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五年计划才刚刚推进了一年多时间,在战后重建的各个领域内,联盟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距离战前水平其实还是有着一定距离的,物资的匮乏,尤其是粮食的短缺,依旧是影响着联盟社会稳定的最直接威胁。就外部而言,与维克托前世的历史不尽相同,联盟与美国之间的对立,似乎从刚一开始便进入了高潮,双方在全世界所有能够接触到的地方,都出现了力量的直接对抗,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北约的建立以及联盟在中东地区扩张影响力的脚步,都会加快很多。在这种关键性的时刻,联盟内部的任何一丝政治动荡,都可能会对外部政策构成影响,甚至会影响到联盟的地缘政治利益。因此,综合内外两个方面的因素来看,若是站在联盟的利益角度来考虑,当前时刻,维克托自然也不希望莫斯科出现太大的政治变故。不过,还是那句话,如今在联盟内部当家做主的人并不是维克托,甚至都不是他所在的马林科夫—贝利亚政治联合,而是斯大林同志。说些题外话,尽管在最近两年里,斯大林同志在有关联盟决策的诸多问题上,不再像当初那般的独断专行,而是在政治局的范围内,给予了其他人足够的发言权,但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在攸关决策的重大问题表决中,斯大林同志的意见还是能够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斯大林同志在最近两年里,之所以不再像当初那般的独断专行,其最重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在于日丹诺夫同志党内地位的提升,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斯大林同志对局势的全面掌控——是的,日丹诺夫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选出来的地位继承人,可随着前者“继承人”地位的确认,其对后者的独断专行又构成了一定的制约。这种说法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但实际上深入的考虑一下就能想明白了。为什么说日丹诺夫同志是斯大林同志亲自确立起来的继承人?他的“继承人”地位又如何体现出来?很显然,斯大林同志只有通过给与其更大的权力,并在公开表决中,给与其更大的支持,才能将他“继承人”的地位确立起来。而随着日丹诺夫同志“继承人”地位的确立,其在政治局、中央委员会等各个机构中的话语权,也会变得越来越大,从而等于是分润了斯大林同志手中的权力,并在某种意义上对斯大林同志行使权力构成了制约。所以说,在政治上,前任和继任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密切的,但他们彼此间也不是毫无矛盾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封建王朝时期,帝王与太子之间的复杂关系,与此似乎有很大的相似性。书归正传,再回到之前的话题。尽管如今的维克托在莫斯科的核心领导层中已经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但在这种敏感性的问题上,他的发言所能占据的分量还是非常有限的,有关列宁格勒的问题,归根结底还要看斯大林同志的态度。对日丹诺夫同志,斯大林同志是绝对信任的,毕竟他们之间的关系太特殊了,但是话说回来,信任日丹诺夫同志与信任列宁格勒那些人绝对是两回事,维克托甚至可以确定,一旦密洛凡·德热拉斯在《政治报》上做出的那一番表态传到斯大林同志的耳朵里,斯大林同志的怒火,绝对会在第一时间迸发出来。“铃......”维克托的思绪刚刚转到这里,桌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他将视线从面前的那份文件上挪开,皱着眉,略加分辨,确定了响起来的是那部红色电话,便轻轻干咳一声,伸手将电话的听筒拿了过来。电话的听筒中,斯大林同志的声音带着几分嘶哑,他用一种平静的强调说道:“有罗申的最新消息吗?”
哈维尔·谢苗诺维奇·罗申,国家安全中校,对外情报局驻贝尔格莱德情报站的负责人,同时,也是对外情报局巴尔干局的负责人。过去一段时间里,除了与西方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之外,联盟对外关系中的重点部分,就是与南斯拉夫人的种种纠缠,可以负责任的说,莫斯科与贝尔格莱德之间的关系,已经走到了破裂的边缘,所以,斯大林同志对来自南斯拉夫的一切情报都高度关注,他甚至记住了罗申的名字。“有,我正准备向您做汇报,”维克托毫不犹豫的说道。不管自己在南斯拉夫以及列宁格勒的问题上持何种立场,维克托都必须将他得到的最新情报及时汇报给斯大林同志,否则的话,他的下场将会非常难看。“稍后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同志会到我这里来,”斯大林同志在电话里说道,“你也过来吧。”
“好的,斯大林同志,”维克托说道。电话里传来忙音,维克托拿着听筒愣了一会儿神,才想起斯大林同志口中所说的马特维·费奥多罗维奇是谁,毫无疑问,他说的应该是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现任的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也就是安德烈耶夫同志的副手。必须注意的一点是,在联盟的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尽管安德烈耶夫同志是委员会的主席,属于一把手,但他这个一把手在更大意义上,也只是象征性的,他是以政治局委员的身份,担任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席,与此同时,他还担任着很多其它的职务,比如说部长会议副主席、集体农场事务委员会主席等等。在过去两年里,作为负责联盟战后重建工作的主要组织者,安德烈耶夫同志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联盟的农业问题上,而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内部,他投入的精力并不多。其实更准确的说,从三十年代接手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这个职务以来,安德烈耶夫同志在这个部门中消耗的精力,就始终不是很多,他对监察工作并不怎么关心,这一点,与莫洛托夫同志对“情报委员会”的领导性质差不多。换句话说,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日常工作,其实是由身为副主席的什基里亚托夫同志负责主持的,在联盟的干部审查体系内,这位同志的名气丝毫不比叶若夫、贝利亚等人差多少。如果翻一翻什基里亚托夫同志的个人履历,就能很轻易的总结出来,这位同志就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党员审查工作者,他从二十年代开始,就在从事与党员审查相关的工作,并且长期在清党委员会中担任重要职务,随着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他也直接成为了委员会的正式委员,并一直工作到现在。所以说,在中央监察委员会内部,安德烈耶夫同志只是挂名的,并不主持主要日常工作,而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才是主要做事的那个人。但什基里亚托夫同志是个非常低调的人,平素斯大林同志召集会议的时候,那些与中央监察委员会相关的会议,他都不会前来参加,出面参加会议的人,要嘛是安德烈耶夫本人,要嘛就是监察委员会的另一个副主席伊万·费奥多罗维奇·捷沃西安。但每一次有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参加的会议,必然都是非常重要的,更进一步说,就是中央监察委员会准备采取什么行动的时候,他才会亲自出面参会。今天斯大林同志既然将什基里亚托夫同志叫了过来,那说不准就是为了列宁格勒的事情。挂上电话,维克托简单的整理了一下桌上的文件,将今天收到的来自贝尔格莱德的全部情报,都一股脑带上,这才快步离开自己的办公室,赶往斯大林同志的办公室。刚刚拐过走廊,就在即将走到楼梯处的时候,维克托就看到一个穿着黑色西装,腋下夹了一个橘色公文包的老头,正从楼门外走进来。老头的年纪约莫六十多的样子,前额秃的很厉害,但整个人的穿扮却显得很时髦,那一身黑色的西装料子非常不错,打理的笔挺利索,看不到一丝褶皱。他从楼外笑眯眯的走进来,与身旁经过的每一个人点头打招呼,就像是个和蔼可亲的退休老干部。不过,老头的确是个老干部,从岁数上讲,他也的确是应该退休了,但和蔼可亲这个词却与他没有半毛钱的关系,要知道,在联盟立国的几十年时间里,被他清肃、判处的布尔什维克党党员干部,都不知道有多少了,他手上所沾着的血,并不比亚戈达、叶若夫之流少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