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前面已经说过《大象》文产生在春秋后期，韩宣子在鲁太史那里见的“易象”，应是“大象”文章。那时的孔子还在孩童时期，说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是不能成立的。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应让位于“易子”，即《周易》的作者。因《周易》一书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故这里笔者给出一个假定的名字。若写中国哲学史不应从孔子写起，应从《周易》写在。《周易》是儒家的祖典。“大象”文的作者在“释”《周易》的过程中是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自然是遵循了《周易》的义理观念，而不是随从于史巫之举，把《周易》看待成是一部筮卜之书。从《大象》一文来看确实不同于《彖》文那样“释”《周易》时表现出战国后期时代的文化背景。而这“大象”文里没有刚柔阴阳的说法，也没有帝王的思想透露。“大象”文讲的是君子之德，向往的是先王以建万国，亲诸侯的政治理念，还没有上升到王权思想上来。“大象”文正是符会《周易》与《论语》两书时代的中间文化背景，应是春秋后期产生的文章。“大象”文确实发展了《周易》里的思想观念，上升到一种新的思想高度。既有时代文化的特征，又承继了传统。是《周易》里君子之论的发展。“大象”文在“释”《周易》过程中采用的是八种物象（即后来称之谓的八卦取象）来点明《周易》之题（即《周易》每篇），这与春秋时代史筮用八种物象比类联想“窥知”人事吉凶的时代文化背景相符合。史巫在用八种物象（天、地、风、火、雷、泽、水、山）来比类人事吉凶。而思想家们也是用类象来论说事理，正是“大象”文里讲的“君子以类族辩物”的时代背景。“大象”文里的言辞前的取象之说（及提及的八种物象），只是点出《周易》里的每篇名称后，而做出一凡经典论述，应是对《周易》每篇的总结与发挥，而并不是从“象”中引申出的道理。先儒家的“君子论”成为整个后儒家（战国时期）所继承的典范。而这“大象”文里的君子之论，并不难理解，是通俗易懂。一些还已然成为今天脍灸人口的语言，如“自强不息”、“厚德载物”、“非礼弗履”、“恐惧修身”、“有过则改”等。那六十四条“大象”文都可以称上是富于哲理的经典句子，确确实实是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但“君子论”并不是首创于“大象”文，其鼻祖是《周易》一书。我们不仿把《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抄录如下：《乾》：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历，无咎。《坤》：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屯》：君子几不舍，往吝。《小畜》：月几望，君子征凶。《否》：否之匪人，不利君子贞，大往小来。《谦》：谦亨，君子有终。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劳谦，君子有终，吉。《观》：童观，小人无咎，君子吝。观我生，君子无咎。观其生，君子无咎。《剥》：硕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剥庐。《遁》：好遁，君子吉，小人否。《大壮》：小人用壮，君子用罔。《明夷》：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解》：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夬》：君子豹变，小人革面。《未济》：君子之光，有孚，吉。在《周易》一书里共有十五篇里出现“君子”一词，虽然其它篇里没有出现“君子”一词，可同是为“君子”讲述的安邦治国的政治道理。“大象”文的“君子论”，是承继了《周易》里的君子理念。我们从上面所引述的《周易》一书里的“君子论”，是能够看明白《周易》建构的是一种政治理念。哪里是筮卜之书呢？自《周易》建构起君子理念的链条至到春秋战国的君子论都是这链条上的一环，并且是不断的发挥与发展，且具有时代的特色。“大象”既继承了《周易》里的君子论，而又赋予君子新的道德政治内涵。但“大象”文释《周易》而阐发君子理念时看似是通过《周易》里的画符号的取象而类比联想出来的新思想，实则是对《周易》每篇文章的高度概括。其内涵是君子的道德与治国的观念。同样属于政治哲学的范畴。是论述君子如何修德教民，治国安天下的政治道理。这六十四条“大象”文除少有用“先王”、“后”、“大人”外，其余全用“君子”一词。从“大象”文释《周易》的体例来看，优如《诗》里的起兴那样。但“大象”文又不同于《诗》里的起兴那样写作手法。咋一看“大象”文用八种物象类如“起兴”，可又文不对题，风马牛不相及。可“大象”文就是按每一个画符号里已赋予进去的八种物象内容，点出《周易》每篇的名称而所发出的一凡道理来。如《遁》篇里所释《周易》的“大象”文是：“天下有山，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这“天下有山”就是通过《遁》里的一个“六联体”符号的上三画为八经卦的“乾”卦符号取象为“天”，和下三画符号为八经卦里的“艮”卦符号取象为“山”。这些“八卦取象”是后于《周易》而产生的类象内容，也被后人看成是《周易》里的东西了。春秋史巫就是通过六十四个“六联体”画符号做为算卦工具，以取象来类比人事吉凶。这“大象”文实受时代的习惯思维影响，而阐发《周易》里的义理内涵时，也是用那八种取象来言明每一“六联体”符号。如“大象”作者通过《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后称“卦画符号”）里取象的“天”与“山”来说“天下有山：《遁》”。作者通过“天下有山”是言明《遁》里的那个“六联体”符号，接着阐发出“《遁》：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儒家道德政治理论来。而不是以“天下有山”所引申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本身这是如何也联想不到一块呀？既非起兴，又非比喻。若算“天下有山”用来比喻，但也比喻不出“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的道理来呀？总之是没有可比的内在关联。凡认为“大象”文是通过八卦取象阐发出一凡政治道理就理解错了，实乃取象只是言说每一篇里的那个“符号”而已，而每一篇名称之后的一句“君子”如何，则是通过《周易》每篇内容阐发出的政治道理。《周易》“遁”篇的本义是为“君子”讲述隐退，即后来说的急流勇退或功成名退。若不能急流勇退否则会引火烧身的儒家仕途观。而正是“大象”文由其阐发出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的体例是由取象表明的哪个“六联体”符号，并引出《周易》里篇名，由此篇阐发出一句“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君子以远小人，不恶而严”，就是“大象”作者对《遁》阐明的“君子”政治观。故“大象”文表述的内容都属政治观。《大象》文若去掉前面的取象的话，看后句的内容都是很有哲理的。这是一种新的理论建构，已发展了《周易》里的原有政治思想内涵。《左传·昭公二年》：“二年春，晋候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里韩室子看到的“易象”是什么呢？是否就是解释《周易》的“象”辞呢？为何不说“周易象”呢？在《左传》一书里所记录的筮例皆是用《周易》一名。《左传》里记载史巫用《周易》筮卜要早于韩宣子见“易象”一百多年。《左传》一书里记述春秋后期直接引《周易》之文用于说理也是称《周易》这一名称，而用《易》代称《周易》，则最早的正是（即现有的史料中来看）《左传》里记韩宣子聘鲁出现的称法，随后《左传》里也有《易》称法。那么这“易象”就是指释《周易》的“象辞”（即后来称《易传》里的内容之一），韩宣子见的“易象”不是指《周易》与“象传”，应是释《周易》的文章称“易象”，才会有韩宣子看到后的那种惊奇之感。那时对《周易》一书在上层应该是不陌生的，见了《周易》并不会有惊奇之感，只有见到不曾有过的解释《周易》一书义理文章才会感到新奇，才有韩宣子呼之欲出的“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的这种感慨来。这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学术文章，即《易传大象》文章无疑了。“大象”文是阐述“君德，君礼，君治”，才会使韩宣子感慨“周礼尽在鲁矣”。也正因“大象”文的出现“突破”了巫术神学观念，彰扬了人文理性，更彰显了《周易》里的义理思想，启蒙了人们对《周易》一书的新认识。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见到“易象”的时间是昭公二年，即公元前540年（昭公在位32年，即前541前510年）。这是属春秋后期，孔子这年才10岁。孔子不但不是作“易象”的作者，也不是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是儒家的集大成者。“易象”的产生也许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孔子到老年才喜《易》（即《周易》），又非常惋惜没有了时间把《周易》一书研究透彻。既然没有研究明白，就不能去写阐述《周易》的“易传”文章了。说孔子作《易传》是一种拉大旗做虎皮的行为，那是汉人的附会而已。《左传》里并没有涉及孔子过多活动事迹，而只是引用了一些孔子的话来论事理。《左传》成书是在战国时期，而《论语》一书也是战国时期编撰而成。写《左传》的作者是按春秋史料而写，大抵孔子死后在社会上已有名气，写《左传》的作者才引用孔子的话。《左传》里有引用孔子的话，但不是出自《论语》一书里的内容。如《左传·文公二年》：“仲尼曰，臧文仲，其不仁者三，不知者三，下展禽，发六关，妾织蒲，三不仁也。作虚器，纵逆祀，祀爱居，三不知也”。而文公二年是公元前625年，这年比孔子（字：仲尼）出生还早七十多年。又如《左传·宣公二年》：“孔子曰：董狐，吉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竟乃免”。而宣公二年是公元前607年发生的事情，而孔子还没有出生呢。大抵《左传》的作者是孔子之后的战国时期的人，写春秋史时加入孔子的话，以表达作者论事理的观点依据。类似于《史记》里的篇后内容出现太史公曰那样，不过《史记》是体现了作者的对历史人物评判的观点，而《左传》的作者是引用名人的话来评判历史人物，而不是说孔子在那个时期讲述过了那些话。“大象”文遵遁了《周易》里的政治哲学思想，并且给于发扬光大。“大象”文的内容同样是为“君子”讲述的修德治国的政治道理，是《周易》里的忧患意识转换“观象进德，恐惧修省”的君子之为。观象修省，正是春秋流行的思潮。因为这个时期是礼崩乐坏，即社会急具变化的时代，在主流社会精英层里还没一个固定文化理念的成形。这时正是一个自由“学术”与思想“开放”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前后都有着不同的文化特征，在前期是周天子“共王”天下的分封时代，即西周前期还没有走出神启的时代。在春秋之后的战国时期是一个逐步走进王权理念的时代。西周后期至战国，这是一个理性蒙发与成长的时代。也正是中国哲学突破的时代，才能产生出理性的思想来。《易传·大象》既不同于西周初期的“以德配天”的文化理念，也不同于战国后期王权专制思想的文化理念。《周易》与《易象》（“大象”）里均看不到这些东西。即不代表西周时期王配天命的思想，也没有战国时期王权主义上升的专制思想。“观象进德，恐惧修省”偏重于主体性（“君子”）的道德政治素质建设，还不是王权（帝王）专制的建构。从《易传·大象》来看，儒家的学说可以推溯到周公时代道德政治的萌芽（以德配天），而开创儒学之宗，则是西周后期的《周易》。《周易》是先秦儒学的源泉，但在流出的却是个泥沙俱下的过程，并汇成了一股庞大的“易学”洪流。而这“易学”才成为中国封建王权时代里的文化脊梁，也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脊梁。总之，“大象”文不是解释《周易》如何算卦的，“大象”是何内容不是明摆着的吗？若连“大象”文也看不懂，而说成是解释如何算卦的，可以说那些当今的学者是吃着纳税人的钱粮，而读着“八股文章”，却读坏了脑筋吧？“大象”文里虽运用八种自然物象只是表面某一个“六联体”符号后并引出篇名，由篇名及篇内含义尔后阐发出儒家的道德政治文章，与春秋时期史巫行的那一套是根本不同的，这是思想家与巫师的区别。但也不否认“大象”作者受春秋取象思维的影响。“大象”文在通过八种自然现象点出篇名，尔后阐发政治观点，并不是完全超越《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一些还是符合《周易》里的原篇之义理。总体思想上与《周易》里义理宗旨是一致的。如《周易·井》篇，文章里是用“井”比喻“君子”（统治者）养民的道理。《周易》是受诗性思维影响，《周易》一书绝大部分是运用形象的比喻来论说事理，这是一种思维方式，而非后来称的修辞学的手法。而“大象”文与《周易》相比没有了形象的比喻，而是用类象直陈事理，在思维发展上是一个进步。直陈事理要比用比喻事理更使人明白，也更显逻辑性。《井》篇文章全用比喻来象征君子之治上的养民道理。而“大象”文通过《井》篇文义概括出“君子以劳民劝相”，基本上没有脱离《井》篇里的宗旨。一个是“养民”的政治道理，一个是“劝勉人民勤劳”，都是政治上的道理。总的说“大象”文是《周易》义理上的深化与发展，都属于义理文章，与卜筮不沾边。也别以为那些当今学者所说的是有了《易传》才一点一滴的改变了《周易》的卜筮性质，变成了哲学。把一个巫婆变成一位哲学家可能吗？“大象”文在《易传》里应占有重要的哲学地位，可并没有被重视。而后封建时期重视的是《系辞传》。我们讲到《系辞传》就明白了其中的道理。而“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至到今天，已然不失其意义。但我们一定要抛弃掉那种画蛇添足的“取象”，而领会“大象”文的哲学思想，让“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大象”精神，永远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