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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三篇(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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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汉武帝“独尊儒术”为一个明显的分界线,在《周易》学上出现了新现象,即把《周易》与《易传》合二为一,称《易经》,并为五经之首。而由此以后,凡《易》称,也不同于西汉初期及以前的《易》称了。从西汉中期以后的《易》称内容来看,《易》与《易经》的称法应是同一概念。最明显的是,西汉中期以后,出现的无论引用属《周易》一书的内容,或是引用《易传》里的内容,即统称《易》曰,虽没有出现过《易经》曰,但也不分开用《周易》曰,或《易传》曰。这种称法,我们前面所引《汉书·艺文志》里的一段文字里就出现引用属《易传·系辞》文章里的句子,既不称“《系辞》曰”,也不称“《易传》曰”,而称“《易》曰”。这已是约定俗成的把《易经》简称《易》来称了。再如《汉书·楚元王传》里记载刘向的上疏里有引用《周易》里的内容,也有引用属《易传》里的内容。但均用的称法是“《易》曰”。如“《易》曰:‘涣汗其大号’,言号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

这是引用《周易·涣》篇里的句子,而不称“《周易》曰”,却称“《易》曰”(当然“涣汗其大号”是刘向从今本《周易》,所谓《涣》卦里的爻辞中引用的。但刘向并没有称“《涣》卦曰”,而称“《易》曰”,显然用《易》曰,如同先秦诸子书籍里出现的《易》曰,所引用《周易》一书里文句那样,是把《周易》一书与史巫(算卦者)之用分辨开来。这里说明刘向把《周易》的文辞,是看成“义理”文章来运用)。如“《易》曰:‘飞龙在天,大人聚也’。在下位则思与其类俱进。《易》曰:‘拔茅茹以其汇,征吉’。”

这里前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易传·象》文(称“小象”)里的文句。而后一个“《易》曰”里的内容,是引用《周易·否》篇里的句子。这里引用的内容,无论出自《周易》或是出自《易传》但均称“《易》曰”。如“臣闻《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故贤圣之君,博观终始,穷极事情,而是非分明。”

这里的“《易》曰”后面引述的内容,是出自《易传·系辞》文,但同样称“《易》曰”。“《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树,后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凡事不密,则害成’。”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

“《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这些均是出自《易传·系辞》文里的句子,而刘向上疏朝廷的奏章里所引用时,皆用“《易》曰”来称。刘向(约前77—前6)西汉经学家,目录学家,文学家。这是现代人给的头衔。又是汉皇族楚元王四世孙,曾任谏议大夫等职。《汉书·楚元王传》里说:“向为人简易无威议,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这说明刘向是一个学者,虽然高官坐了一辈子。    《汉书》里又说了:“歆及向始皆治《易》”。这里说的歆(即刘歆)是刘向的少子。通过《汉书》里刘向的几篇上疏所见到引述的“《易》曰”内容来看。刘向治《易》,就是《易经》,即《周易》加上《易传》。看来刘向研究《易经》,研究的非常透彻,故在他的上疏里所引用《易经》里的内容,来博证所论述的事情恰到好处。说明刘向是精通《易经》的义理。把《易》(即《周易》加《易传》)当成《诗》,《书》那样的典籍来看待与运用。并且刘向所用的《易》称,已不是先前(即战国时期)那种《易》称的概念了。自西汉《易经》(今本《易经》加《易传》)成为五经之首,随后凡文人学者而引用《易经》里的内容,同样形成一种习惯称《易》,而不称《易经》。如到了东汉的《白虎通义》典章里也有不少“《易》曰”,但同理这里的“《易》曰”如同“《易经》曰”。即《易》等同于《易经》的称谓。《白虎通义》里云:“故《易》曰:‘伏羲氏之王天下也’。”

“《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易》曰:‘介如石,不终日,贞吉’。”

“《易》曰:‘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于是始作八卦’。”

“《易》曰:‘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民’。”

《白虎通义》里所引用的被称之谓“《易》曰”里的内容,既有《周易》一书里的句子,而多是《易传》里的“文言”与“系辞”中的句子。东汉是继承西汉后期对《易》的称法,是把《易传》与《周易》合二为一,通称《易》了。到《后汉书》里所引述的“《易》曰”内容,也多是《易传·系辞》里的内容。说明《系辞》一文的影响力。也说明在《易经》成为五经之首后,《易传》影响力远远超过了《周易》的内容。如东汉后期《论衡》一书里的“《易》曰”所引用的句子,多是《易传》里的句子,也有《周易》里的句子。但同理已然是称《易》。总之,从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看到的“《易》曰”,已与战国时期的文章书籍里所称“《易》曰”里引用的内容相比较,是不同的了。战国的《易》称,是《周易》一书的简称。而两汉时期的《易》称,就不能认为是《周易》一书的简称。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所包含的内容是《周易》与《易传》这两部分内容了。当然两汉时期里的《易》称里的内容,不仅包括《周易》与《易传》,而且亦包括了增添进去的“八卦象数”内容。两汉时期的《易》称实乃是《易经》一词的简称。而《易经》的称法,我们已知最早出现在《史记》里,尔后又出现在《汉书》里。并且这种称法出现的极少,虽不是仅此两处,但很少见。即使出现这种称法,但没有引述过内容。在两汉时期的文章书籍里并没有以“《易经》曰”,来引用过《周易》或《易传》里的内容。作为“经”说的出现,两汉则是以“五经”之说出现。也而没有出现过《书经》、《诗经》、这种称法。凡引用这些书里的内容,而是以“《书》曰”、“《诗》曰”这种称法。而历史上最早出现的“经”说,是出现在《庄子》一书。《庄子·天运篇》里云:“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

这是把儒家著作称为“六经”的最早出处,但《天运篇》是否是庄子的著作,学术界一直有争议。胡适认为“《庄子》一书,大概十分之八九是假造的”。我们今天看到的《庄子》一书共有三十三篇,分“内篇”、“外篇”和“杂篇”三个部分(“内篇”七篇 ,“外篇”十五篇, “杂篇”十一篇)一般认为“内篇”的七篇文字是庄子所写的,“外篇”十五篇一般认为是庄子的弟子们所写,而《天运》就属于外篇。所以《庄子·天运》是何时产生,以及所记载的    这些说法是否真实,就不能不怀疑了。庄子生活在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这段时间,这应属于战国的后期(而战国时期为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 即使《庄子·天运》里的“六经”说法,是庄子所说,也只是统指六部经典之书。《庄子·天运》里所指的《易》这部经典,与汉时所称的《易经》,既不是个同一概念,其具体所指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白虎通义》里曾对帝国所尊奉的儒家“五经”,作出过纲领性解释。《白虎通义》是班固等人根据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经学辩论的结果撰集而成。《白虎通义》是运用儒家经学理论为封建统治的神圣化、合理化作论证的一部经典著作,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我们且看《白虎通义》所对“五经”的说法:“孔子定五经孔子所以定五经这何?以为孔子居周之末世。王道陵迟,礼乐废坏,强陵弱,众暴寡,天子不敢诛,方伯不敢伐,。闵道德之不行,故周流应聘,冀行其圣德。自卫反鲁,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经以行其道……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伏羲作八卦何?伏羲始王天下,未有前圣法度,故仰则观象于天,俯则察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象万物之情也。五经象无常经所以有五何?经常也,有五常之道,故曰《五经》:《乐》仁、《书》义、《礼》礼、《易》智、《诗》信也。人情有五性,怀五常,不能自成,是以圣人象天五常之道而明之,以教人成其德也。五经之教《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礼·经解》曰:‘温柔宽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词比事,《春秋》教也。’《春秋》何常也?则黄帝已来何以言之?《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常也。”

这《白虎通义》里所论之“五经”,自然是包括了《易》。但《白虎通义》里所指的“五经”之一的《易》经,这一概念的具体所指我们能否明白呢?从《白虎通义》里所出现的“《易》曰:‘上古结绳以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理,万民以察。’后世圣人者谓五常也”,从这个“《易》曰”称法和“《易》曰”里所引用的内容实属《易传·系辞》文里的内容来看,《白虎通义》的作者无疑是将《易传》文作为五经之一的《易》经内容来看待。但《白虎通义》里所说的“文王所以演《易》何?文王受王不率仁义之道,失为人法矣,己之调和阴阳尚微,故演《易》,使我得卒,至于太平。日月之光明则如《易》矣。”

这里的这些《易》称,又显然是指“文王演《周易》的那个《易》了,是不包括《易传》的《周易》,可《白虎通义》里也称《易》,这说明《白虎通义》的作者也认为文王演的《易》,也是五经之一里的《易》经内容。可一般来说是很难分清《白虎通义》里的《易》称与五经之一的《易》经这些概念的具体所指。虽然自汉时《易》的称法出现了混乱,但又很能分清自汉代出现的《易》称已与汉之前出现的《易》称不是一个同一概念。即以西汉“独尊儒术”为界,之前所称《易》,是指代《周易》一书,如同《周易》的简称。而之后出现的《易》称,其具体所指的内容包括了《周易》和《易传》(《易传》是对《周易》一书的解释与阐发的东西),这时期所称的《易》,如同《易经》的简称。故《周易》与《易经》不是同一概念,两者不可混为一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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