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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我们都是杨靖宇——《八月桂花遍地开》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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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抗战小说,不能不写好鬼子。坦率地说,过去有不少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简单化了。其实,大和民族是一个个性非常鲜明的民族,集体责任感非常强。具体到每个战斗成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文化载体,他的意识形态、精神动力、战术技术以及生活习性,都是需要作家潜心研究的,而不能仅仅用中国式的地痞流氓的形象来描摹。写好敌人,正是为了写好自己。在《八月桂花遍地开》里,我写了松冈、荒木冈原、河田、岩下等各阶层的日本官兵。虽然在向外扩张、加害中国人的总目标和愚忠天皇这些大的原则上,日本官兵有着十分趋近的心理,但在其行为处理和心理描写上,我还是设身处地地进入了他们的内心世界,写出了日本文化背景下的日本官兵形象,写出了个体的性格差异和人生价值取向的不同特点。无论是凶残还是勇猛,也包括偶尔的恻隐,我都要为他们找到依据,因此我让我的读者看到的敌人是血肉丰满的,是真鬼子而不是“造假”。把敌人写透了,与之博弈的抗战英雄们也就有了立足之地,高大而实在,既不是随心所欲心想事成的神,也不是呼风唤雨飞檐走壁的仙,而是活生生的人,是在同活生生的敌人的博弈中冉冉升起的活生生的民族精英,就像生活中真实的杨靖宇。写抗战题材的小说,更不能不写汉奸,尤其重要的是不能不把汉奸写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国的汉奸人数之多、破坏性之大,举世闻名,这是不容回避的客观存在。汉奸现象说明了什么问题?说明这些人贪生怕死?从现象上看是这样的,可是似乎又不能简单地完全用贪生怕死来解释汉奸的本质特征。我是按照这样的程序剖析汉奸的:首先仍然把汉奸看成中国人,分析他的生存状态和成为汉奸的外部环境、心理基础;第二步才探寻他们成为败类的必然或偶然条件;第三步我试图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找回中国人的感觉,最大可能地让这些汉奸回到抗战的阵营。《八月桂花遍地开》不仅写了共产党军队抗战,也不仅写了国民党军队抗战,还写了绿林武装、民间武装,也包括一度成为汉奸的人一起抗战。这是深层次的统一战线。我绝不会为汉奸开脱,这些民族败类死有余辜,但我也绝不会把汉奸现象简单化,我必须把他们当汉奸的原因搞明白或者说搞得比较明白。我们中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汉奸呢?同样是中国人,同样的装备、待遇,甚至还有更差的装备和待遇,为什么有些人当了汉奸,却为什么又有那么多英勇战斗以身殉国的英雄,譬如杨靖宇,譬如佟麟阁和赵登禹,譬如黄浦江边的八百壮士。遗憾的是,我们中间不全是杨靖宇、佟麟阁和赵登禹,也不全是八百壮士,这或许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打八年、要在战争中付出灾难代价的重要原因之一。反思自身问题,改正自身缺点,使我们每一个人都高尚和强大起来,这是一项实实在在的爱国行动。我在《八月桂花遍地开》的扉页上写了这么两句话:没有谁能够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够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怎么拯救?还是那句老话,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这些匹夫如果都能认识到自己的弱点,都能懂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都不去当汉奸,更理想的话,如果我们都是杨靖宇、佟麟阁和赵登禹,如果我们中间出现更多的八百壮士这样的战斗集体,那么,小鬼子算得了什么?小小的,微不足道的,他动一动我们就让他死拉死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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