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应鏐二话不说，挽起贺础安的胳膊就走：

　　“这有什么好打扰的？你是历史系的学生，树勋巷五号欢迎所有联大历史系的同学！你知道我这个春假都在忙什么吗？对了，李宗瀛你认识吧？”

　　李宗瀛也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贺础安不光认识他。还知道他和程应鏐整日形影不离，关系十分要好，他点点头。

　　“我和李宗瀛是本来就是燕京大学历史系的同学，又都转学到了联大，我们一起租下了树勋巷五号那间小院儿，成了室友。院子不大，不过屋子挺宽敞，丁则良、徐高阮他们没事儿就过来聊聊天，放假这些天我们俩去夜市淘了好多旧书回来，还买了一些美孚牌汽油箱，弄了个小图书馆，准备等开学告诉大家呢，既然在这儿碰上你了，你就当我们图书馆的第一个客人吧！”

　　一听有书看，贺础安自然是心中欢喜，便跟程应鏐一同离开了农校的图书馆。

　　两人一路闲聊着穿过大西门进了城，话虽如此说，却大多是程应鏐一个人讲，说起在《今日评论》上发表《夜行》这篇文章的经过，程应鏐的脸上流露出感激和怀念的神色：

　　“我是一九三五年进的燕京大学，之后我就跟同学们一起组织成立了‘一二·九文艺社’，后来文艺社办了一本叫《青年时代》的刊物，因为刊物刚刚创办，大家想要得到名作家的支持，有人提议去采访沈从文先生，大家都十分赞同，因为我是文艺社的负责人，大家都推举我作为采访代表。我是硬着头皮去找的沈从文先生，甚至做好了吃闭门羹的准备，没想到先生十分亲切谦和，毫无名作家的架子，他不但十分爽快地接受了我的采访，甚至还答应作《青年时代》的长期撰稿人，我跟沈从文先生就从那时候相识了。抗战爆发后我去了山西，跟先生断了联系，去年我转学到了联大，打听到先生也到了昆明，我特意到先生北门街的家去拜访，之后我没事便到先生家去，就坐在先生屋里的稻草墩上跟他天南海北地闲聊，先生就笑眯眯地听着，偶尔点评几句，我都受益匪浅。今年年初先生当了《今日评论》的文艺编辑，就跑到树勋巷来找我要稿子，于是才登了这篇《夜行》。说实在的，我真是特别感谢沈从文先生，我经常把自己写的文章给先生过目，先生每次批注的内容都十分详细，甚至有时候篇幅都超过了正文，我如今会写一点文章，全靠沈从文先生。”

　　进了大西门，贺础安和程应鏐在文林街上朝东走了一段，便走到了先生坡。这个“先生坡”之所以如此命名，有两个说法，却都和科考有关。

　　清朝末年，此地靠近贡院，附近有许多驿馆，每逢乡试，各地赶来应考的秀才便住在此地，一说因此地为坡地，而秀才又俗称“先生”，便得名“先生坡”，一说乡试时批改考卷的先生住在此处而得名“先生坡”。而先生坡坡头一段便是树勋巷，若是走过树勋巷再沿着先生坡一路向南下坡，便到了翠湖北路，能看到美丽的翠湖。

　　不知不觉间，两人便走到了树勋巷五号，贺础安在门外就听见院中有两个女生正在念英文，朗诵的是美国散文家和牧师赛缪尔·麦考德·克罗瑟斯在一九二零年发表的《经验女校》中的节选《人人想当别人》一文：

　　“……The natural desire of every man to be somebody else explains many of the minor irritations of life. It prevents that perfect organization of society in which everyone should know his place and keep it.The desire to be somebody else leads us to practice on work that does not strictly belong to us. We all have aptitudes and talents that overflow the narrow bounds of our trade or profession. Every man feels that he is bigger than his job， and he is all the time doing what theologians called‘works of supererogation’……”

　　（人人天生想当别人，就是生活中会有许多让人烦恼的鸡零狗碎的成因。社会是一个完善的体系，体系中的每一个人本应各就各位，各司其职，而人人天生想当别人的想法，却会引导我们去从事严格说来不该我们做的工作。我们人人都才华横溢，能力过人，会冲破我们狭小的职业或工作领域的限制，每个人都觉得在自己的岗位上是大材小用，一直在做着神学家们所谓的“分外之事”……）

　　听着门内的书声琅琅，程应鏐解释道：

　　“她们俩都是一年级的，两个人组成了一个背诵俱乐部，每天都会在院子里读英文，用功极了。”

　　进了小院儿之后，那两个穿着旗袍、捧着书本的女同学略微看了两人一眼，微一颔首，目光又转到书页上去，朗读声再次响了起来。

　　此时突然从屋内爆发了一阵激烈的争吵声，声音之大甚至盖过了英文的朗读声，只听一人大声说道：

　　“王永兴，我怎么觉得你是在为斯巴达人辩护呢？”

　　“则良你这句话我可不认同啊，怎么能说我为斯巴达人辩护呢？我只是在陈述客观事实啊！雷海宗先生不是说过嘛，正是公元前六百一十年的那次变法，让斯巴达发展成古希腊最强大的城邦，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背景，斯巴达人的变法也并非一无是处啊！”

　　贺础安跟着程应鏐一道走近屋内，发现屋内的人他都认识，都是联大历史系的同学，李宗瀛、徐高阮、王勉、丁则良、王永兴、翁同文围成一圈在堂屋里或站或坐，正在激烈地争论着。

　　丁则良本是清华大学的学生，他也是三八年转入联大历史系的，一张娃娃脸上眼角和嘴角微微下垂，眉目之间自带些忧郁的气质，此时的他因为心情激动，眉眼微微泛红，可阐述的观点却掷地有声：

　　“雷先生的课我也听了，而且印象很深刻！先生说每个斯巴达人出生以后，父母就把他送到长老那里，长老要是觉得那婴儿身体孱弱，就让人将婴儿扔到斯巴达城外的山谷中，被长老允许活下来的孩子在七岁以前由父母抚养，七岁到十八岁脱离家庭生活，开始为国家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每天吃不饱，穿不暖，为了活下去，要靠偷窃来获得食物，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孩子还被要求少说话，不能笑，甚至还要跪在亚特弥神庙跟前忍受鞭打的痛苦，不管再疼都不允许呻吟和告饶，有的孩子就这样被活活打死，到死也没敢吭一声！被这样培养出来的孩子完全没有生而为人的自由意志，全都变成了只会打仗的麻木机器，这样的变法真的好吗？这样的城邦，怎么可能不灭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