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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文学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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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童年阅读我读小学的时候,正是*****初期,那时候上课很不正常,也学不到东西,这倒非常符合我们的愿望,无所事事,把主要精力放在打架斗殴上。这里要提到我的家庭背景,我的父亲当时是公社的宣传委员,母亲是集镇车站的临时工,我和妹妹跟着年迈且眼睛很不好使的奶奶生活在一起,基本上是个没人管的野孩子。稍微大一点,随我父亲一起住在公社干部宿舍,我父亲成天下乡,抓革命促生产,还是不怎么管我。我们公社食堂炊事员陶大伯是复员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经常给我们讲战斗故事,讲着讲着,还用手指比画成手枪状,很潇洒地在胸前划一道弧线,嘴里念念有词,啪,好,美国鬼子被消灭了!陶大伯的这个动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后来我看样板戏《沙家浜》,郭建光击毙胡传魁,就是那个动作,但郭建光的动作比起我的陶大伯,那就差远了,因为郭建光的动作比较秀气,而我的陶大伯,在用手指比画成手枪击毙敌人的时候,上身向后倾斜,眼睛里流露出不屑一顾的蔑视的光芒,那副姿态,巍峨挺拔,大义凛然,现在想起来还历历在目。陶大伯给我留下的印象,大概就是我在现实生活中认识的第一位英雄。比起纯粹的农家子弟,公社干部的孩子有幸地过上了集体生活,十几个大大小小的孩子汇集在一起,就成了一支队伍。每当夜幕落下,月亮升起,这支队伍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出发了。干什么呢?打仗去。关于潜伏、隐蔽、伏击战之类的战术,我们都是无师自通,街头巷尾都是战场。我小时候的家乡小镇,主要有三支队伍,北头小孩、南头小孩和公社小孩,其中武器装备最先进的当然是公社小孩,有手电筒,有军用水壶,我记得有一次武装部长的儿子还偷出来一支七九式步枪,虽然根本打不响,但是我们还是耀武扬威,争先恐后轮流扛着。后来被大人发现了,当天夜晚,那个不足三千平方米的公社院落,每一个家庭都传出了男孩的鬼哭狼嚎。我记事的时候,*****刚刚进入高潮,公社西边的土楼子里,破四旧搜来很多“毒草”,我们这些大人眼里的“活土匪”,差不多都是飞檐走壁的高手,常常在夜里潜入土楼,把“毒草”偷出来读。那里面居然有莎士比亚和雨果、大仲马的书,还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更多的是建国后的一大批小说,就是今天被我们称之为红色经典的那些文学作品,其中有《烈火金钢》《平原枪声》《铁道游击队》《敌后武工队》《三家巷》等等。新中国成立后生产的“毒草”,我差不多都读过。我在阅读那些作品的时候,往往心潮澎湃,浮想联翩。特别是保尔·柯察金和冬尼娅的故事,在那整整一个夏天都揪着我的心,不知道流了多少眼泪,做了多少梦。在梦里,我经常是主人公的战友,智勇双全,飞檐走壁,甚至还会七十二变。在我崇拜的那些主人公遇到危险的时候,我从天而降,怀里抱着机枪向敌人扫射。有些梦中,我干脆就是他们本人,是史更新、魏强和肖飞,也是林丽、芳林嫂和冬尼娅的保护神,当敌人的子弹射向她们的时候,我挺身而出,然后倒在她们的怀里,幸福地闭上自己的眼睛。我记不清是哪一年读到了英国小说《牛虻》,很有可能是先看到连环画然后再读的小说,作为革命者的牛虻——亚瑟被执行枪决的前后,那段描写其实很超现实,亚瑟从一开始就对即将到来的死亡谈笑风生并且评头论足,唇枪舌剑拒绝忏悔。在士兵向他射击时,他一次次地嘲笑和校正士兵的枪法。这哪里是一个即将死去的人,这简直就是一个恨铁不成钢的教练,亚瑟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形象,多少年来在我的脑海里栩栩如生挥之不去。无疑,童年的阅读经验,为我以后从事军事文学创作奠定了思想、情感和方向上的准备。也许,我的世界观,在那个时候已经上路了。在中国当代红色文学作品中,我最喜欢的还是《烈火金钢》,尽管它是章回体,还有点像武侠小说,人们对其评价褒贬不一,但是我一直认为,这部作品对于历史和战争的透视,是很独到的,故事也很生动传神。作品里何大拿一家的人员构成尤其耐人寻味,父亲是汉奸维持会长,小老婆所生的女儿是八路军,大儿子是汉奸翻译官,二儿子是国民党。这一家,几乎就是一个沦陷区的缩影。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单一视角和统一目的的创作环境里,作者还是情不自禁地写到了人性的深度:我记得有个情节,在日本兵即将发现八路军伤员藏身的地洞口时,林丽挺身而出,冒险爬到了洞口,汉奸何志文和何大拿都看见了林丽,他们并没有出卖林丽,记得作品为这件事情还让何大拿和何志文父子有过一番密谋,意思好像是说何志文之所以没有出卖庶出的妹妹,是因为怕连累自己。当然,这样处理也是一种技巧,回避了“人性”这个概念,作者用心良苦,在当时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只能这样避重就轻了。我小时候吸收的“毒草”里面,还有童话,除了安徒生童话以外,还有一本是蒙古童话。前些日子看见《作家文摘》登了一个陈姓女翻译的故事,我估计我最早看到的蒙古童话就是她翻译的,这些童话对于我今后的道路,不知不觉中一定起了作用。还有一个背景,我的老家在皖西,天气预报说的“江淮之间”,指的就是我们那一块。那一块民风剽悍,争强好胜。在闹太平天国的时候,我们那里组建过捻军,就是当地人说的“捻子”。新中国成立后,安徽出版了很多关于捻军的故事集,我看了不少,对其中的张乐行非常崇拜,对李鸿章恨之入骨。小时候听我的一位堂伯父说起我的爷爷,号称徐六,就是一条宁折不弯的汉子,早年在老家长丰,因为好斗,混不下去了,才一副担子挑着我父亲和锅碗瓢勺,后面跟着我的小脚奶奶和大姑,到霍邱投奔亲戚,那时候常常因为农田用水同相邻的人家发生械斗,我的爷爷总是冲锋在前。我一直认为,我祖上当年参加过捻军,替天行道行侠仗义。不管这猜测是否有根据,但是它极大地丰富了我的想象。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有两个概念凸显出来了,一个就是作家的根据地,一个是讲故事,虽然这其中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但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句话是实实在在的。事实上,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地盘,我也有。在距离我家直线距离不到一百公里的东北方八公山,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古战场,我小时候除了阅读,还经常听大鼓书。小镇的夏天,乘凉时刻,往往十分热闹,不知从哪里来的大鼓书艺人,敲着皮鼓,抑扬顿挫,从《三国演义》到《水浒传》,倒背如流,听得我们如醉如痴。我现在还能记得几句:投鞭断流淝水长,八公山上摆战场。击其半渡成泡影,杯弓蛇影吓断肠。风声鹤唳笑苻坚,草木皆兵弱为强……这首歌词确实不怎么样,像打油诗,但是,它却把淝水之战里面主要的意象都概括出来了,所以我的脑子里,至今还有很多淝水之战的画面,比如投鞭断流、击其半渡、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还有那个夜晚人仰马翻、人马践踏以及天上的月亮、地下的树影……似乎睁眼可见伸手可及。每次创作抗战小说的时候,特别是写到决战之前,我的眼前往往就会出现“前后千里,旗鼓相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的恢宏场面。二、战争经历小时候,我的梦想是当一个军官,但是我梦想中的军官同军阀差不多。比如,我想当一个团长,当上之后,把同班那些不听我话的同学捆起来打一顿,把他家里的好东西,比如缝纫机和丝绸抢过来送给我喜欢的那个女同学。前年秋天,我回老家,在安庆和一个著名的黄梅戏女大腕同桌吃饭,这个大腕即席唱了一段黄梅小调,我开玩笑说,难怪男人都想当军阀。我的本意是恭维她戏唱得好,当军阀就能经常听她唱戏了,不料她理解偏了,认真地瞪着我说,当军阀干什么,欺男霸女啊?我一看情况不对,马上解释说,那是从前的想法,现在我改主意了,为了打击欺男霸女,我决定当作家。这回女大腕高兴了,认真地问我,当作家就能打击欺男霸女了吗?我说,当作家不仅能打击欺男霸女,当作家还能做很多事,弘扬正气,传播真善美,揭露假恶丑,也许我们不能立竿见影,不能马上奏效,但是文学的力量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潜移默化的,文学的力量天长地久。这就涉及文学观了。这个问题暂时不往远处讲,我还是先讲讲,我是怎样挤上文学小道的。众所周知,二十世纪一段特殊时期,中国人的职业选择极其有限,除了工农兵,最有诱惑力的就是当作家。我曾经武断地说过一句话,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凡是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人,大都做过作家梦,我也不例外。我的幸运在于,尽管我的文学梦也因为谋生糊口等等客观原因几度黯淡过,但是它始终没有破灭。我在回乡当农民的日子里,仍然坚持写诗歌散文小说,还模仿陈登科的《白色的蔷薇花》,写了一个电影剧本。不能否认,在我的青少年时期,尽管我虔诚地热爱文学,但是在这热爱里面,也确实有功利的考虑。那个时候,一个作家往往一夜成名,成名之后甚至能当中央委员,当***长,当县委书记,对我的诱惑非常大。我那时候的目标就是赶超浩然,随时准备写出自己的《金光大道》。就在这个时期,在我的文学创作道路上,一个重要人物出现了。我家是吃商品粮的,就是非农业人口,回乡其实是就地下放,把非农业人口变成农业人口,把粮本子换成工分。我那个生产队里有个老先生,叫王多伦,原国民党县政府的科长,当时算是历史反革命,但是我父亲——那时候是公社书记——暗中跟老王有些交情,比较关照他,可能也有点想利用他的意思,把他安排跟我下放在一起,给生产队喂猪,同时给我做饭。这位老大叔通古博今,写得一手好字,经常给我指点。他有一次含含糊糊地说,《白色的蔷薇花》写得是不错,但是把那个国民党写得太坏了。我说,国民党当然都是坏人。他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能这么简单地看问题,国民党也是人,是人就有好有坏。我那时感觉他确实很反动,骨子里还是个国民党。我记得有一次聊到抗日,他跟我说起国民政府抗日的事,津津乐道。我无比震惊,问他,国民党还打鬼子?他说当然,国民党也是中国人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国民党也抗日的说法,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国民党就是我们最凶恶的敌人,跟日本鬼子是一伙的,比日本鬼子还要坏。虽然我对他的话半信半疑,但是我没有揭发他,因为我需要他给我做饭,再说,我们之间已经无话不谈了。十年后我已经成为解放军艺术学院一名学员,读了不少抗战作品,特别是看过刘再复的《性格组合论》之后,我开始琢磨“人”这个动物,回想王大伯当年的话,恍然顿悟。那个年头对于历史和历史中的人,太不客观了。我后来非常关注、国民党抗战,是关注得比较早的作家之一,应该说,同王多伦的点化有关。这是后话了。高中毕业后,我当了两年农民之后,还是没有当上作家,眼看年龄越来越大,实在没有出路了,我父亲只好同意我参军。没想到,一参军就遇上打仗。我是一九七八年底入伍的,刚到部队不久,营房里的气氛就变得庄严而神秘。我们得到消息,部队很快要到中越边境执行作战任务,天天给我们放电影,三战,即《地雷战》《地道战》《南征北战》,战争气氛营造得非常浓厚。奔赴战场是个什么心情?这个话题三天三夜也说不完,我现在只能用一个成语来形容,叫做七上八下。我记得在开往前线的军列里,战友们大都沉默不语,我却高谈阔论。我在给我父母的信里,东拼西凑抄了许多诸如“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马革裹尸在所不辞”之类的豪言壮语,把我的父母吓得心惊肉跳。据说那个大年三十,我父亲端起酒杯,一口没喝,泪流满面。事后分析,不是不怕,不是不怕死,而是抱着侥幸心理,认为自己不会死。再说,还有面子上的考虑,硬着头皮,碰运气吧,既然逃不掉,还不如豁出去干他一场,这应该是我当时的真实心理。我参加的第一次战斗,是攻打越军的复和县城,部队开进的时候,我站在驾驶楼后面,把***架在驾驶楼顶棚上,老是想开枪,把老兵们吓得够呛。就在即将通过一个极有可能被伏击的地段时,我的***弹匣突然掉了下去,我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战斗动员的时候,指导员明明白白地说过,丢失武器装备,是要受到处分的。我二话不说就跳下车去找我的弹匣,一个老兵捶打驾驶楼,让司机停车,但是另外的老兵立即反对,因为我们那辆车是最后一辆,车队快速通过,万一车停了,遭到对方的伏击,那就全完了。况且他们本来就很讨厌我,因为我老是想开枪。司机不仅没有停车,反而加大油门,眼看就把我甩了,就在这个时候,我的战友汪友国把***对准了司机,命令他停车。我在三百米外找到了我的弹匣,脸色苍白地回到了车上,幸亏没有被伏击。关于战斗故事,我就不说了,说多了有吹嘘之嫌。我只披露一点,我是本团新兵中第一个立三等功的。那场战争中,我们连队是广州军区命名的“炮兵英雄连”。战后归建,我的主要任务就是写一篇报告文学《炮兵英雄王聚华》,一直写到提干。这期间,我遇到我文学道路第二个贵人、我的指导员赵蜀川,是他及时地把我从绝望的边缘上拯救出来。如果说这一次上战场是抱着侥幸心理的话,那么时隔四年之后,第二次上战场,则是主动请缨的。一九八四年春天,我所在的部队要组建侦察大队到云南麻栗坡参加边境轮战,我得到消息,二话没说就找到师政治部主任,要求到前线去。闫主任喜出望外,因为当时就缺政工干部,其他同志都不太想去,没想到就有一个二百五送上门来。我为什么要去前线呢?是找死吗?不是。还是同创作有关,因为那时候我的业余创作正在方兴未艾之际,写了很多小说,但是成功率很低,仅在甘肃的《飞天》杂志发表了一个短篇小说,这使我感到很屈辱,我决定回到战场去体验别人体验不到的东西。除了这个原因,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想升官。至于说不怕死,那不是实话,我当时还是有侥幸心理,觉得自己命大福大造化大。万一子弹不长眼睛怎么办?那时候没有多想,听天由命吧,反正有机会不能放过。第二次去前线,感觉就不一样了,这时候我已经是副连级干部。我清楚地记得,出征之前,师部摆了壮行酒,师长把我叫到一边,问我,你知道你腰里的手枪是干什么的吗?我说知道,是用来战斗的,还有,万一情况紧急,用来自杀,不当俘虏。师长一脸深沉,严肃地告诉我,你说得对,但是手枪的作用不仅是自杀,必要的时候还用来制裁逃兵。我们那个侦察大队是由一个集团军各师的侦察连和军直侦察连组成的,因为我所在的师是总参作战值班部队,所以我们师是两个连队,师部成立了一个指挥组,五个参谋,我一个干事。还有一个志愿兵报道员,老蔡,大胖子,比我大两岁,早我一年当兵。前线的故事很多,我着重讲讲这个老蔡。我们到达麻栗坡是个下午,当地的区委书记老熊带领群众在路边迎接,神秘地告诉我们,对方的电台已经公布了,下金厂方向进驻了中国特工部队,共有二百八十二人。我们听了非常吃惊,因为我们师两个侦察连共有二百八十人,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情报就被对手搞准了,而我们对他们还一无所知,这仗还怎么打?这里离边境线只隔一座大山,敌情非常复杂。这样一来,就很微妙了。当天晚上,发生了很多故事。指挥组全体住在区公所办公楼一个大房间里,那是南方的土墙木板楼,上面有一个很大的窗户,侦察科长老卢分配老蔡住在窗户边上,老蔡嘟嘟囔囔说,你们都是干部,受过训练,我一个志愿兵,让我住在窗户边上,万一特工摸上来我怎么办?他不顾众目睽睽,硬是把自己的行李搬到最里面。我们几个参谋干事都很年轻,爱捉弄人,七嘴八舌说,越南特工的***非常厉害,如果从窗户打进来,肯定是撞到后墙爆炸,所以住在里面是最危险的。这样一说,老蔡就没主意了,又把铺盖搬到窗户下面。我和朱参谋是指挥组最年轻的干部,卢科长分配我们两个住在门口,担任战斗值班。第一次宿营,前半夜几乎所有的人都没有睡着。果然,半夜里出现情况,只听楼板传来沙沙的声音,我们都在暗中摸到了手枪扳机。那时候真安静啊,连蚊帐飘动的声音都能听见。过了一会儿,卢科长低沉地说,小朱、小徐,你们两个下去看看什么情况。我和朱参谋悄悄起身,掂着枪,走出木门,朱参谋说,老徐你站着别动!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只看见一串火光从我眼前划过,楼梯一阵巨响。原来是朱参谋以为特工摸上来了,搞了个步兵战术动作,抱着枪,一边射击一边滚下楼梯。这一下,外面的潜伏哨也开了枪,打了十多分钟,天亮后我们进行搜查,什么情况也没有,区委书记老熊告诉我们,夜里楼梯的响动,很有可能是耗子,真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以后我问朱参谋,根本就没有敌情,你干什么要开枪?差点就把我击毙了。朱参谋诡秘地笑笑说,我是吓唬老卢他们的,你放心,我的战术动作是一流的,跟我在一起绝不会吃亏。我这才明白,原来这小子在炫耀他的单兵动作。我们在前线一年,出击了几次,没有太大的动作,只是在一九八五年春节,两个连队到越境纵深拔点,我因为学过炮兵参谋业务,协调南京军区一个炮兵营进行火力接应,打得还不错,得到大队长和本师首长的表扬。但是因为大队长和政委意见不合,我的这次行动,被政委安了个“谎报战果”的罪名,差点儿没有立功。回想那个时候,我们几个年轻干部真有点春风得意,老是有一种天降大任的感觉,那个老蔡被我们整得很苦。特别是我,每次出去勘察地形,我都要逼着他一起行动。老蔡多次抗议,说他是个志愿兵,又很胖,肯定是对方的重点目标,所以但凡有战斗行动,他就找借口不去。但是我们几个总是软硬兼施把他弄到前线去。有一次他实在忍无可忍了,面红耳赤地对我说,你就不怕我打你的黑枪?我说有种你就从前面打,你在后面打,会暴露的。老蔡当然不敢打我的黑枪,因为他在业务上归我管,他还不得不和我搞好关系。就是在一九八五年春节行动之后,这老兄吭吭哧哧写了很多报道,其中有一篇,叫做“决胜千里的当代诸葛亮,文武双全的现代指挥员”,前面一句是写卢科长的,后面一句是夸奖我的。我当时压住这篇稿子不让发,但卢科长看了后跟我说,我看这篇稿子没有什么大问题,实事求是嘛。我后来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也不知最后发表没有。记得是一九八五年四月份,边境上的火药味已经很淡了,部队很快就要回撤了,有一次我们到边境线上看望前出分队,回来的路上,有一段狭窄路线,卢科长让大家保持战斗队形,避免在最后的时间段里出现伤亡。老蔡当然是一如既往的紧张,直到离开那段险要地形,他还是探头探脑。我和朱参谋在前进时发现路边有一个铁皮罐头盒,互相递了一个眼色,我猛回头一脚踢了过去,罐头盒撞在石头上发出巨响,朱参谋大喊一声:有情况!我们本来想看老蔡顾头不顾腚的笑话的,没想到意外发生了,老蔡直起腰,东张西望,突然一个箭步冲上去,庞大的身躯把矮小的卢科长压在身下。一分钟后,卢科长爬起来,一边拍打屁股,一边狐疑地看着我和朱参谋,同时表扬老蔡。部队从麻栗坡撤出的时候,老蔡因写报道荣立二等功,要知道,当时很多一线官兵连三等功也没有立上。顺便说一句,我对前线生活的描述,虽然力求非虚构,但是由于过去了二十年,难免有些主观的东西,特别是对老蔡不够客观。在前线,我们几个干部捉弄一个志愿兵,本来就很不道德,而且他的行为举止都是无可厚非的,也许我们和老蔡的区别就是五十步笑百步的关系,也许,恰恰是因为老蔡的某些情感表现出来了,我们则反倒把自己架高了,因为没有机会表现了。有时候我想,假如老蔡是个作家,他来写那场战争,也许会和我描述得截然相反。也许在他的笔下,我们那几个干部贪生怕死、小人得志、拍马溜须等等,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对于作家来说,如果能刻画这样一群战场小人,引起读者警醒,起到批判和净化灵魂的作用,那也是好事。关于战斗,我在其他地方曾经有过描述,这里就不多讲了。这里我要特别提一下一个叫李军的战士,那是一次前出捕俘行动展开之前,我和卢科长等人到他们出发待机地点为他们送行,这个战士吊儿郎当的,让老蔡给他照相,老蔡没理他,他说,给我照一张嘛,这次出去就照不成了。我在一旁觉得他的话不吉利,当即训斥了他,并说,这张照片不要照了,等你回来再给你照。我这顿训斥,他不仅没有反感,反而欣然接受,还给我敬了个礼,连声说谢谢。那一瞬间,我感觉我们之间有了一种默契,互相是感激的。可是,就在那次行动中,他踩上地雷,因流血过多,就牺牲在我的眼前。这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后来我翻检照片,只在我的一张照片的后面,露出他的脑袋和一条腿,为此我一直痛心。三、文学理想无疑,经历是一个作家宝贵的财富,特别是那些特殊的经历。我不能放弃这些经历,也摆不脱这些经历。部队一九八五年夏天从前线归建后,那恐惧中夹杂着亢奋的日日夜夜,就像电影一样一遍一遍地在脑海中回放,脑细胞特别活跃,感情特别复杂,想象力特别丰富。此后我在部队当基层干部,写了很多中篇小说,就靠这些作品当敲门砖,我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上学的那两年,我还是忘不了前线生活,因而同文明生活有些格格不入。我经常以战争亲历者的身份和同学对峙,同军艺和北京大街上的斑马线对峙,甚至同家庭生活对峙,而一度沉浸在战争生活的怀念中,那情景很像好莱坞影片《第一滴血》。在饭堂吃饭,别人坐着,文明进餐,而我常常蹲在板凳上,狼吞虎咽。两年中,我马不停蹄地写作,先后写了《走出密林》《大路朝天》《瞬间越野》《错误颜色》等作品,那里面的场景、人物、事件,可以说很有现代感,荒诞、扭曲、疯狂,夹杂着黑色幽默,变态的情绪在作品里四处弥漫。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两年后才消停下来。毕业前后我写了《弹道无痕》和《潇洒行军》,反映和平时期军营生活,这才算对我的战争冲动做了一个了结。这个时候,我开始考虑写抗战小说。在我的阅读经验中,中国红色经典作品有三部对我的影响至关重要,一部是前面说的《烈火金钢》,还有一部是《战斗中的青春》,是写爱情和叛徒的。这里我着重谈谈第三部《苦菜花》。我已经记不得我是什么时候读的《苦菜花》了,也许是童年,也许是参军后。事实上,我对《苦菜花》的其他人物早就忘光了,但是有一个人物被我牢牢地记住了:柳八爷。这是个土匪头子,后来被收编为八路军的营长,粗暴野蛮,但是在同日本鬼子作战中,被砍掉一只胳膊,仍然坚持战斗,惊天地泣鬼神。为什么对柳八爷这个人物情有独钟?是因为我知道,我们中国太缺乏柳八爷这样的人了。我在当编辑期间,了解了很多历史真相,印象比较深的,一个是八国联军进中国。所谓八国联军,其实只有两万多人,其中比利时的军队只有五十二人,而中国清朝军队和义和团有几十万人拱卫京城。就算他武器再先进,有这几十万作战部队,加上天时地利人和,总不至于落荒而逃吧,遗憾的是,慈禧太后落荒而逃了,至于原因,是多方面的。我还看过一个资料,德国军队进中国,是用中国的大洋买通中国人把他们背上岸的。还有一份资料,说的是日本鬼子打到华北,涞源县城,其实是八个日本兵占领的。这是天方夜谭吗?不是。我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小岗村。二〇〇八年春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前往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哨阵地小岗村,我从当时的《人民日报》上抄下了这样一段话:大包干前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已经到了什么地步,他们不偷税,不抗粮,不反党,不偷盗,他们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意愿种田,然而他们却要立军令状,还要把军令状立得那么悲壮,这说明了什么?请注意,“按照自己的意愿种田”这句话,这是什么意思?什么是他们的意愿?就是单干。为什么要单干?我用小岗村的一段顺口溜来回答这个问题:队长哨子吹破嘴,催人下地跑断腿。喊了半天人半数,到了地里鬼哄鬼。看看,多么形象的比喻,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多么生动的画面,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是写不出这样的打油诗的。小岗村引起了我的深思,我思考的不是小岗村的改革成功,而是为小岗村、同时也是为自己的民族感到悲哀。小岗村的所谓改革,核心是什么?就是要坚决撕开集体主义的壁垒,就是要单干,中国农民宁肯被杀头,也不愿意走集体富裕的道路了,中国农民已经没有集体作战的能力了,好像只有单打独斗,他们才有活路。小岗村大包干的成功,恰恰撕开了中国人最大的悲哀的伤口。联想到历史,我们似乎就有些明白了,为什么甲午战争中,本来军力占优势的中国北洋水师会全军覆没,为什么抗日战争中弹丸岛国日本鬼子会长驱直入。人们通常认为,一个国家军事上的羸弱归根到底是政治的羸弱,可是,我不这么看,我认为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状况是由文化决定的,无论什么样的政治经济模式,它都离不开它所根植的文化土壤,皇帝再弱,只有一个,大臣再弱,只有一群,官吏再弱,只有一片,他们居然能够在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中如鱼得水,这说明什么,说明民众接受了他们,并且他们也是从民众中产生的。所以我们可以说,羸弱是全民的羸弱,腐败是全民的腐败。全民的羸弱和腐败,从根子上说,就是文化的羸弱和腐败。解决这个问题,就要从每个人头做起。我在创作《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时候,满脑子都是幻想,中国人终于明白过来了,团结起来了,共产党,国民党,绿林好汉,木匠铁匠,全都凝聚在一起,大家头顶铁锅就冲上去了,一人一口唾沫就把日本鬼子淹死了。我在扉页上写了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当写到最后,天竺山所有中国军民万众一心,对几百个日本鬼子展开声势浩大的围猎的时候,我自己激动得泪流满面。我想,这样的作品,对激励民族精神,还是有用的。讲到这里,我们就要讲讲文学和文化的关系了。毫无疑问,文学是文化最最重要的载体和渠道之一。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改革先驱梁启超从日本政治小说里受到启发,好像发现了救国救民的灵丹妙药,他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一文中正式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欲新民,必自新小说始”,“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在梁启超的感觉中,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所以,小说可以承担起救国救民的重任。虽然后来梁启超改变了看法,认为小说没有什么用处,那是他的误解,因为仅仅依靠小说,是打不倒袁世凯的。同梁启超一脉相承的还有后来的鲁迅。鲁迅为什么弃医从文?是因为他对中国人的国民性感到痛苦,他要揭露和改变这种劣根性。当然,我们说文学是改变国家命运的武器,并不是说文学的功用立竿见影,我坚持认为,文学的力量是潜移默化天长地久的。我曾经给自己搞了个命题,《战争文学和文学战争》,以二十世纪初日本政治小说和同时期中国小说界革命为基本研究对象,结合军队文化建设情况,考察抗日战争中日双方战斗力和形成战斗力的根本原因。只是,因为太忙,这个研究还没有展开。总之,我坚信,文学是有用的,对于一个民族而言,文学永远是照亮我们心灵的明灯。文学塑造英雄,呼唤英雄,文学本身就是英雄,我相信,在实现强军梦、强国梦的伟大进程中,我们这些军旅作家,一定能够找到自己的战斗位置,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文学支持,提供丰富的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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