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届，也就是陈端茂乡试那会儿，临安府城前两年不错，第三年遭遇灾情，前知府却瞒报，所以最终有八个名额。”

“后来我到任，上折子禀明灾情，折子到京城的时候，名额早就分发完了，此事是定局。”

“随后一届，便是您孙子乡试，临安灾情严重，灾后在恢复重建，只评定分配到五个名额。”

“您不知道，税收好些的府城，例如离京城最近的应天府，每届名额不下十人，最高有二十人。相比起来，临安能出头的士子太少了。”

李英兰头一次听官场规则，她这才了然为什么乡试的名额会突然锐减三人，都是税收变少给闹得。税收关系政绩、科举、民生，一环套一环。难怪蒋知府刚才对她严肃呢，不苟言笑的板着脸，好像对糖税一事下了大决心。蒋世鸿心里苦，他也没处说去。只好对老太太倾诉，毕竟董老太太不是官场中人，对他而言比外人可信，又比普通妇人有主意。知道蒋知府的愁绪，李英兰愁上加愁，生怕对方杀鸡取卵，先谋了眼前的利益，不管以后，她等不及知府表态，开始哭穷。“不瞒您说，制糖作坊我家挣的那点钱，已经全部砸进村子里了，现在我家掏钱盖村学，还要请童生夫子迁居，教工人的孩子读书。”

“一应束脩、笔墨纸砚、书籍教具都是我家来出，我现在也穷呀，只是表面看着风光罢了。”

“您说说，要是突然冒出来个糖税，加重了我的营收负担，我支撑不起这么多开销，以后村学如何正常运转？”

“改茶村何时才能再出一名秀才？”

说到这里，李英兰从袖口抽出绢帕，挡着眼睛，肩膀一抽一抽的状似哭泣。“管我们村的秦里正，开年把儿子给送到作坊来学习，我们过年就说好，要把制糖作坊开到其他村庄，大家团结一起干。”

“若是作坊运营好，各村都有钱筹建村学，到时候读书的学子多了，好苗子就多了。“您别看现在白砂糖的价格居高，等以后生产量跟上来，价格势必会下跌，届时挣得钱也就只够养家糊口罢了。”

“您说我为何愿意把安家立命，能世代传承的秘方传授给其他人？”

“我辛辛苦苦图点啥？不就是为了大家挣钱，带村民一起改善生活吗？”

李英兰把手绢往袖子里塞，她不哭了。她是心里苦，但她这会儿没眼泪，干打雷不下雨的演戏，希望蒋知府不要再犯糊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