙龙，从手提包里取出一叠用橡皮筋捆扎得整整齐齐的手稿交给老板娘。他们在半年前就有约定，作家将小说手稿分两次交给老板娘，请老板娘帮忙为作家的小说做文字录入和校对工作。老板娘是个曾经的作家迷，接过手稿，捧在怀里如获至宝地对作家说：“谢谢你对我的信任，很荣幸我能成为你的第一位读者。”
但是此后，老板娘翘首以待作家再次送来手稿的后半部分，可是一直没有等来。作家如石沉大海毫无音讯。这一天老板娘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到作家的工作室，没有窗户，没有门扉，四周是黑戳戳像砖一样的云，作家身陷一口大缸里，仰面朝天，头颅靠在缸沿上，似睡似醒。老板娘梦中大声疾呼，猛然醒来，情觉有异，连忙按照作家给的地址，找到作家工作室。老板娘敲了半天门，把隔壁邻居都吵到了，屋内却始终没有一丝回音。老板娘心里“咯噔”了一下，顿觉大事不妙，立刻报警。十分钟后，警察来到，问清原委，破门而入，眼前的景象令人大吃一惊。这是二楼一间朝北小屋，屋子里除了书还是书，柜子、桌子、床头，全都摊满书籍和资料夹、文件袋。只见作家躺在桌子后的高背转椅里，仰面朝天，双手垂地，嘴巴半开，眼睛瞪着天花板，一动不动。老板娘急于向前察看，被一名警员拦在门口。已进入屋内的另一名警员走到桌边，戴起白手套，伸手在作家颈下摸了摸，又试了试他的鼻息，再小心翼翼翻开他眼皮察看了一下，立即对门口的警员说，“呼叫总队。”
门口的警员拿起对讲机，请求总队增派人手勘查现场。老板娘心里顿时凉了半截，趁警员进屋，悄悄跟上去，又被警员拦住：“不要进来，人已经死了。你是他什么人？”
听了此话，老板娘张嘴“啊”了一声，半晌说不出话来。她深吸一口气，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后说：“我是他的书记员……”“书记员？”
警员自言自语，要求她出示身份证。趁警员查验证件的时候，老板娘走到书桌边，见桌面凌乱，铅笔、钢笔、圆珠笔杂乱地散在桌上，圆珠笔滴漏的油墨点点斑斑，纸张、报纸散在各处，只有一叠厚厚的用橡皮筋捆扎在一起的手稿，整整齐齐放在书桌右手边。显然，作家的小说已经完稿。老板娘连忙伸手去取，却被警员拦住。“别动！”
警员阻止她，然后拿过手稿看了看，见首页上写着“给我的书记员”。警员问：“这是给你的吗？”
老板娘眼尖，见首页上写有自己的名字，连忙说：“是的。”
“知道是什么吗？”
“应该是一部小说的手稿，想不到作家来不及交给我就……”老板娘哽咽着说。警员却说，这是遗嘱，不是书稿。老板娘说：“既然是遗嘱，上面写有我的名字，可否交给我？”
警员说：“不能现在就给你，需要你跟我们回警局一趟，做好笔录，登记在册。查明死者死因、核实情况后，属于你的才可以给你。但要履行一些必要的手续，需要一定时日。”
老板娘心想书稿进了局子，还能轻易拿出来吗？作家已经过世，现场收集到的遗书明明写着自己的名字，还要怎么核实呢？她想了一想说：“你们队长我认识，书稿凝聚了作家的毕生心血，他生前跟我有约定，要我帮他出版这部书。可不可以通融一下，将它交给我来完成作家的遗愿？”
警员说：“认识局长也没有用，程序必须走完。再说，怎么证明你说的是真实的呢？”
这时，楼下奔上来许多警员，一进门就对现场拍照、摄像进行勘查。老板娘被劝出房门，依然不肯离去，拉住警员衣袖说：“警察同志，作家先前给了我半部手稿，可不可以证明这个事实？”
警员说：“你的心情我理解，即使可以证明，也要走程序，听懂了吗？现在，请不要妨碍我们的工作。”
警员的脸像此刻作家的脸一样冰冷，任凭老板娘怎样哀求，都不肯将手稿交给老板娘。老板娘执意不走，等到警员把现场勘查完毕，拖尸车把作家尸体拖走，警车呼啸着离开，老板娘驱车紧追不舍，尾随警车一同去了警局。办理登记做笔录的警员，是一位经常在工余时间到飞令沙龙喝咖啡的小伙子，认识老板娘。在得知老板娘和作家的故事后，当即向队长反映情况，老板娘非常感激，这让她又看到了一丝希望。队长虽和老板娘有过一面之交，作家遗嘱也写得明明白白，手稿的处置人应当是老板娘。可是，可以现场交还而没有现场交还，进了警局就是案件的证物，已经在现场取证时做了证物登记，那就必须立案走程序，处理就没有那么简单了。他十分抱歉地说：“书稿今天实在不能给你，但我会尽快帮你向上级提出申请，尽快发还给你。你放心，进了警局等于进了保险箱，有关证物我们都会封存，我给你打包票，保证不久就可以完璧归赵。”
老板娘怅然若失。然而，在确认老板娘是否可以关联继承时，首先要证明作家没有子女、没有任何继承人，这件事难度非常大。幸好老板娘手上有作家生前亲笔所书的另半部手稿，可以作为关联证据。警局请专门机构对两部手稿的字迹是否出自同一个人进行鉴定，结论是出自同一手笔，才将手稿发还给老板娘。历时两年零六个月，小说的两半部终于合在一起，老板娘仿佛看到作家的生命得到了延续。作家在手稿的首页写下他的遗言：今天终于在最后的章节最后的字句下画上了句号，我知道这也将是我生命的终点。我搁下笔，坐在椅子上已没有力气站起来，脑袋胀疼欲裂，像有无数个灵魂想要离开我的脑袋，我能感觉到我的生命正在无情地离开我的身体。医生早就诊断我得了脑癌晚期，且已全身转移，如果马上住院治疗，我还能活一二年，还可以拿着塑料袋颤颤巍巍去超市购物。可我不能为了偷生而放弃小说写作，我迫切需要与病魔争夺时间。如果中断写作，我会失去创作灵感，激情枯竭，作品一定半途而废。我的作品就是我的生命，我知道作品完成了，生命也一定到了尽头。可惜我已做不到将下半部稿件亲手交到你手上了。人死轻如鸿毛，我过世后，丧事简办，骨灰撒到大海里。让我从自然中来，回到自然中去吧！看到这里，老板娘心头一酸，不禁滚下两行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