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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艺生活点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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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九年的夏天,我所在的集团军搞了一个“旅团营连四长集训”,白天是战术技术,夜晚是偷袭捕俘,龙腾虎跃,气势汹汹。尽管天气炎热,体力消耗巨大,但在训练之余,我还是趴在高低床上,汗流浃背地写小说。此前,作为一个业余作者,我已经在《小说林》《清明》《飞天》等刊物上发表了六个中篇小说和若干短篇小说,正是方兴未艾踌躇满志之际,根本不知道什么叫苦和累。那时候,我一心想着要当作家,哪有心思研究战术啊!一天中午,我正鬼鬼祟祟地写小说,我的好哥们、宣传处干事李光明给我打了一个秘密电话,他压低声音告诉我,解放军艺术学院招生的通知下来了。天哪,这几年我朝思暮想上军艺,终于看见曙光了。我迫不及待地对李光明说,老兄,请你帮我报名,我尽快请假回机关。但是李光明紧接着又给我透露一个信息,他向政治部首长推荐人选的时候,首长明确表示,不能让徐贵祥上军艺。犹如一瓢凉水当头泼来,我火冒三丈地问,为什么?李光明说,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很快就冷静下来,认真寻找原因。首先我想到的是,我的手里确实有几项工作没有完成,但是这些工作是长期的,如果我被这些工作缠住,就等于在一棵树上吊死。而考入军艺,不仅能实现我的梦想,也可以使我迅速摆脱那些我本来就毫无兴趣的文牍工作。我分析首长的心态,只要我提出报名,首长虽然可能会为难,但也不会直截了当地挫伤我的积极性,再说,这些工作我可以做,别人也可以做,而报考军艺,在我们集团军范围内,只有我最有资格。我最后得出结论,这件事情还有回旋的余地。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我对李光明说,请你向首长报告,就说徐贵祥要求报考军艺的愿望迫切,如果组织上不批准,对徐贵祥是个打击,这个人可能会一蹶不振,会严重影响工作。为了稳定徐的情绪,不妨给他报个候补的名字,反正他也考不上。李光明叫了起来,你小子别害我,你万一考上了怎么办?你屁股一拍走了,首长不骂我啊?我说,你太高看我了,考军艺要参加全军统考,还要经过军艺甄选,我连函授大学的学历都拿不到,作品虽然数量多,但是不上档次。你可以向首长保证我考不上。李光明说,你明知考不上,你还死乞白赖地报名干什么?我说,不到黄河不死心啊,我总得试试吧。李光明疑疑惑惑,不停地嘀咕,你这家伙诡计多端,你小子万一考上了怎么办?我火了,说,老兄,你就这么没担当?万一我考上了,你说你怎么办?你好办得很,万一我考上了,你脸上有光,你就是伯乐。我考上了,生米做成熟饭,首长能把你枪毙了?没准首长早就想让我滚蛋了,只有你在那里帮我自作多情!经过反复密谋,李光明最后终于答应,帮我把名先报上再说。好在,政治部首长终于同意了。当我决定报考军艺之后,我的另一位朋友、也是本集团军文艺界大名鼎鼎的业余文工团创作员老某,信誓旦旦地告诉我,我的作品虽然发表刊物的级别不高,但是分量不轻,他和军艺的教员朱向前是莫逆之交,可以向朱老师推荐。这个信息使我增添了信心。我二话不说,就挂通了朱老师的长途。岂料,朱向前说他并不认识老某,倒是很早就关注我了。我一听这话更激动,就像掉队的红军找到了组织,我满腔热忱地向朱老师表达我的愿望和理想。最后,朱老师让我把最新的作品寄给他,先看了再说。几天后,朱向前打电话告诉我,我的作品不错,但有差距,主要是没有在军内文学期刊上发表作品。就创作专业水平而言,在前面二十五名考生中,我的作品排在十六名至二十五名之间。这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才知道,作品排在前十五名的,基本上就录取了,而进修生正式名额是二十个,剩下的五个指标,要从十六名到二十五名十个人中,通过全军统考,以文化成绩论成败,十中取五。这对我来说无疑又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在那几年我一直为学历而奋斗,先后报考过各类电大、函大乃至刊大,多少还有些基础。加上临阵磨枪,考试并没有把我难倒。开学之前,朱向前给我打电话说,你老弟还挺争气,在文学系录取的学员中,你的文化考试成绩,总分排在第一。一九八九年七月,我以三十高龄,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以后才知道,在我当初决定报名的时候,本集团军政治部首长确实不是很想放我走,他们也是好意,认为可以把我培养成为一个带兵的干部而不是文字匠人,他们认为我写小说“可惜了”。我入学后,政治部从基层调了两个干部上来接替我,这两个人,一个人现在已经当了将军,另一个正准备当将军——这是后话了。我们这一茬人上军艺,当时北京正处于浮躁之中,我印象很深的是,有几个同学常常在夜里发出莫名其妙的嗥叫,宿舍过道里,还经常有人打架。校方和教员对我们这些人比较宽容,大概把一些反常的现象理解为“行为艺术”吧。因为我在基层当过主官,也可能因为我五大三粗加上一脸横肉,看起来比较威严,所以就让我当了班长。刚开始的时候我确实踌躇满志,经常吆五喝六组织打扫卫生、检查内务等等。同学们议论我是侦察连长出身,刚从战场上下来,还有的说我拳击冠军,所以很长时间大家对我都很戒备,走路迎面碰上,老远便绕开。本来,我还以为因为我是从基层来的,大家看不起我,哪里知道原来他们是怕我,这让我很难受。其实那时候我既自卑又孤独。入学不久,我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大路朝天》(发表在《清明》杂志上),就是这种处境和心态的真实写照。八十年代后期,解放军艺术学院条件还很艰苦,我和诗人王久辛、小说家赵琪和编辑家曹慧民住在一间宿舍里,这间宿舍后来被王久辛命名为“102室”。102室面积很大,每人用布帘子隔了一个空间,从此就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深造”。说是军校,但给我的感觉是,我们这些军队干部学员聚集在一起,就是一个长期的规模较大的笔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互动”。系主任张学恒和教员朱向前、黄献国、张志忠、刘毅然等人,经常到我们宿舍聊天,坐在床上,高兴了用电炉煮一盆速冻饺子,用茶缸喝酒,吹大牛侃大山。王久辛同教员们早就熟络,大大咧咧地不喊老师,直呼其名,久而久之,我们也就向前、献国、志忠、毅然地乱喊,高兴了还拍肩膀。其实,就年龄而言,教员们跟我们相仿,大不了几岁,有的学员比教员还要年长,彼此之间亲密得很,像兄弟。他们除了在正课时间传授创作理论以外,更多的是在课余和我们交流创作经验。对于作家而言,经验之谈,尤其实用。我在军艺进修两年,其间听过不少名家大师授课,课程很丰富,应接不暇,有些还很深奥。印象中,钱理群和王富仁讲鲁迅讲得比较系统,王扶汉还讲了几天《易经》。我这个人比较功利,一是只听自己听得懂的,二是只听对我有用的。所以两年下来,理论上仍然模糊,倒是积累了一些创作经验。与同学相处,同宿舍的四个人,狗脸亲家,今天吵架,明天喝酒。但总体来说,最初半年,我和赵琪、曹慧民相处得更为融洽一点。王久辛诗人性格,好为人师,爱出风头,我们三人常常暗中联合起来,你一言我一语讽刺挖苦王久辛。但王久辛全不在乎,照样颐指气使,指手画脚。渐渐熟悉了,觉得王同学可爱之处也很多。我后来写《高地》,主人公兰泽光自我标榜说,“我的缺点都是小缺点,无伤大雅;我的优点都是大优点,有利于国家”,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就是评价王久辛的。讲一句良心话,王久辛读书甚多,对于文学,确实有一些独到的见解,我本人还是受过不少帮助的。那时候他正在创作长诗《狂血》,每天深更半夜,都能听到他的钢笔敲击桌面的声音,时轻时缓,犹如奔驰的马蹄。他的勤奋一点儿也不亚于赵琪和曹慧民,仅次于我。我记得有一次赵琪说我不会写短篇小说,我一气之下,一周之内写了三个短篇,请王大师指点。王久辛连夜看完,往赵琪桌子上一扔说,这不是短篇小说是什么?看看吧,短篇小说就要这样写。这三个短篇,标题分别叫《错误颜色》《某个夏夜的话题》《胆量历程》,后来分别发表在《作家》《作品》《解放军文艺》杂志上,均为头题。这个结果,一是说明本人有较强的短篇创作潜力,二是说明诗人王久辛并非不懂小说。我的中篇小说《决战》发表的时候,王久辛好像正在医院陪护病人,拿到刊物,在病床前一口气看完,又一气呵成写了一篇洋洋洒洒的评论《人格的力量光芒万丈》,此后,我每出版一部作品,他都要谆谆教诲我一番。在军艺,还有一个同学马正建我不能不提起。这个山东大汉是个老八路的后代,为人憨厚耿直,在我最缺乏自信的时候,他给了我很多安慰,帮助我树立信心。我们常常一起散步,我后来写《弹道无痕》和《潇洒行军》,他提供了很好的意见。直到多年之后,我仍然视他亲如兄弟,只要他来北京,我再忙也要约他喝一顿。经过近两年的磨合,102室的四个人,渐渐成了一个小小的团队,就差拜把子了。王久辛一度叫嚣,军艺文学系第三届102室如何如何,这个叫嚣虽然有点夸张,但是也能体现集体荣誉感。我们102室的几名同学,当然不可能如何如何,只是,在后来的岁月里,我们始终没有沉默,在各自的位置上,多少都有点动静。其实,我们那一届进修班,出了很多优秀的作家和作品,102室只是一个小小的缩影——这话扯远了,书归正传。快毕业的时候,大家手里有了一点稿费,嫌学校食堂伙食不好,王久辛居心叵测地提议,每个人从稿费里拿出百分之十,统一交给赵琪负责,天天下馆子。王久辛当着赵琪的面说,赵琪忠厚老实,把钱交给他大家放心。当着我的面,王久辛说,赵琪是南方人,会算账,会讨价还价,由他管钱,不会吃亏。我当时有所觉察,因为赵琪那时候主要写短篇,而且深耕细作,发表的数量有限;曹慧民正在琢磨毕业后调到《解放军报》工作,那时候主攻新闻;王久辛写诗,长诗《狂血》还没有定稿,短诗稿费微乎其微。算来算去,我发现,从我手里提成出来的银子最多,因为那一年我连续发表了四部中篇小说,稿费有五千多元,提取了五百多元充作吃喝费用,在九十年代初期,五百多元人民币差不多算巨款了。他们吃我的喝我的,不仅不领情,还振振有词地都在叫唤自己出钱多了,都在喊不公平。更有甚者,还说我抠门,还希望我增加预算,不增加就是抠门。这些人物、这些生活、这些感情、这些经历,后来都在不知不觉中进入了我们的作品。二〇〇五年,我的长篇小说《高地》由赵琪改编为电视剧,这是我和赵琪合作最为密切的一次。我写小说的时候,向他请教。他改剧本的时候,同我切磋。军线电话打长途很方便,几乎天天打。到了开机拍摄,他来北京,我们两个一起去塞外探班,散步时聊起军艺生活,赵琪才披露真相,说是毕业前后天天下馆子吃饭,其实花的都是我一个人的钱,他们三个,谁也没有交纳提成。我哈哈大笑,我说我早就知道,你们那时候就是把我当土豪打。我花钱我乐意,因为我稿费比你们多,吃喝的时候心理占优势。赵琪一针见血地指出,你小子,还是典型的农民心态!一晃二十年过去了,当年三十岁的年轻人,如今都已跨过半百,回忆军艺生活,历历在目,说来话长,滔滔不绝,篇幅有限,以后再说。打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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