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这个清理叛徒的工作可不仅仅是针对着一个“61公社社员造船厂”的，而是针对整个联盟的，因此，这项工作不仅工作量大，而且涉及的面也必然非常广泛。什么样的人算是叛徒？什么样的人又算是投机分子？那些在德占区内，与德国人合作的人无疑就是叛徒；那些在苏军溃败期间，散布溃败论的人，显然也是叛徒；那些在被俘之后，向德国人投降的苏军士兵，无疑也是叛徒；那些与苏联红军作对的民族主义分子，则明显就是投机分子。在过去两年多的战争里，这样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不说别的，仅仅是被俘的苏军士兵，就已经有数百万之众了，要对这些被俘人员进行甄别，显然是一项工程量大的惊人的工作。当然，这项工作令人头疼之处，还不仅仅是工作量大这一点，它真正令维克托感觉头疼的，还是这项工作本身的性质。毫无疑问，类似这种清理叛徒的工作，是最容易出现冤假错案的。举个例子来说，一名被俘的苏军士兵，他在德国人的战俘营里表现如何，做过些什么，是否出卖了联盟，是否与德国人有过合作，等等等等，诸如此类的信息，往往并不容易准确核实，更多的时候，取证工作还是通过别人的供述来确定的。而类似供述这种证据，有时候是做不得准的，证人的诬陷、攀咬、含糊其辞，都可能影响到调查结果的公正性，而在如此庞大的工作量压力下，负责核实的工作人员，不可能有多么的细心，因此，冤假错案的出现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另外，联盟如今对叛徒的处罚，则是相当残酷的，因为处在战争时期，对叛徒的处罚根本不用经过军事法庭以及检察机关的审查和宣判，一线的作战部队、敌后游击队以及各地的重建委员会，都有权根据各自的实际情况，对叛徒采取措施。一线作战部队的枪决，敌后游击队的绞刑，都是非常残酷的，而各地的重建委员会，同样也有处决叛徒的权力，就拿赫鲁晓夫同志所领导的基辅重建委员会来说，他们在解放基辅之后，一次性处决了近四十名与德军合作的基辅市民。这些叛徒都被执行了绞刑，他们的尸体被悬挂在由十月革命广场通往赫利夏大街的一段废墟中，整整悬挂了将近一周。当然，维克托不知道的，在他的前世，苏联甚至通过直播的方式，向全联盟公开了对弗拉索夫以及11名“俄罗斯解放军”高级将领的行刑过程，那才是真正残酷的惩罚呢。“对于这项工作，你有什么想法吗？”
当车子在颠簸中驶出克里姆林宫的时候，贝利亚同志才侧过身，对维克托说道，“我想先听听你的意见。”
维克托知道他是在问清理叛徒的问题，于是便皱眉说道：“我的想法是，这项工作可以交给对内情报局与反间谍局去执行，当然，是配合内务人民委员部来执行。我们的部门负责执行侦察以及搜证的工作，而内务人民委员部则负责相关行动的实施。”
贝利亚同志没有说话，看得出来，他对维克托的这种想法并不怎么赞成。尽管贝利亚同志如今不再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但作为人民委员的谢罗夫，只是一个有名无实的傀儡，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真正权力，还是掌握在贝利亚手中的。而按照维克托的提议，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显然只是承担了整个工作中较为简单的那一部分，而将那部分必然会沾血的工作，一股脑的丢给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虽然说维克托如今应该算是马林科夫、贝利亚阵营中的一员了，但贝利亚同志显然也不能丢掉自己的利益，一门心思的维护他这个新人啊。维克托看出了贝利亚同志的态度，他接着说道：“前一阶段，我们在南线的推进速度很快，不到六个月的时间内，便克复了从库尔斯克到基辅的大片区域，差不多就是半个乌克兰。那么按照斯大林同志的意见，清理叛徒的工作显然要在所有的新收复地区内施行，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就是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人手不足。”
他抬起右手，一边数着手指头，一边接着说道：“目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首要工作，就是在新克复的地区内，恢复基层组织架构，考虑到委员部的特殊性质，这项工作做起来并不容易，甚至在短期内很难收效。”
从事实上讲，维克托这么说也没有错，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毕竟与内务人民委员部不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下属基层结构，可以堂而皇之的展开工作。比如说警察、交警、消防这些部门，它们在战争时期肯定是遭到了破坏，但是，一旦城市被收复过来，重建委员会正式展开工作之后，这些部门就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恢复运作。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就不行了，诸如对内情报局、反间谍局这样的秘密部门，它们不可能竖起个牌子来，然后就立刻恢复工作，换句话说，其正常运转需要一定的先期工作。现在，红军解放了整个东乌地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在该地区的各个城市，恢复自己的基层组织运转，而这项工作本身就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另外，因为在东乌地区的组织不完善，所以，在清理叛徒的工作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做不了什么有效的工作。当然，这种说法本身确实没错，但若是换一个角度来考虑，它却又是一种推诿之词。受战争的影响，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乌地区的确是缺少有效运转的基层组织，但其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却是半点都不弱，就像维克托所说的，对内情报局、反间谍局在东乌地区确实缺乏存在感，但对外情报局呢？且不说那些原本活跃在东乌地区的谍报组织，仅仅是对外情报局混迹在游击队中的情报人员，就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了，这些战时潜伏在东乌各地的情报组织、小组，只需要一个调整，就能迅速转化为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在东乌地区的基层组织。“我的想法是，”话题一转，维克托接着说道，“这项工作仅仅由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与内务人民委员部负责，并不恰当，至少，我们还需要得到总政治部的支持。”
听他提到总政治部，贝利亚同志眉头微微一皱，但很快又舒展开。将这个想法提出来，维克托便知机的闭上了嘴，后面的话，他相信即便自己不说，贝利亚同志自己也能够想明白了。如今的总政治部，正在谢尔巴科夫同志的带领下，积极推动军队中的基层党委会制度施行，斯大林同志之所以没有将总政治部也列入这项工作，估计也是有这方面的考虑。但问题在于，清理叛徒这项工作，铁定是避免不了要与军队打交道的，而且，对战俘中叛徒的清理工作，还是这项工作内的重头戏。自从战争爆发以来，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好，内务人民委员部也罢，对军队的渗透是非常有限的，在军队中的影响力更加有限，因此，在与军队有关的工作中，依旧是由总政治部出面最为合适。而从政治立场上考虑，谢尔巴科夫是死硬的“列宁格勒派”，其与日丹诺夫之间的特殊关系，早就注定了这一点。而日丹诺夫与马林科夫、贝利亚之间的关系，正在变的越来越复杂。过去两年，列宁格勒始终处于德军的围困之中，在那个闭合的包围圈内，被围困住的不仅仅是列宁格勒的市民，还有“列宁格勒派”的主要政治力量。而随着列宁格勒围困局面的解除，自然也到了“列宁格勒派”收获的日子了，可以预见的是，一旦列宁格勒脱困，包括日丹诺夫、库兹涅佐夫、沃兹涅先斯基在内的一干人，都将收获巨大的荣誉。最重要的是，在列宁格勒被围困的两年多时间里，“列宁格勒派”的那些人，与军方建立起了相当密切的关系，诸如梅列茨科夫、霍津以及海军上将崔比斯这些人，都与日丹诺夫关系密切，从某种程度上说，围聚在列宁格勒派的周围，已经有了一伙影响力不弱的军方将领集团。在这种情况下，谢尔巴科夫又在总政治部推动基层党委会制度的建立，而在这个过程中，其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也在一步步扩张，维克托不相信马林科夫与贝利亚能够坐视这种情况持续下去，他们总是要做些什么的。不过，包括维克托在内的所有人都不知道，正在军队中一步步扩张影响力的谢尔巴科夫同志，实际上已经没有几天好活了，他和他的姐夫一样，都不是长寿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