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秋天，韩陌阡将自己的上述思想整理出来，写了一篇洋洋洒洒四千余字的论文《职业军官论》，在北京一家军队刊物《探索与研究》上摘要发表了。这篇文章除了阐述他的学院派与营院派理论，还着重鼓吹了他的七中队，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有一个特殊的情况向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思路。不妨举例说明，某某军区为了解决干部青黄不接的现状，通过严格的考核，从数千名带兵练兵骨干中选拔出四十多个优秀骨干，组建了一个预提干部（未来的军官）培训中队。我认为这是一件十分值得重视的事情。留下那些骨干的重要意义并不完全在于他们的技术，技术人人都可以学得会。也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对付战争，因为未来战争将在什么时候和在什么地方出现，我们还不知道。一支部队的存在是需要强大的精神作为支撑的。这个培训中队是一个象征，它代表了从某某年代到某某年代三十多年间直接由士兵中产生的军官的最高素质，它的成立是一次最集中的体现，也是最后的一次体现。留下他们，更重要的意义在于留下一种士兵的奋斗精神。而这种精神将随着这个中队的解体撒向部队，像种子一样，在部队潜移默化，形成一种看不见抓不着的精神传统将源源不断地向部队渗透。韩陌阡在这个例子的最后部分，给了七中队一个非常有力的存在理由——在我们的军队里，有相当一批土生土长的干部，他知道什么是不好的，但他不一定知道什么是最好的和怎样才能做得最好，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学生官呢，新信息接受得多，规范教育接受得多，理论上有体系可循，他们知道什么是好的，却一时又不知道不好的根源在哪里，过于理想化和浪漫化。而某某军区炮兵预提干部培训中队恰好是处在这两种文化的边缘地带，他们既在传统军营文化中浸泡过，又能同改革后的军官体系接轨，他们既是从士兵中保留下来的最后一批骨干力量，同时又赶上了知识型的最早一班车，他们既是从训练场上摸爬滚打出来的，又进入了军区一级的教导大队，经过了系统的培训，我们可以把这种培训看成是准军校……甚至是比军校还要严格和实际的强化训练。可以说他们占尽了天时地利，无论就意志、体能、技能、智能和管理经验还是军人的职业精神，他们都要大大地胜过土生土长的基层干部，也同样胜过近几年的学生官。这篇文章不久就出现在萧天英的案头。无论是韩陌阡还是萧天英，在撰写或者阅读这篇论文（并且只能算是一家之言）的时候，都没有想到，这篇论文在不久的将来，会给活跃于N—017的那群老兵骨干们带去多少直接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