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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旧地图——《高地》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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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历二〇〇五年最后一天是个假日,我懒洋洋地起床后,发现北京的天空似乎压得很低,空气中弥漫着潮湿的气息。我的心里突然涌上一阵喜悦,预感到要下雪。果然,到了八点钟左右,花瓣一样的大雪纷纷扬扬飘落下来,而且越下越猛。我喜欢从天上掉下来的东西,下雨、下雪乃至下霜都会让我感到亲切,让我产生一种同自然和童年亲密接触的感觉。我于是出门,在款款不绝丝绸一样的落雪中走到北三环,尽情地享受苍天赐予我的天籁。一个小时后我回到了宿舍,打开电脑。坐在桌前,我仍然密切关注着窗外的情景,我渴望雪花来得更猛烈一些,这种感觉就像高尔基呼唤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那场大雪仅仅下了个把小时就停了,然而我心中的大雪却刚刚启程。就是那个上午,我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我不知道我的冲动与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有没有关系,我只知道,那场大雪让我心灵的大门洞开,我透过漫天飞雪看到了另一场大雪,曾经真实地诞生于朝鲜战场的那一场大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河南安阳驻军某部政治部当干事,认识了本部队一位首长,并从他的遗产里继承了三样东西:一个公文包,一把指挥尺,一张作战地图。这张作战地图的正反两面都有文字,推理,推翻,论证,否定,还有很多气象信息和问号。那是在本部争议很久的一个战例。两支亲如兄弟的部队,因为一场战斗的功过是非,存疑了几十年。我认识的那位首长,在那场战斗中,是本部某团的参谋长,因为一个偶然的因素——突如其来的大雪把他的道路堵塞了,他带领的主攻营未能在预定时间到达指定位置,于是他的部队成了助攻营。这个结果,让那位首长哑巴吃黄连,从此,他就收起那张作战地图,变得沉默寡言。因为他后来到师里工作,他要顾及本部队的稳定与团结,直到晚年退休,那张地图才被重新翻出来。老八路戴着老花镜,在干休所的葡萄架下一遍又一遍地推演,地图正反两面的笔记记录着老八路的困惑和希望。老八路去世之后,我接过那张地图,对照已经拥有的战史,开始了我的研究。我后来常常来到老首长经常待的葡萄架下,想象老首长在生命最后岁月里,默默无语,独自看着西边燃烧的晚霞,回忆他的年轻时代,回忆他最辉煌的、可能也是最后的、还可能是最伤感的那次战斗。可是,我还是没有搞清楚真相,老八路失利的原因到底是什么,他耿耿于怀的到底是什么,他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还孜孜不倦地研究这个战例,难道他想重返战场,证明自己没有失误,证明另一支部队错误?地图已经快被磨烂了,有些地方模糊难辨。随着对文字资料的深入研究,我渐渐发现,凡是有记载的战例,几乎都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都有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几年过去了,我对那个战例的研究在不知不觉中偏离老八路的初衷,因为我不可能帮他找到答案。而我却在研究中收获了另外的东西:对于那场战斗参与者的研究,对于战斗中人的研究,包括那位老八路。后来我调到北京工作,中止了对那个战例的探寻。直到二〇〇五年最后一天遇上那场大雪,我站在北京北三环的马路牙子上,恍然有所悟。也许,我误会了老八路,因为我并不了解他们那一代人,也许,老首长对于那场战斗孜孜求索,只不过是想搞清事实,只不过是为了学术求证,只不过是为了解开一个战争谜团。是什么驱动他如此执著,是为了捍卫军人的荣誉还是为了追求真理?我为什么一头钻进个人恩怨的误区,用狭隘的心胸去衡量他们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在那些貌似个人恩怨、争夺冲突的背后,也许隐藏着军人的深层品质。他们捍卫集体荣誉更捍卫国家利益,他们对于旧事耿耿于怀而绝不影响他们履行军人的职责,因此他们之间的争论乃至斗争、抗争,都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我为这个猜想兴奋不已。那个下大雪的上午,我登上了自己的精神高地。两个职业军人的形象从遥远的雪天里向我走来,《高地》应运而生。在创作《高地》的日子里,我感到我进入了最佳的状态,我把我的理想赋予了我的作品人物,我的作品人物成了我表达理想的载体,我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我重新认识我曾经认识的那位老首长和他的对手。他们是在抗日战争尾声参加八路军的,在抗日战争期间,他们曾经有过忍辱负重的经历;在解放战争中,他们“百万雄师”南下,一路所向披靡;在朝鲜战场上,他们所在的和我后来所在的部队打出了八面威风……他们是在战争的特殊环境里锻造出来的特殊材料。可是,就在他们刚刚上足了发条,要在战争中大显身手的时候,战争戛然而止,他们就像奔驰的骏马被突然勒住缰绳,惯性使他们猝不及防地从事业的巅峰滚落下来。生活、爱情、工作……这一切都不能取代他们对于战争的追求,不能满足他内心的渴望。他们成了奇怪的人,茫然四顾,找不到北。我在作品里把他们分别命名为兰泽光和王铁山,兰泽光的一生是幸运与不幸交替进行,有幸地参加了战争,却不幸地很快失去了战场;有幸地成为战术专家,却很快地失去了战争;有幸地成为高级指挥员,却很快失去了指挥平台。没有了战场,没有了敌人,没有了对手,他的生命便黯然失色了。于是乎,他们的搭档、彼此最耿耿于怀的当然也是彼此最重视的人成了他的假想敌,准确地说是陪练的标靶,成了他们最大的障碍和最能心心相印、“打断骨头连着筋”的铁杆目标。他只能依托王铁山,只能依托地图和沙盘以及演兵场,在战争准备的平台上,在虚拟的战争里,偶尔青春再现。战争艺术成为他生命的主体工程。当我写到他们的生命的终点,也是小说的结局的时候,我同我的读者一样恍然大悟,我认识的那位老八路临终前还耿耿于怀地摆弄他的地图,其实并不一定有什么政治目的或者军事目的,也许只不过是一种习惯,我把这种习惯理解为职业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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