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第一章:《周易》文本探源第三讲:《周易》原创文本第二节:《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周易》一书产生在什么时间呢？这里说的《周易》，就是指原创的《周易》一书，即有六十四篇文章组成的《周易》。至于《周易》里所用的“六十四画符号”则放到后面讲述。先秦史书《左传·庄公二十二年》里所反映的繇式《周易》出现的时间是发生在春秋早期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里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我们来看传统上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最早是《易传》文里出现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帛书《易传》(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里记载对《周易》一书产生的说法帛书《衷》里有这样的说法：“子曰：易之用也，殷之无道，周之盛德也。恐以守功，敬以承事，智以避患，□□□□□□□□文王之危，知史记之数书，孰能辩焉？”
又说:“《易》[之]兴也，于中古乎？作《易》者，其又患忧焉？”
这帛书《衷》文里的说法，后来被移植到传世《系辞》里。传世《系辞》一文里出现对《周易》产生的说法：“《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
又说“《易》之兴，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
而帛书《系辞》与传世《系辞》里都有一样的说法是“伏羲始作八卦。这《系辞》应是战国末期产生的，到西汉前期又进行了增删。两汉时期，对《周易》产生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内容发展。司马迁已把前人说的“伏羲始作八卦”，纳入到《易》里，称“易八卦”，“八卦”却成了《周易》一书里的东西了。司马迁的这种说法，对后世造成了极大的误解。而司马迁又明确落实《周易》是西伯（即文王)拘羑里推演出来的。这就是把《周易》落实到周文王头上的最早说法了。《史记日者列传》里以善卜者司马季主之口说的更详细：“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史记》里说的“伏羲作八卦”，是抄袭《系辞传》里的说法而已。《史记》里说的“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同样是在《系辞传》说法基础上的演义化。《史记》里不但把《周易》（《史记》作者所讲的《周易》，是面对今本《周易》）一书说是周文王创作的，而且也对《易传》（“十翼”）给于明确的说法。《史记·孔子世家》：“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
司马迁不但把“八卦”归到《易》(指《周易》）里，而且把《周易》里的六十四卦爻辞归属于周文王的创作，又把《易传》（司马迁时还没有出现的《杂卦》、《序卦》）著作权授予了孔子。由此有三位圣人创作的一部“易经”，被司马迁神话般的造出了。由此三位一体（即“八卦”、“卦爻辞”、“易传”）的一部“易”，成为帝国里的“经”之首。故到班固作《汉书》，就对《易》（指《易经》，即今本《周易》加“十翼”）产生的说法更具体化了。《汉书·艺文志》云：“至于殷周之际，纣在上位，逆天暴物，文王以诸侯顺命而行道，天人之占可得可效，于是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孔氏为之《彖》、《象》、《系辞》、《文言》、《序卦》之属十篇。故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时历三古。”
自此“人更三圣，时历三古”成为《易》之经典与权威说法，而后来的王朝里大抵遵循汉时的说法。不过今天人们对《周易》产生的时间问题，有人总结出有十几种说法。但主流话语，还是传统上的说法。那么，《周易》一书是否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呢？从考古资料上已知《周易》一书所用六十四画符号早在文王之前就产生了，而《周易》一书则在后封建时代里被美化成是文王之作。本身《周易》一书的进步思想与文王时期也根本不是同一时代背景。即使西周的武王与周公时期，王朝里已然充满着浓重的天命与迷信思想。从“西周书”里记载，那时还是运用龟占卜问吉凶，若是殷周之际或是周初《周易》已产生，但从整个西周时期里，《周易》仿佛被蒸发掉了那样，而没有任何踪迹？为何西周这段时间里对《周易》没有任何记载，“西周文”，《诗》，以及考古出土的大量西周铭文上都没有记载有关《周易》之事。而在几百年后，《周易》这部书，犹如石沉大海般的突然浮出水面。即有地上的典籍《左传》这部史书记录了《周易》一书，并最先以卜筮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这说明《周易》一书决不可能是西周初期产生的，因为西周官方里的那些文献并不反映《周易》一书。那么，首先能否从《诗》与《周易》里如诗的语句及手法对比来看《周易》产生的时间吗？《诗》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汇集，其诗歌产生的时间大约从周初到公元前六世纪（春秋中期）的五百多年间的作品。在这几百年的时间里产生了不同时期的诗歌，又经过不断地吟唱流传，最后到春秋时期汇集成册。从《诗》里看不到对《周易》一书的反映。那么，只有通过《诗》的体裁、表现手法来与《周易》一书的写作表现手法对比分析，看两者产生的相关时代背景。《诗》是诗歌的汇集，“诗”有“诗”的艺术表现手法。《诗》里的诗句虽不是全是四言一句，但《诗》里的诗歌基本句式是四言，间或杂有二言直至九言的各种句式，杂言句式所占比例很低。《诗》里的诗歌艺术特色是“赋、比、兴”的运用，这既是《诗》艺术特征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基本手法。《周易》属于文章体裁，但不难看出《周易》一书里有不少“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一些文章讲究对仗和用韵，句式生动流畅、简明洗炼，在形式上呈现出诗歌的特征；而且运用了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那么，《周易》与《诗》里的诗歌谁是谁的先后继承关系呢？当然是《周易》受到诗歌的影响，因从诗歌产生的历史来看，是远远早于《周易》一书的产生。从人类的发展史来看，诗是人类语言的原始形式，在各种文学表现形式中，无疑诗歌形式出现的最早，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类文明历史，就有了诗歌。《诗》里的诗歌虽然产生的较晚，但不等于说诗歌形式出现的晚。文学的源头是原始诗歌。《周易》一书虽多有诗的表现手法，但《周易》毕竟不是“诗”，而是“文”。《周易》的体裁是“文”。《周易》一书是有六十四篇文章所组成，而《周易》文章又实属我国论说文的先驱。虽然《周易》是文的体裁，但《周易》一书在写作手法上无疑受到诗歌的影响。《周易》一书里的文章主要运用隐喻、象征的方法来论证事理；而且形同于“诗”的语言与格式，这无疑是受到“诗”的影响。正确地说《周易》一书是“诗性思维”的结晶。我们读《周易》不但读出政治道理，而且读出诗歌美韵来。《周易》一书的文章句子，有着诗歌的韵律之美，一些篇章本身就是诗的体裁、诗的语言、诗的表现手法。《周易》里不但有大量的如诗之句，而且还有通篇如诗的体裁与手法的文章有《贲》、《明夷》、《归妹》、《艮》、《渐》等。《诗经》里有一首诗，其名是《鸿雁》。《诗》里的这首《鸿雁》一诗与《周易》里的《渐》对比来看，两者的写作手法似乎没有区别。两者都用鸿雁起兴，不过《周易》里的《渐》只是用来一个单字“鸿”，而《诗》里的《鸿雁》，则出现的是“鸿”与“雁”合成词。从中国文字发展来看，是从单字发展出词语的一个过程。《鸿雁》一诗又是创作于何时呢？《诗》里的诗歌分“风”、“雅”、“颂”，《鸿雁》一诗属“小雅”里的诗歌。经现代学者研究，认为“小雅”中大部分诗产生于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因有不少诗反映了时代的黑暗与动乱。《鸿雁》一诗被当今研究者认为是西周末期产生的，这首诗是乱世流浪者的哀歌。而《周易·渐》文虽也以“鸿”起兴，但表现的是与《鸿雁》完全不同的情感及思想内涵。《渐》文把一对离人的远征与守望上升到一种爱国情怀来欧歌。《鸿雁》一诗应是西周末期还是春秋前期的时代背景。而从《渐》文的体例用词及思想含义来看，应在《鸿雁》一诗的前期，由此推及《周易》一书的产生不会晚于西周末期。而《诗》里还有一首诗如同《周易·渐》文那样用“鸿”来起兴。“鸿飞遵渚，公归无所，于女信处。鸿飞遵陆，公归不复，于女信宿”(《诗经·豳风·九罭》)《九罭》一诗应早于《鸿雁》一诗是肯定的，此诗应是西周后期产生的。《周易》里的《渐》文是以“鸿”起兴，共分六段以“鸿渐于干，鸿渐于磐，鸿渐于陆，鸿渐于木，鸿渐于陵，鸿渐于阿”起兴。而《诗》里的《九罭》一诗里以“鸿飞遵渚，鸿飞遵陆”来起兴。这“鸿飞遵陆”与“鸿渐于陆”寓意非常接近。从《周易·渐》的用韵来看，更规范于《九罭》一诗。通过《渐》文用“鸿”起兴的手法与《诗》里的《九罭》与《鸿雁》诗歌的对比，推断《周易》一书的产生早不过于西周中期，晚不过于西周后期。上世纪的易学家李镜池就已对《周易》里的所谓“卦爻辞”与《诗》里的诗歌的体例文法进行比较，以此推及《周易》产生的时代，为“成书於西周晚期”的说法。李镜池先生《周易探源·序》里说：“我们现在认爲《周易》的编着，出於周王朝的卜史之官，成书年代，约在西周晚期”。这是李镜池在早期诸种说法后更改的说法。其次看能否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吗？古今《周易》学者也多是从《周易》一书里所记载的一些殷周之际发生过的史实，做为推断《周易》产生时间的依据。从《周易》一书里寻找《周易》产生的时代信息，却不失为一种最佳方法。传统上认为《周易》里反映“文王与纣之事”的内容，是在《周易》里的《泰》篇，有“帝乙归妹”，《明夷》里有“箕子之明夷”，《升》里有“王用亨于岐山”，《归妹》里有“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的句子。从这些文章出现的人物故事，就是发生在殷周之际的事情。大概后人读到这些句子，就联想到《周易》是这一时期产生的。故《系辞》里就认为“《易》之兴，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帝乙归妹”一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是属于引证。《周易》里引用“帝乙归妹”，是引用历史上形成的成熟的经验，以此增强文章的说理性。单就依据《周易》里引用的历史故事，如“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高宗伐鬼方”。就推断《周易》产生在这些时期，显然是没有说服力。也就会把《周易》一书里的引用故事，当成《周易》一书时期发生的事情给混淆在一起了。在《周易》一书所引用的历史故事，上至殷商的武丁（武丁与帝乙还有八代时间），武丁庙号高宗，是盘庚后第三代王。这一历史人物被引用在《周易》里的《既济》篇中，“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这种引用若算是证据，以证明《周易》里反映了武丁时期的活动事情，就得出《周易》产生的上限来，这显然是错误的。现在认为这是做文章的一种修辞方法，叫引用。在春秋战国时期里的典章中，可以看到大量的运用引用。这《周易》里出现的“高宗伐鬼方”，“帝乙归妹”，“箕子之明夷”，是一种写文章的引用，不表明引用了这些历史人物，就认为是《周易》一书产生在这一时期的证据。但不否定对历史文献产生时间不明的考证，不排除从其文献书籍中看所引用的历史事件，来推断不明文献所产生的时代，这只是一种考证方法而已。现代易学上一般认为《周易》一书里反映的历史故事的上限是殷商的武丁时期，而下限是周初。作为《周易》下限的根据，是以《晋》篇中出现的“康侯用锡马蕃庶”的故事。这是被史学家顾颉刚研究认为“康侯”即卫康叔，封于卫，乃武王之弟，称康叔。确实在《周易》一书里，我们发现了反映西周晚期的时代信息。在《周易》第四十二章《益》里有这样的说法：“中行，告公从，利用为依迁国”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西周自文、武、成三代后，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事实。到西周后期已是诸侯开始相伐时期了。“天下”的名义上是周王的，而实际诸侯势力的上升已不把周王放到宗主的位置上看待。西周前期与西周后期周王在诸侯国的共主地位完全不同了。《周易》作者正是身处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下，写出的《周易》一书。《周易》作者时代的西周，已是内忧外患的时期，才有《周易》一书充满着忧患意识的基调。也才有《周易》作者提出“迁国”的政治主张，这正是体现了与时代背景息息相关的信息。从《周易》一书内容看，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上，去维护周王“天下”的统治学说。《周易》的作者不像孔子那样，在面对春秋那种“天下”大乱的局面，所向往的是恢复西周王天下的政治局面。而《周易》作者是面对现实，是从有家有国的现实，来思考建立一个和平相处，共同治理与维护“天下”的“君子”（有家有国的统治者）之治的“理想国”。这说明《周易》的时代，已不是周初的时代。《周易》的作者也与周王室无关。《周易》的作者不代表周王或周王朝，因为《周易》里字里行间的口气，与周王室成员的语气不同。即《周易》作者并没有站在周王的立场，利益上去维护周王的统治。《周易》不同于《周书》或《诗》里的一些诗歌那样维护与歌颂周王的口气。《周易》作者更不是西周史巫的身份者。因《周易》一书内容彰显着无神论思想。《周易》里并无提及西周的文王、武王事迹，即无歌颂西周开国有功的文王与武王，这说明《周易》作者并不与周王室有关，也说明《周易》作者以离周初相去甚远了。从《周易》一书中还有不少反映与西周后期时代背景相关的信息，如“南征吉”，“见群龙无首吉”，“丰其蔀，日中见斗，遇其夷主”。以及《周易》构建的“君子”与“有孚（“民本”）理念，这是《周易》之前典章里所没有的思想。纵观《周易》一书内容，完全走向理性的世界，即走出了神学巫术地带。《周易》一书既不同于西周前期的《周书》，也不同于《诗》里的周族史诗反映的天命思想；《周易》也不同于战国时期的诸子思想所走向王权主义思潮。《周易》一书正是西周后期这一特定历史时空里的产物，是承上启下一个历史交替转换时代里的产物。《周易》每篇都透着人文精神与辩证思想。《周易》里既不讲占筮理论，也不涉及占筮方法，并且还反对占筮。《周易》完全是理性地认识这个世界。《周易》的作者理性地看待现实社会，完全是从客观现实世界出发认识社会，解决现实社会的问题，完全摆脱神学的束缚。这正是与《周易》产生的时代有关，正是诸侯林立竞争的初期时代，也正是西周后期分封制度逐步的瓦解，而封建地主经济制度逐步过渡形成时期，即地主(众多有国、有家者，而逐次不断分封拥有土地者)土地私有制逐步确立时期的时代背景。才产生了《周易》这部政治智慧之书，也正是时代造就了《周易》。总之，我们以上对《周易》一书的产生，从多方面，多角度进行考证，而推定其产生于西周后期。顺便说一下《周易》的作者是谁呢?虽然后封建社会（即帝制时期）里其主流观念，不外认为是文王、周公这些圣人之为。但到推翻帝王专制以后至今天的百年中，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传统的说法已经不是主流话语。近百年来对《周易》作者的研究，不凡有多种说法，但一直未成定论。那么，《周易》作者是谁呢？事实上《周易》作者已成千古之谜。不过我们可从《周易》一书的内容，以及西周后期的社会背景来看《周易》一书的作者，可给其画出一个大概的轮廓。①《周易》(初始《周易》一书)与《书》不同，也与《诗》不同。不同之处，《周易》并无歌颂文、武之王。而《诗》与《书》（《尚书》里的《周书》）都不凡大力颂扬文、武之功德。②西周已建立了王权下的亲族分封，西周中央已出具组织与执行能力的官僚体制模式。而《周易》作者却向往的是松散的“君子”共治天下的政体，有点向往殷商的松散政体制度。③《周易》里既无称颂周王，也不贬损商王。反而出现了两次赞扬商王高宗伐鬼方的功绩。④《周易》作者站在历史经验教训上，也曾对比商周可取的经验教训。如“东临，西邻”之说。而引用“帝乙归妹”，却给出的判词是“以祉元吉”，《周易》作者无意贬损商王。⑤《周易》宗旨是向往“君子”之治，即有国有家者共同治理“天下”，并没有把“王”放到重要的位置上去阐述（并且《周易》一书里，更无涉及“周王”），而西周的王制，以不同于商朝松散型的“王”制，西周已初具较严密的官僚组织体系，这可从西周铭文上的册封制度看的很清楚。⑥《周易》产生的时代当在西周转型时期，即分封制度崩溃时期。而从《周易》一书的内容来看，作者并不向往西周“王天下”的政体，而向往的是君子（有国有家者）共治“天下”的松散体制。《周易》作者应是东方殷商后裔，应是殷商贵族后裔里的文化精英。⑦《周易》作者采用“六十四画符号”作为《周易》里的六十四篇文章的排序。而“六十四画符号”正是殷商人的文化遗产。因“六十四画符号”在殷墟里的甲骨中多有出现，“六十四画符号”应是商朝的文化成果，而不是周人的发明。《周易》里的符号系统与文字系统是两个朝代的产物，其发祥地应是在中原腹地。《周易》一书里有两套系统：一是“六十四画符号”系统。二是文字系统（即政治哲学理论系统）。《周易》里的符号系统，即“六十四画符号”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始创，是在《周易》未出现之前早已产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祥地是中原的腹地——商都殷墟。“六十四画符号”的发明权应归商朝人。这套符号传承到西周后期，同样被商朝的后裔所用，作为一部哲学书里的六十四篇文章之序目而运用。而西周王室里的史巫不识《周易》的真面目，却把《周易》当做筮书运用与改造。⑧《周易》一书既不在《诗》与《书》里有所反映，也不在西周时期的青铜铭文里有所记载。如此一个重大文化成果，被后封建时代里说成是文王、周公之为，可没有在西周官方的史料里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这说明《周易》一书不与周王室有关，也非是西周的史巫之为。即不是西周官方里产生的，应是民间产生出来的。《周易》一书被传入周王室，被王室里的史巫所见《周易》里有“六十四画符号”，就把《周易》改造成卜筮的“繇式”形式，用于卜筮。春秋前期周王室里的太史把《周易》作为一部筮书呈现于世人面前，既有神道设教的目的，也有有意遮蔽《周易》里的政治思想之目的。⑨《周易》作者已有很成熟的政治经验，无疑是对西周王权政治严酷现实了如指掌，才有那么深的忧患意识，特别是政治恐惧上的忧患。因西周王室虢夺诸侯位及诛杀诸侯大夫不是没有过。西周时期分封的地方诸侯，并非是拥有独立的主权之主。他们只是有周王授权且代表周王封号进行统治的“主”。⑩纵观《周易》一书内容，作者并非是站在周王的立场上为其歌功颂德，或献计献策；而是站在“有国有家者”的立场上，构建出的一种“君子”共治“天下”的政治蓝图。从以上观点来看，我们认为《周易》一书的作者，应是殷商贵族后裔。不过是西周后期里殷商后裔里的某一位精英创作了《周易》。当然从其身份来说，这个殷商后裔，早已是西周的臣民。故《周易》作者，是西周后期里某一位在野的文化精英。我们还可从《周易》之名推定其作者应是周朝时期（“周”是周朝之周）里的殷（“殷”似“易”音）之后裔创作的一部政治之书，故取名为《周易》。那么，我们权且把《周易》的作者，叫做“易子”好了。总之，《周易》一书被史巫阉割成筮书格式，究其因是《周易》里那套“符号”造成的阴差阳错。这《周易》里虽有一套“符号”，而这套符号并不是《周易》一书里的原创。那么，这套符号是何时产生的？又是如何发明产生的？接下来我们讲述《周易》一书里所用那套符号初始与演变的历史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