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种可能。“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同志，在之前的国防人民委员部会议上提出，随着战争的局势愈发明朗化，我们的工作重心也应该适当的做出一些转变，”斯大林同志接着说道，“虽然我认为考虑这些问题的时间还太早了些，但至少他有一项意见我是认同的，那就是战后恢复以及清算的工作，必须列入我们的工作日程了。”
“日丹诺夫同志是富有远见的，”维克托能说什么？他又不是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那里的会议上谈了什么内容，谁支持、谁反对，他是一点都不知道，因此，只能说的没有营养的废话了。“战后恢复的问题，我们一直都在谈，相关的工作也一直都在做，”斯大林同志也没想听他的意见，只是自顾自的继续说道，“而战后清算的工作，此前也提到过，但具体的工作还没有铺展开，甚至还没有着手去安排。”
维克托点点头，关于清算的问题，他之前也听贝利亚和马林科夫谈到过，这里所谓的清算，包括了对叛徒、投降分子等若干类人的清算。在此之前，清算工作在原则上应该是由军事委员会来主导的，而按照相关规定，各类需要被清算的人分为很多种，从伪政府官员，到通敌叛国者，再到戕害红军、游击队员及联盟情报人员的罪大恶极者等等等等，种类繁多，因罪名不同，处罚的力度也不尽相同，从枪决到流放、判刑，不一而足。但是，这类规定在执行的过程中并不是很严格，因为参与处罚的并不仅仅是军事委员会，毕竟军事委员会自己也忙不过来。由此，相关的清算工作在执行过程中就出现了一种局面——混乱。前线作战的部队在做清算工作，游击队也在做这类工作，新解放区的警察、民兵同样也在做这类工作，甚至是普通民众也参与了进去。这种乱象，导致了一个结果，那就是有很多人利用清算的机会公报私仇、攀诬构陷，甚至是抢劫犯罪。为此，早在将近两个月前，联盟最高法院院长伊万•戈里亚科夫同志就提出过相关意见，他在《社会主义法学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了新解放地区所出现的，打着清算的幌子所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并建议在各类清算工作中，各级各部门应更多的尊重司法。是的，不要以为如今的苏联没有法制建设，相反，即便是在战争期间，联盟司法部门的运作也依旧是顺畅的，针对新解放地区的乱象，不仅戈里亚科夫提出过意见，最高检察长萨福诺夫、司法部长里奇科夫，都向国防人民委员部提出过建议。不过话说回来，新解放地区原本就是比较混乱的，尤其是在西乌克兰，那里的德国人虽然被赶走了，但还有数量不明的民族主义游击队存在，而直到现在还没有放下武器的民族主义游击队，肯定是反政府的了。诸多的现实摆在那里，才最终导致了清算工作没办法按照既定程序合理合法的展开。当然，在这里，维克托也非常的清楚，斯大林同志现在考虑的，肯定不是清算工作在执行过程中的合法性，他在考虑的，是如何通过清算工作来实现自己的目的。“我的想法是，”猜测不到维克托内心的真实想法，斯大林同志仍旧在继续着他的话题，“在战后重建以及清算工作中，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也应该更多的参与进去，尤其是在清算工作中，我的意见是，法院、检察院、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以及内务人民委员部应该组成联合的工作组，各司其职，一起来负责这项工作。”
维克托抿着嘴唇，沉默不语。当斯大林同志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脑子里转过的第一个念头，便是当年他在舍普琴科沃险些被枪决的历史，那时候，有一个所谓的“三人小组”，专门负责侦查、审判各种各样的案件，难不成斯大林同志又想弄一个“四人审判小组”出来，让当年的血腥与混乱重演？“目前，利沃夫就是新解放区之一，”斯大林同志继续说道，“我希望你们的工作能够从那里率先展开，包括我刚才所谈的那个遗留问题，都应该纳入调查的范围。”
转过身，面对着维克托，他加重语气，说道：“我的态度是，对于当年那些在战争前就与德国人展开合作，背叛了联盟，背叛了苏维埃祖国的人，我们坚决不能放过。而对那些在战争中向德国人投降，为德国人工作，甚至迫害同胞的人，我们更应该给与最严厉的惩罚。哪怕有一个原本应该接受惩罚的人，最终逃脱了惩罚，都是我们的无能和失职，都是我们的耻辱。”
这番话，斯大林同志说的是铿锵有力，由此可见，他在这方面的态度是坚决的。“是，斯大林同志，那我稍后就与戈里亚科夫、萨福诺夫以及谢罗夫三位同志联系一下，确定一下基本的工作原则，”维克托面色一整，站直身子说道。“谢罗夫同志暂时不会参与这项工作了，”斯大林同志从口袋里掏出烟斗，一边低头摆弄着，一边轻描淡写的说道，“之前接到佩哥夫和尤马舍夫的报告，远东有些事情需要他去处理，所以，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暂时由梅尔库洛夫同志负责了。”
说到这，他语气顿了顿，这才接着说道：“况且，在战前的时候，西乌克兰地区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工作就是由他负责的，有人反映，当时他与格斯滕麦尔的关系似乎非常不错，两人之间的往来也很频繁。所以，接下来对利沃夫的调查，他也有回避的必要。”
在这一刻，维克托的只觉得脑子里嗡的一声响，他总算是搞明白斯大林同志旧事重提，针对是什么人了，毫无疑问，这是对着谢罗夫去的，当然，更准确的说，这是对着赫鲁晓夫去的。维克托记得很清楚，当初联盟收复利沃夫之后，赫鲁晓夫也没少往那跑，当然，斯大林同志倒是不可能拿这件事直接针对赫鲁晓夫，他的目的，应该是首先拿掉谢罗夫，而后，再从谢罗夫的身上，将赫鲁晓夫牵扯出来。最近两年，谢罗夫与赫鲁晓夫之间的密切关系，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了，从某种程度上，这甚至已经是个公开的事实了。另外，当年的谢罗夫之所以能够进入斯大林同志的视野，也是因为由赫鲁晓夫的举荐，这一点，别人不清楚，斯大林同志肯定是再清楚不过了。格斯滕麦尔事件发生的时候，正好是赫鲁晓夫频频光顾西乌克兰的时候，也是谢罗夫主持西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时候，因此，要想将格斯滕麦尔事件与他们两个人扯上关系，尤其是与谢罗夫扯上关系，简直不要太简单了。但若是再往深处考虑一下的话，当时的维克托在干什么？他是利沃夫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负责人，如果说谢罗夫在这个事件的调查中需要回避的话，那么他难道就不需要回避了吗？没错，他当然也应该需要回避，但斯大林同志却偏偏让他去调查这件事，那么，这个安排的背后有没有更深一层的意思？维克托相信是有的，而且他非常肯定，自己与这个事件有没有关系，完全取决于自己将来提交的调查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