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趣阁

繁体版 简体版
笔趣阁 > 我和冰山美人的孤岛求生 > 第一千两百六十四章

第一千两百六十四章

章节错误,点此举报(免注册),举报后维护人员会在两分钟内校正章节内容,请耐心等待,并刷新页面。

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柳宗元的诗,共集中140余首,在大家辈出、百花争艳的唐代诗坛上,是存诗较少的一个,但却多有传世之作。他在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感受的基础上,借鉴前人的艺术经验,发挥自己的创作才华,创造出一种独特的艺术风格,成为代表当时一个流派的杰出诗才。苏轼评价说:“所贵乎枯谈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

把柳宗元和陶渊明并列。现存柳宗元诗,绝大部分是贬官永州以后作品,题材广泛,体裁多样。他的叙事诗文笔质朴,描写生动,寓言诗形象鲜明,寓意深刻,抒情诗更善于用清新峻爽的文笔,委婉深曲地抒写自己的心情。不论何种体裁,都写得精工密致,韵味深长,在简淡的格调中表现极其沉厚的感情,呈现一种独特的面貌。因他是一位关心现实、同情人民的诗人,所以无论写什么题材,都能写出具有社会意义和艺术价值的诗篇。辞赋柳宗元宋人严羽说:“唐人惟子厚深得骚学。”

此论相当中肯。柳宗元的辞赋继承和发扬了屈原辞赋的传统。他的辞赋,不仅利用了传统的形式,而且继承了屈原的精神。这或者是因为两人虽隔千载,但无论是思想、遭遇,还是志向、品格,都有相通之处。《旧唐书》本传云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数十篇,览之者为之凄恻。”

与屈原之作辞赋,何其相似。柳宗元的“九赋”和“十骚”,确为唐代赋体文学作品中的佳作,无论侧重于陈情,还是侧重于咏物,都感情真挚,内容充实。散文柳宗元的散文,与韩愈齐名,韩柳二人与宋代的欧阳修、苏轼等并称为“唐宋八大家”,堪称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散文家。唐中叶,柳宗元和韩愈在文坛上发起和领导了一场古文运动。他们提出了一系列思想理论和文学主张。在文章内容上,针对骈文不重内容、空洞无物的弊病,提出“文道合一”、“以文明道”。要求文章反映现实,“不平则鸣”,富于革除时弊的批判精神。文章形式上,提出要革新文体,突破骈文束缚,句式长短不拘,并要求革新语言“务去陈言”、“辞必己出”。此外,还指出先“立行”再“立言”。这是一种进步的文学主张。韩柳二人在创作实践中身体力行,创作了许多内容丰富、技巧纯熟、语言精练生动的优秀散文。韩柳的古文运动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寓言在游记、寓言等方面,柳宗元同样为后世留下了优秀的作品。“永州八记”已成为我国古代山水游记名作。这些优美的山水游记,生动表达了人对自然美的感受,丰富了古典散文反映生活的新领域,从而确立了山水记作为独立的文学体裁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因其艺术上的成就,被人们千古传诵、推崇备至。除寓言诗外,柳宗元还写了不少寓言故事,《黔之驴》《永某氏之鼠》等,也已成古代寓言名篇。“黔驴技穷”,已成成语,几乎尽人皆知。有的寓言篇幅虽短,但也同他的山水记一样,被千古传诵。主要成就哲学思想柳宗元是一个政治革新的人,推崇“古文”运动。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的哲学论著中,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他反对天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柳宗元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他的言论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佛学思想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

这三十多年大致可分为幼时的盲目、为政时期的附会时尚和贬官后的自觉三个阶段。他在长安应举和为政时期,曾与文畅等出入官场文坛的僧侣结交,很欣赏晋宋以来名家人与和尚支道林、释道安、慧远、慧休的关系,并极力称赞那些与自己同时代人的那种“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图之事”的亦儒亦佛的生活。柳宗元认为“佛之道,大而多容,凡有志于物外而耻制于世者,则思入焉。”

这正是他改革失败后被贬永州的真实心理状态。于是,“自肆于山水间”,更有意识地从自然山水中寻找慰藉,以排解心中的郁结。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辅时及物”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的原则。

『加入书签,方便阅读』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