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一:正本清源话《周易》第三章:《周易》性质说第三讲:后封建时期对《周易》一书是如何的说法第二节:魏唐时期义理释《周易》的复兴到魏时自王弼力排汉象数释《易》，而恢复先秦义理释《周易》的传统。王弼注释《易经》，成为后封建社会里所谓义理释注《易经》(《周易》和《易传》)的范式。历史由大一统到分裂为三国的时期里，魏国里的王弼注释了今本《周易》一书和《易传》里一部分内容，被后人及今天认为是创立了义理学派的鼻祖，也在“易学”上有了学派之分。对王弼注《周易》后人给予很高的评价和称道，说王弼的“易学”是扫象数而归义理，以及以“老”解“易”，援“玄”入《易》成为一般的公认。说王弼注《易》为义理派也没有错，这是与汉象数易学相比是正确的。但说王弼“尽黜出汉代象数，纯以义理注易”就不正确了。王弼是尽黜汉代象易学把《周易》指向筮术占验上的那些东西，而没有尽黜汉代以象数把《周易》指向义理上的那些东西，并切王弼也同样用“象数”注释《周易》。王弼注《易》，就是王弼对《周易》做了注释，包括对《易传》里的《文言》、《易传》、《象传》进行了注，而不对《系辞传》、《说卦传》、《序卦》、《杂卦》作注，这正是王弼的慧眼。自先秦到后封建社会里的“易学”，没有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包括今天的“易学”都离不开“象数”以解释《周易》。为什么呢？因为《周易》一书出现在社会面前，是先有史巫用于筮卜的面目出现。《周易》里并且有六十四个画符号，及后来添加进去“六九”爻数之说。自汉的《周易》传本本身是“六九”卦爻结构形式的《周易》文本。这些“象”与“数”就与今本《周易》一书不离不弃了。自先秦“易学”上的“大象文”，就有“取象”之说。而《易传》里的《系辞》与《说卦》更是从理论高度给于今本《周易》里的“象”与“数”的理论化。“易学”之前的《易传》就开始以“象”释《周易》，只是“易学”之前《易传》里的《彖》、《象》虽以“象”释《周易》，而指向的是义理，并非占验筮术，这是不容混淆的两种概念与质的区别。自《系辞》始，把筮术与义理混淆在一起了，才有两汉“象数”占验筮术的大发展。而到东汉后期，又开始以“象数”释解《周易》的义理。如《周易集解》里收集的那些象数易学者释《周易》的内容。王弼只是把汉象数占验筮术上的那些繁杂的学说而不入释《周易》的义理之中，这是很正确的。但王弼注《周易》已然保留了一些“象数”学说，他不可能尽把“象数”扫完、扫尽。他同样无法揭示今本《周易》一书的“六·九”来历，也无法揭示六十四画符号与《周易》的关系。也无法说明史巫为何“以《周易》筮之”的历史原因，他无法说清楚这些东西，他就无法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一书上的“取象”之说；也无法排除汉代“象数”之说，就不可能扫尽什么“象数”。他已然是以“象数”来释解《周易》的。只是从“象数”里引向的是儒家的义理，已然是以儒家的价值观来注释《周易》，也没有把《周易》玄学化，即老庄思想化。从《周易》学术发展史上看，无论先秦还是后封建时期里没有所谓的纯义理派。只有一种以“象易”与“象数易“角度去释解《周易》的。《易传》里的《象》、《彖》、《文言》是归“象“派呢？还是归义理派呢？而这些文章也是公认的哲学，即是义理，又是以义理释《周易》的文章。但那些文章是用“象”或者“爻位”、“阴阳”、“刚柔”之说来阐发《周易》的义理。就连汉朝被公认的一些“象数派”易学者，从他们的“象数”易学里看，有不少是以“象数”来探究世界道理的，而初衷并不是去阐述筮卜人事吉凶的，那是否属于义理派呢？把王弼说成是义理派的始祖，他并没有抛开“象数”而创出什么纯义理释《周易》的范式。从“易学”史而看，所谓的义理派里有“象数”，“象数”派里有义理。没有纯义理派之说，纯义理不杂象数而解释《周易》，在后封建时代代不可能诞生。王弼若与汉“象数“派比，应归“义理派”，这是比起后汉时以“象数“释《周易》者，王弼是重义理，而轻象数。我们且看王弼对《周易·乾》所作的注：“（乾）乾元亨利贞。初九，潜龙勿用。（王注）“《文言》备矣。”
（乾文）“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王注）“出潜离隐，故曰‘见龙’，处于地上，故曰‘在田’。德施周普，居中不偏，虽非君位，君之德也。初则不彰，三则“乾乾”，四则‘或跃’上则过亢。‘利见大人’。唯二，五焉。”
（乾文）“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王注）“处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在不中之位，履重刚之险。上不在天，来可以安其尊也。下不在田，未可以宁其居也。纯修下道，则居上之德废，纯修上道，则处下之礼旷。故‘终日乾乾’，至于夕惕犹若厉也。居上不骄，在下不忧，因时而惕，不失其几，虽危而劳，可以‘无咎’。处下卦之极，愈于上九之亢，故竭知力而后免于咎也。乾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亢龙之悔。坤三以处下卦之上，故免龙战之灾。”
（乾文）：“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王注）：“去下体之极，居上体之下，乾道革之时也。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履重刚之险，而无定位所处，斯诚进退无常之时也。近乎尊位，欲进其道，迫乎在下，非跃所及。欲静其居，居非所安，持疑犹豫，未敢决志。用心存公，进不在私，疑以为虑，不谬于果，故‘无咎’也。”
（乾文）：“九五，飞龙在无，利见大人。”
（王注）：“不行不跃而在乎天，非飞而何？故曰‘飞龙’也。龙德在天，则在人之路亭也。夫位以德兴，德从位叙，以至德而处盛位，万物之睹，不亦宜乎？”
（乾文）“上九，亢龙有悔。”
（无注）（乾文）“用九，见群龙首，吉。”
（王注）“九，天之德也。能用天德，乃见‘群龙’之义焉。夫以刚健而居人之首，则物之所不与也。以柔顺而为不正，则侫邪之道也。故乾吉在‘无首’，坤利在‘永贞’。”
从王弼对《周易》“乾”文的注释来看，即有象数学里的“爻位”、“爻数”、“卦体”来阐述《周易》文辞的义理。也却没有了汉人注释《周易》的诸多“象数“说法。王弼注《周易》是什么义理呢？自然是儒家的道德政治学说，又结合先秦“易学”上的《象传》与《文言传》释“乾文”的思想宗旨，而进一步阐述儒家的道德政治观。从王弼对《周易·乾》文辞的注释来看，王弼对每句文辞的注释基本按照《象传》与《文言传》里学理宗旨。王弼注释《周易》，没有背离《象传》的宗旨。在对《乾》的注释，王弼没有对卦辞和第一爻辞做注，而是以“《文言》备矣”之说，那是保留《文言》的说法，自己就不在说了。可以说王弼把《象传》与《文言传》释《周易·乾》的内容，换个说法就成了自己论《周易》的文章了，只是又增加了象数的说法来。如本注里的“虽非君位”，这是象数的爻位说。而本句注里的“初”、“三”、“四”、“二、五焉”是“象数”学里的爻数说。王弼虽然运用了“象数”里“爻位”之说，但没有消弱儒家的思想宗旨，没有背离《象》与《文言》里所释《周易》阐发出的义理思想，是保持高度的一致，总之不是讲述筮法的。但王弼注释《周易》并没有走出“象数易学”的窠臼，也不可走出，因注释是卦爻式《周易》。王弼不但不反对“象数”，而且充分地肯定由《易传》最初建构起来的“易学”，即象数义理合一不二，互诠互释的学说，并且王弼又进一步给于理论化。在《周易》学术史上，是以“象数”来注释的，所以王弼不可能例外，王弼一样的无法剥离《周易》上的“象数”说。才有了王弼的“象”、“言”、“意”注《周易》的范式化。王弼以“象数”注释《周易》的义理，虽然所解释的并不与《周易》文辞内容的思想含义相同，但毕竟王弼把《周易》作义理而释之，这是很可贵的，可贵之处没有把《周易》看作是筮卜之书，而看作是义理之书。这与那些把《周易》用“象数”筮术去解释运用，就是可贵的所在。可王弼注释《周易》的方法并没有走出先秦取象义理释《周易》的窠臼，那正是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的影响。已然走的是“象数”义理注释《周易》的传统，所以才与《周易》的文辞思想不相符。若不能真正排除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术，就无法真正的认识《周易》一书的思想内涵，而不是“忘象得意”。而在“易学”史上又有谁能忘掉那些附加在《周易》里的卦象呢？王弼不可能排除“象数学”，所以王弼注《周易》，已然有“象数”注释《周易》的。只有剥离掉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的“象数卦学”，从《周易》文辞之意释文辞之理，才可得见《周易》一书的真思想。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义注本）。王弼只能回归到传统里，寻找治世的理论。王弼的“易学”自然被后世学者所追奉的道理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且看清代的既是高官又是大学问家的纪昀对王弼“易学”的评价：“易本卜筮之书，故未流浸流于谶纬，王弼乘其极敝而攻之，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看这“易学”之说上常犯常识性逻辑错误的说法，纪昀同样开口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先给《易》一个定性，却与评价王弼的“易学”之功，岂不是自相矛盾了吗？既然认为“易本卜筮之书”，卜筮是数术，是巫术的一枝，还赞许王弼“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这是何意呢？已认为《易》是卜筮的，即是筮卜人事吉凶的一种术数，那么就不要指责“未派浸流于谶纬”。上面纪昀对《周易》的说法可是代表清学界里对《周易》一书性质的认识。“遂能排击汉儒，自标新学，平心而论，阐明义理，使易不杂于术数者，弼深为有功。”
我们也认为王弼深有功，有功之处是想把《周易》一书从“象数八卦筮术”里夺回来，不让算卦的玷污了神圣的《周易》义理。因为王弼认为《周易》本身是义理之书，才从义理上去注释《周易》，这无疑是排击了把《周易》当成筮术的那些做法，是功不可没的。到唐朝孔颖达奉旨编疏《周易正义》，自然选中了王弼对《周易》所做的“注“，孔颖达又进行了疏解。而唐朝的学界里也不凡引用《周易》里的文句直接用于说理，这同汉朝里的典章书籍引用《周易》的道理一样。当然唐朝里筮术并没有消失，而且在唐末又建构出八字批命术，与八卦纳甲筮术并驾齐驱了，成为中国人知“天命”又有了一项“法宝”。唐朝孔颖达奉旨编《周易正义》是以王弼注《周易》，及王弼注《彖传》、《象传》、《文言》和韩康伯所注《系辞》、《说卦》、《序卦》、《杂卦》为蓝本。孔颖达等人将王韩注合并，然后对《周易》、《易传》以及王韩所注进行疏解，形成了一部庞大的注疏文本来，以此成为唐代科举取士的标准教课书，体现了唐朝一统政治里再次看重儒家经典。因政治上的需要，恢复传统上的王道思想，而排击汉象数占筮易做为正统思想，这是唐帝国从汉亡及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政治里所吸取的历史经验，又一次认识到先秦儒学对王权统治的必要性。自唐宋明清更进一步加强对儒学的统治地位，但筮术易，虽不象汉时那样受到皇帝的重视，而后来的帝王们虽不明目张胆的提倡，但帝国也并不排斥，而各种术数、道术并没消弱，反而体系越来越繁杂与庞大。自唐末宋出建构出的八字命理术数，后来的帝国里上至皇帝，下至百姓无不迷信于在各种命理、阴阳风水中，自此国人再也无法突破强大的“命理”文化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