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经商兵法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远处乃至全国的生意。”
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孙子兵法》在寻求各种变局时，以为回避强敌，到新地重新进行谋划进攻兵术，是争胜之道。这就要求视野开阔，不拘一格。对于胡雪岩这样一位敢于挺身立世者来说，经商也必须“师夷之长技！”
在晚清，朝野上下在对待洋人的态度上有分歧。胡雪岩从商人的实际出发，认为洋人可以为我所用，并率先实践。胡雪岩本人曾说过：“我胡某人之有今天，是天时、地利、人和，再加上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凑成的。”
胡雪岩这里说的两个可遇不可求、可一不可再的机会，一个是指海禁大开，可以与洋人做生意，另一个则是指左宗棠西征。洋场生意同左宗棠西征一样，成就了他的事业。海禁初开之时，懂得与外国人打交道的没几个人。胡雪岩凭着自己的聪明和古应春等人的帮助，与外国人周旋斗智，在与外国人进行的丝、茶以及军火交易中大发其财。在胡雪岩首次做丝茧生意时，就遇到了和洋人打交道的事情，并且遇见了洋买办古应春，二人一见如故，相约要用好洋场势力，做出一番市面来。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确定，是他主管了左宗棠为西北平叛而特设的上海采运局。上海采运局可管的事体甚多。牵涉和洋人打交道的，第一是筹借洋款，前后合计在一千六百万两以上，第二是购买轮船机器，用于由左宗棠一手建成的福州船政局，第三是购买各色最新的西式枪支弹药和炮械。由于左宗棠平叛心坚，对胡雪岩的作用看得很重，凡洋务方面无不要胡雪岩出面接洽。这样一来，逐渐形成了胡雪岩的买办垄断地位。洋人看到胡雪岩是大清疆臣左宗棠面前的红人，生意一做就是二十几年，所以也就格外巴结，这也促成了胡雪岩在洋场势力的形成。胡雪岩的洋场势力、官场势力，合在一起，促进了他的商场势力。结交洋场势力是胡雪岩“公关”的第二个内容。胡雪岩生活在一个海禁大开的时代，出于中外互市的需要，他在咸丰、同治年间就与洋人打交道了，法国人日意格、德克碑就与他有“交情”。胡雪岩通过他们两人拉起中法联合的“常捷军”以对抗太平天国农民军。后来，这两人还与胡雪岩一道协助左宗棠办福州船政局，并出任该船政局的正、副监督。胡雪岩虽在杭州发迹，但兴盛后以上海为其商业活动的中心，因为当时的上海由于地理位置优越、得风气之先，已具备金融、法律、城市设施、近代外贸、航运和其他外贸工业等一系列适应近代外贸商业所必需的条件，而成为全国外贸中心。在这里，胡雪岩不失时机地同法商洋行、德商泰来洋行、英商汇丰和丽如洋行、怡和洋行等机构进行商务上的合作，上述洋行是外国资本控制中国金融市场的大本营，其中丽如洋行（Oriental Banking Corporation）直译为“东方银行”，前身是英国设在孟买的西印度银行，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始改此名，迁总行到伦敦，并在香港和广州设分行，这是出现在中国土地上的第一家外国银行。这些洋行来头大、资本大，它们通过经营外国在华洋行的汇兑、进出口押汇、打包放款、信用透支、吸储华人存款、向清政府发放贷款等业务左右中国的政治、经济局势。胡雪岩虽然不是固定地充当某个洋行的买办，但他与这些洋行保持密切的关系，后来采办船政局机器、西征武器、筹借西征洋款，无一不是借重于洋行。“惟利是图”的洋人知胡是左宗棠的宠儿，做生意又出手豪阔、讲求信誉，因而也将他“推为中国第一人”，信其千金一诺，遇借款总是提出“券中必得胡某画押方可”。其见重于外洋，由此可见一斑。与那个时代许多办洋务的人不同，胡雪岩在洋场上始终抱着一种正确的态度。他一向认为，同洋人做生意，两种态度完全要不得：一则以洋人为野蛮人，茹毛饮血，未经开化。一则见洋人则腿软骨酥，称之为父母大人，拿这两种态度来办洋务，岂有不丧权辱国的道理？而他自己始终抱着在商言商的态度，平和地对待洋人，不卑不亢，保持了民族的自尊心。中国封闭多年而养成自高自大的恶习，把自己看得比谁都高。在文化上，崇孔崇古，排斥打击外来文化。自从鸦片战争以后，由于清政府在军事上尽吃败仗，有许多人便对洋人敬若神灵，无论是官吏还是山野村夫，一听“洋”字便色变。形成清末的奇特社会现象，一部分人对洋玩艺顶礼膜拜；部分人则大力排斥，极力要求再度锁国，而只有像胡雪岩者才能以一颗平常心来看待洋人、洋务与整个西方世界。胡雪岩无疑属于那个时代极有远见的人，那些死读四书五经的士大夫，盲目崇古，拘泥于礼法，不知变通。胡雪岩自幼在钱庄长大，没读过多少书，反而能够看得清世界发展的变化趋势，从而随潮流而变。胡雪岩曾说道：“生意的气度源于一个人的眼光，小零售商的老伯，只能看得见一村一庄、一条街的生意。而做大生意的人却能看得见远处乃至全国的生意。”
他自己则把眼光放得更远，他看到了国外，知道同洋人做生意才是大有前途的事业。胡雪岩是商人，最重实际，他看到鸦片战争之后，外国人的船坚炮利已使清政府无力抵抗，然而外国人却也没有能力来吞并中国。中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喜爱的生活方式，人口、疆域的庞大使一切吞并的阴谋终将落空，更何况西方诸国远离中国呢？外国人在中国的目的不外乎是想从中国捞取钱财，经济上获得实惠，所以洋人如果生意上受到损失，他们总是叫嚷要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实际上，真正动用武力，无论对哪一国的商人，损失都是巨大的。这种睿智的眼光，在当时是极难得的。也正是这种正确认识使胡雪岩得以正确对待与洋人的生意，从中获利为自己累积了更强的经济实力。与洋人打交道，胡雪岩感受最深的一点就是洋人的政府与清朝政府不一样。清朝的政府见商人稍有赢利，它就想来分沾你的好处，巴不得一口把你吞下去。一旦好处得不到，它便处处给商人使绊，让你不得安全，直到让你破产。洋人的政府，帮洋人做生意。你没钱它放款给你，你出洋做生意它派了军舰保护你。一旦中国人欠了钱，它就把枪炮对准中国的城市，甚至自己的商人无理，它还处处袒护。正因如此，胡雪岩曾抱怨道：“洋人做生意，官商一体，他们的官是保护商人的，有困难，官出来挡，有麻烦，官出来料理。他们的商人见了官，有什么话可以实说。我们的情形就不同了，官不恤商艰，商人也不敢期望官会替我们出面去争斤论两。这样子的话，我们跟洋人做生意，就没有把握了。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突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
“人家外国人，特别是英国，做生意是第一等人。我们这里呢，士农工商，做生意的，叫啥‘四民之末’，现在更好了，叫‘无商不奸’。”
因为有了这种对比，胡雪岩对封建官僚体制压制商业活动，就有了更切身的看法。不比不知道，一比就能看出来，自己的商人费了好大的劲儿，要在那里创造一个好的经营氛围。因为整个体制所限，商人还只能单个儿地为自己一个人开拓商业地域。稍有不慎，这种经营特权就会被收回。一夜之间会重新处处受阻。因此，他对封建官僚体制提出了尖锐而中肯的批评。至于洋人自身，在胡雪岩看来，也有他们的好处。他们的好处就是讲道理，讲信用。你认认真真去和他做生意，他也就认认真真和你谈，不会想到生意之外的歪点子。中国的商人就不同，他在商业上做不赢你了，逮着机会，他就会在其他方面坑你。比如利用地方流氓势力，比如利用官府。所以胡雪岩觉得，很多时候，和中国自己的商人打交道很吃力，和洋人打交道，就很省劲儿。洋人的整个体制，已经大大减少了商人从事商业活动的成本。这样倒过来看，胡雪岩的成功就更显得来之不易。中国的商人，办成同样的一件事，付出的心血要更多。胡雪岩成为中国洋务第一人，为国家做了贡献，为自己积聚了巨大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