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十篇《解》文今译与解说（原文）“()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解而拇，朋至斯孚。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译文）“四十、和解，利于一方。若没有目的原则前往，就不如返回来的正确。若有目的原则的前往，宜早行动，是正确的，没有咎害。比如打猎获得三只狐狸，又得回了铜箭头，结果自然划算。用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会招引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松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并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王公用箭射在高高城墙上凶猛的隼鹰，并且射获了，无往而不利。”
【解说】“解”：和解，理解，消除。“解”在本篇里应当“和解”讲。本篇立论的内容是“解：利西南。无所往，其来复，吉。有攸往，夙吉，无咎”，这里的“利西南”，是指有利于一方。一个地方得到了和解，就是有利一方百姓的大事。“夙”：尽早的意思。本篇的立论是“和解”，是谁与谁和解呢？是“君子”与“小人”。即统治者与百姓。若想和解，就要前去做和解的工作。并且，前去做和解的工作要有目的和原则性。什么目的原则呢？就是“有孚”原则，这是和解所遵循的根本。即本篇所讲述的中心思想。本篇题目含义是“和解，要有目的前往，而不是无目的无原则的前往，那还不如返回来好。有了目的原则，就应及早行动，才会有好的结果，没有害咎。”
在通行本《周易》，即卦爻式文本《周易》，所谓《解卦》初爻爻辞是“无咎”。我们在上卷“《周易》导说”里，已论述《周易》原初是没有“六·九”爻题。“六·九”之说是后出的东西，是算卦者作为起卦占筮的形式工具。“六·九”爻题是秦汉之际的产物，是《周易》春秋文本后的又一次改造，是为卜筮而分割成卜筮的六个“爻辞”。故《解》篇的第一段内容不是“无咎”，而是“田获三狐，得黄矢，贞吉”。本段内容是通过比喻而论证“命题”的。“有目的有原则的前往去做和解的工作，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本篇的“命题”。而本段就是通过打猎，既获得猎物，又得回了箭头，寓意和解是双赢的事情。本段里的“黄矢”，是指铜箭头。而本段的意思是“打猎获得了三只狐狸，又得回了箭头，结果是很划算。”
这里的比喻，说明和解是双赢的事情，这是教育君子懂得和解的意义。“负且乘，致寇至，贞吝。”
本段还是运用比喻寓意道理。“负”：背驮东西。“乘”：驾车，驱马拉车。“负且乘”：是指用牲口驮着东西，又驱车拉着东西。这里是表明财富太显露于外了，所以才招致盗匪的到来，这就叫“致寇至”。“贞吝”的意思是：“结果就出现了危险”。这是作者用比喻来说明一个深刻的社会问题，也正是围绕着“和解”（本篇的“命题”）而阐述其道理。目的是强调“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那么，什么是需要和解的问题？正是贫富差距问题，也就是作者举例的“负且乘，致寇至”这种问题造成的不和解，而需要进行和解。这里的比喻揭示了一些人的财富太显露，太暴发了，才造成“致寇至”。这段话的本义是“牲口驮着东西，又用车拉着东西，招引了强盗的到来，结果就顾惜不了财物被抢。”
这寓意着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才出现了社会矛盾，才招引盗匪的出现，才造成社会不和解的局面。这无疑体现了作者对贫富差距造成社会不和谐问题的敏锐认识，更体现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可到了王权思想上升和强化时期，后儒们却对这句话作为等级秩序的理论依据而诠释，恰恰背离了《周易》里的本义。《易传·系辞》这样说：“子曰：作易者其知盗乎？易曰‘负且乘，致寇至’。负也者，小人之事也，乘也者，君子之器也。小人而乘君子之器，盗思夺之矣。上慢下暴，盗思伐之矣。慢藏诲盗，冶容诲淫。易曰‘负且乘，致寇至’。盗之招也。”
今译这段话一般认为是孔子说的话。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孔子说‘作易者他了解盗贼吧？易里说‘用牲口驮着，大车拉着东西，会招致盗匪的来到’。背负的事情是小人所干的事情，车子是君子承坐的用具。而小人乘坐君子的用具，盗匪就思谋着侵犯它。轻慢收藏财物，诱引盗匪。容貌妖艳诱引淫乱。易里说‘负且乘，致寇至’。盗匪就被招致来了。”
这里的“子曰”，现代凡译文是译成“孔子说”。笔者认为，《系辞》里的“子曰”不能认为是孔子说的话。后封建社会时期里的易学者说孔子作了“十翼”（易传），这是借“圣人”的名气而抬高《十翼》。而《系辞》里的那些“子曰”内容也与孔子的思想是不相符的。《系辞》内容已是王权专制思想的产物，是为王权等级制度诠释其合理性的，并且，《系辞》已凸显的是神秘主义思想。《系辞》里引用本篇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而“训释”出的一番道理，既是断章取义，又是违背原意。《系辞》所“训释”出的道理，其目的是维护王权等级制度。把“负且乘，致寇至”阐释成“小人（被统治者）”是天生负重者，而“君子（统治者）”是天生的乘坐车马者。反而把社会的混乱归咎于“小人”的越轨，如“小人”是天生的负重者，而不该乘坐车马。小人乘坐君子之器，才招致强盗的出现，“小人”永远是“君子”的奴隶，才是天经地义的。这《系辞》里引用“负且乘，致寇至”，而阐释出的说法，既无视原文的真实含义，又背离了理性与逻辑。可这正是王权专制时代里的‘逻辑’。《周易》“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是说财富太显露，其寓意着贫富差距，才导致社会问题。这是论证“和解”所要重视与解决的问题。即反对贫富差距。“和解”的目的就是解决贫富问题，即解决社会矛盾问题。而《系辞》却把这句话阐释的恰恰相反，强调的是等级秩序，而维护其不平等制度。况且，这句话并不涉及“君子”与“小人”谁是负重者，谁是乘车者。而本篇的中心思想是讲“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即强调“君子时时做好和解工作，吉祥，又能更好的爱护他的百姓。”
本篇中心是讲君子与小人应建立和谐的关系，即君子爱护小人，才能走和解的道路，建立和谐的社会。而后儒却从这“负”与“乘”，联想阐发出“小人”是天生负重的劳动者，“君子”是天生的乘坐马车者。《系辞》的思想是维护等级制度的，是鼓吹等级制度的。《系辞》对《周易》的阐释是引向歧途，引向神秘主义的泥潭。《周易》这部先秦时期里的一部哲学书，既被巫史所阉割，又被王权主义者所强奸。《系辞》文就是一块蒙在《周易》一书上的侵染着王权神秘主义思想斑斑污垢的臭摸布，一旦把蒙在《周易》头上那些肮脏的抹布揭去，才得见《周易》真实而美丽的面目。到了西汉，上书汉武帝而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在其“对策”里也引用了《解》里的“负且乘，致寇至”这句话。董仲舒引经据典同理是佐证所陈述的王权等级秩序。“易曰‘负且乘，致寇至’。乘车者君子之位也，负担着，小人之事也。此言居君子之位，而庶人之行者，其祸患必至也。若居君子之位，当君子之行，则舍公仪休之相鲁，亡可为者也。”
虽然董仲舒引典又举例而阐释的是“君子”应行仁讲义，不能像“小人”那样取财求利。但董的引述与阐发与《系辞》里的阐释的道理并无二致。董仲舒一样的认为，“君子”与“小人”是天生的差别。更危言耸听的是，把“小人”说成是天生的没有仁义之心的唯利是图者。因这里董仲舒引述的“君子”与“小人”的概念，还看不出是道德概念。正是这些后儒们引述“负且乘，致寇至”，而歪曲的解释，将《解》里的“负”与“乘”附会成“君子”与“小人”之等级是天经地义的，这是背离原文的含义。歪曲与任意的解释‘经典’，其目的是维护王权专制的等级制度而寻求理论依据。这正是文化专制里的典型写照与思维逻辑。“解而拇，朋至斯孚。”
“拇”：手，或足大拇指。本段的字义是“解开了手脚，是朋友的到来，才由此信用。”
这一句是上句意的继续，因财富的显露于差距，才招致灾祸。即出现了社会问题。那么，怎样消除与化解呢？还是要靠爱与信用。这里依然强调的是“孚”（君子爱民）为根本。虽然本句是比喻，可寓意的是君子爱护百姓（小人），才能树立和解的威信。“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
本段正是本篇所表述的中心思想。说来论去“君子只有懂得了和解，而关心爱护其百姓，才是正确的政治方针。”
如何得出这个道理呢？正是通过上面的举例，使君子（统治者）认识到造成“负且乘，致寇至”的社会问题的所在，如同一方是“朱门酒肉臭”，而另一方是“路有冻死骨”的社会问题，才是君子思考所解决的问题，也是君子思考如何建立一种长治久安的社会政治问题。“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正是《周易》构建的君子之治的政治理念。统治者（君子）关心爱护（有孚）百姓（小人），才是走向和解与建立和谐社会的根本。“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
本句已然是用比喻以喻政治上的道理。这里的“公”是指公侯。这里是借用“公”用箭射杀盘踞在高高城墙上的凶猛之鹰，而寓意什么呢？这“鹰”是象征凶恶的东西，而这凶恶的东西，被“公”所除掉。这里虽是比喻隐患消除了，前进的路上，是无往而不利。但比喻象征什么呢？这里作者为何不说“王用射隼于高墉之上，获之，无不利”呢？而是“公”呢？是否象征着，诸公们面对盘踞在高高的都城里某个为害之君，可以联合起来给除掉。这就是体现了作者向往的是“君子”共治的政治思想，而不是王权专制。总之，本篇已然是通过正反两面，讲述“和解”的政治道理。而中心体现在和解与和谐，应建立在上体恤下，爱护下的基本原则。即“君子维有解，吉，有孚于小人”的这种政治理念。若违背了这种原则，诸公就可铲除之，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解与和谐，才能使社会向前发展，即无往而不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