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西方文明起源的不同路径，从氏族聚落到城市；古希腊是以工商业支撑的城邦民主国家，而中国古代则是以农业为支撑的血缘家天下的专制统治。两地的城市功能不同，社会组织结构不同，国家的形态不同，社会经济财富支撑不同。在血缘宗法制的链条上，中国古代没有形成私有制，也没有保护私有制的法律意识，也不可能有法律的观念，因为天下一切都是王的，古代的中国人也只有“王法”的观念。从土地关系上来讲，中国古代社会保持着氏族的遗制，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土地所有制，转化为王侯所有，而不同与古希腊废除氏族制度，把以氏族为基础的公社的土地转配给公民（希腊奴隶主）的土地私有制。周族及其同盟在同商进行征伐，周王取得商王的“天命”，即周革商命，而拥有“天下”。周王以“天子”之称代天行命。对“天下”进行统治。周以血缘亲族关系的远近对“天下”进行新一轮的分割（即“分封”），把“天下”的土地与土地上形成的农业聚落上的农民（称“邑人”、或“小人”、“野人”）分片连土地与农民分封给与周王室有血缘关系或有姻亲关系的人。“天下”（国家）是周王的，无论土地山林，河流，臣民等等都是周天子的。周天子就是“天下”这一大家的家主。正如《诗·小雅·北山》说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士之滨，莫非王臣。”
西周无论诸侯之封国，卿大夫之封采邑，都是有周王分封给的，是从周王家产中划拨给亲族成员，功臣，殷商后裔。都是要得到周王的认可。这就叫“授民授疆土”。那时财富支撑唯有土地和土地上的劳动者，拥有了土地和劳动者（小人），即占有了财富。“天下”的土地和臣民都是周王的，中国古代没有形成如古希腊时期的土地私有制。在周王统治的广大的土地上，原有很多自成体系的农业聚落，也同样是以血缘加地缘为纽带的聚居的农业村落，这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自然村落的氏族共同体，在面对王朝新的更替，这些自然村落生活的人们只是换个新主子罢了。也没有打破农业聚落里的血缘与地缘关系，也没有改变其身份关系，即没有使原土著居民与土地分离。在面对周王新一轮“划拨”给王室成员的土地是带着土地上的农民一同“划拨”的。原土地上耕种的农民只不过是把土地上的收获，转换给新的主人而已。商是这样的，西周同样是这样的。从甲骨文中反映的“众人”、“邑人”及《周易》里反映的“小人”、“邑人”，这就是自然聚落里的农业劳作者。在分封制里，王室的贵族（或称“国君”）与农民关系，即统治与被统治（或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到帝王统治时代，是官僚地主与农民的关系。土地虽然可以买卖，但实质上是帝王家的，即所谓国家，本质上是没有立法意义上的私法上的法律保障，全民只是王权专制下的奴。这与希腊城邦和欧洲中世纪时期土地私有制是不同的。西周土地上劳动者是农民（或称“依附民”：即长期依附在固定地域内的土地上祖祖辈辈为农的劳动者），他们即不同于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平民（公民）。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奴隶制社会，也没有真正出现过土地私有制。《周易》反映了西周农业生产，既是农家个体经济，又是结合着集体生产劳动，犹如毛**时代的集体生产队那样。西周宗法制下的“民”，是贵族统治下的“子民”，贵族统治者有责任保护其治下的“子民”，而“子民”有义务对主人的尊重与听命。这种犹好“父子”的统治关系，是宗法礼制所规范的内容。贵族（大人）与百姓（小人）不是对立关系，而是形如“父子”关系，而完全不同于奴隶主对奴隶的那种性质。这正是儒家一贯之倡导的“民本”主义思想。当然商周时期也有奴隶，但奴隶的来源是战争中的俘虏，和罪犯，并且也是很有限的。而在广阔的大地上，从事农业生产劳动的是农民，而不是奴隶。这是血缘分封所决定了的，更是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农业聚落上的农耕生产所决定了的。中国古代走向中国式的封建制度，是农耕文明所决定的，而商业文明产生了古希腊奴隶制度。再从文字来看中西文化不同的路径。“我们还可以举出文字上的连续性。尽管在文字起源方面还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可以这样说，作为中国文明时代重要特征之一的文字，它的作用是政治，与亲族的辨认，与宗教仪式等密切相关的。这使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文明时代的文字，是陶文在野蛮时代的主要作用在文明时代的延续。”
（《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12页）“第三种因素是文字的产生。产生文字的主要动机据说是技术和商业上的需要，这是因为技术和商业的发展造成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复杂化，也就产生了记录这些关系的需要”。（《考古学专题六讲》 第14页）前一段是张光直先生认为中国文字起源的动机与连续性的根据，后一段是张先生列举西方学者普遍认为文字出现是作为文明出现的表现之一。文字出现既是商业与技术上的需要，又是造成社会突破性的变化因素之一，即是“突破”或“连续”，也是文字的表现之一。根据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资料来看，文字是由原始记事方法的图画象形字逐渐演变过程。世界今天的各地文字，都是从原始的图画符号演变而来。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世界上各个古老的民族，都相继创造了象形文字，古代巴比伦的苏美尔文，古埃及文，古腓尼其文，古印度文，美洲的印第安文，中国的甲骨文等，都是各自独立地从原始社会时期最简单的图画和花纹演变出来的。象形文字是文字发展的最初阶段，它是人类在文字草创时期，具体形象思维的结果。象形文字是属于表意符号，是先民为记事与表达交流而见物而画像，如见牛、羊则表现为牛、羊的图画，后来又取其头画，并逐步抽象为文字符号。中国在氏族时期在陶器上刻画上原始文字，而进入文明时期，即在商朝时代里的甲骨文里还保留了大量的象形文字。汉字作为汉民族思维工具，受传统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汉字特殊的形体结构特征，有人称之为“诗化之文字”。汉字的诗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促成了中国文化诗性特征的形成，汉字诗性对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具有深刻的影响。从考古资料表明，刻在陶器上的图形，是制器者的一种氏族标记，是作为氏族图腾崇拜，而出现在器物上的各式各样的族徽，标记。汉字起源于图画，最早是图腾崇拜。学者研究认为，巫史是文字的主要创造者，当时的酋邦或酋邦联盟的头领也就是巫师头人。维柯称这些为“神学诗人”。在中国历史文献中，巫、祝、宗等都是这种沟通神灵的权威人士。巫师在驱鬼敬神的各种仪式中，绘制各种象征神灵鬼怪的图像，这些图像代代相传，渐渐变成文字，这是文字起源的普遍规律。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但从考古上发现其保留下来的内容多为卜辞，从一定程度上说明文字的产生与巫术的紧密联系的关系。在原始时代，中国辽阔的大地上居住着众多的氏族部落，每一氏族部落都崇拜一个或两个以上的图腾，为了相互区别，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所在地和所有物上描绘或雕刻上自己的图腾形象。这样他们便创造了表示自己图腾和氏族最早的象形文字，作为图腾图象的象形文字是文学萌芽时期最基本，最古老的文字。作为来源图腾的汉字，是典型的诗性文字，用维柯的话说：“这些符号就是实物文字，自然界就是天地的语言，是神的字母。”
汉字字型构造和构字时的思维有明显的原始思维的特点，最突出的就是象形，使人一看就能把字形与具体事物联系下来，知道它所代表的事物。汉字构造的具象思维和直觉思维从一定程度影响了中国文化包括文论的主要思维方式。中国古代文字的形象性，隐喻性决定了古代文论言说方式的诗意性，同时保留了原始思维方式的延续性。中国古代文论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的精神形态，但其诗性特征却是由中国古代早期文化的诗性智慧（即原始思维）所铸成。一个民族的文化（包括文论）特征的形成，取决于该民族的思维方式。《周易》代表了文明之初诗性智慧的最高成就，也是诗性智慧的结晶。汉字的起源被认为与巫术有关，而古埃及人相信其语言和文字都由神创造，象形文字一词在古希腊文字中由神灵和雕刻两词构成，它来源于图画文字。汉字符号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6000年的半坡氏族，而公元前3500年前后，图画文字中始出现表意符号。总之汉字属表意文字，而西方的文字属表音字母。希腊字母源于腓尼基字母。大约公元前13世纪腓尼基人发明字母文字，共22个字母，是世界字母文字的开端。在西方，它派生古希腊字母，又发展出拉丁字母。而希腊字母和拉丁字母是所有西方国家字母的基础。腓尼基人生活在地中海东岸，相当于今天的黎巴嫩和叙利亚沿海一带，又称闪族人。腓尼基人是古代世界最著名的航海家和商人。腓尼基字母，是从象形文字和契形文字上，从中抽取了一些简单的符号组成22个字母。今天26个英文字母源头是腓尼基人的22个字母。因腓尼基人忙于业务的商人，不能把大量时间浪费在难写的旧文字上，从而发明了字母。后传入希腊，希腊人又增添了几个自己的字母，再后又传入意大利，古罗马人稍微改动字型，成为今天人们熟悉的26个英文字母。在腓尼基人发明字母时，中国商代象形，指事，会意，形象结合的方块字已趋定型。西方以音符字母为基础的拼音文字切断了原始思维的自然流程，使主体与客体截然分离。西方字母文字的起源是和商贸活动分不开，而中国古代的象形文字的起源是为宗教政治服务。正是城邦时代的商业贸易上的需要产生了字母文字，因萨满文化的需要使汉字在中国文明时代里保持延续。以上我们从生产工具的使用，城市功能，血缘组织管理，土地性质及文字在进入文明时期都保持了氏族社会的连续性。我们也从中看到这种产生在野蛮时代文化成份的“延续”或“突破”无不是与商业或是以农业立国的因素相关；归根结底是“海洋文明”或“农耕文明”，是文化差异的根源。古希腊进入城市时期，从生产工具使用，城市功能，血缘组织，土地性质，以及文字，都是突破性的，这些突破性，无不与其城邦时期里的手工商贸占主导经济有关。而中国恰恰相反，没有突破，而保持了文化上的连续性，使其连续性的背后，不是以商业海外贸易经济为支撑，而是以农耕为支撑，正是各地的自然地理条件所支配。生产工具，城市，土地，文字这些犹如国家形态的“硬件”，那么在“软件”上又是如何呢？“软件”犹如国家的灵魂。若把国家比作一个“巨人”，那么土地，城市，生产工具，管理组织等构成了巨人的身躯。而意识形态（即政治思想，宗教、艺术、道德、哲学等）则是巨人的灵魂。西方古希腊城邦国家时期与中国古代文明，我们已从生产工具，地缘与亲缘，文字的产生，城市的功能以及关系等对比，显然是不相同的，一个是“突破性”，一个是“连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