翌日朝会，杨广宣布了大索貌阅的事情。

　　大索貌阅，堪称大隋最大规模的地方巡查，而且巡察使也都是中枢大佬级别的官员来担任，官越高，下面的人也会怵你点，官太小了，底下是不会把你当回事的。

　　杨广的话刚一抛出，下面的人一个比一个脸色难看，因为这种巡查，就是冲着他们去的。

　　但他们也心存侥幸，因为每一次的大索貌阅，不是巡查整个天下，而是某一个地方。

　　开皇年间的巡查力度不大，是因为杨坚不愿意把人得罪的太厉害，而且国库也一直充盈，所以没必要手段太狠。

　　今时不同往日，国库现在没钱了，洛阳又一口气修了好几座大仓，皇帝还打算装满呢，所以很多人以为，杨广的大索貌阅，就是下去给国库找钱去的。

　　那么最大可能巡查的，就是巴蜀和荆州，一般不会去西南和岭南，因为这两个地方，你一查，它就造反。

　　朝堂中的官员，七成来自关中，所以他们最怕的，就是在关中巡查。

　　于是李浑先站出来道：“陛下既然有意派遣巡察使，臣以为巴蜀最宜，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巴蜀豪族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连年以来，赋税却为天下最少，这个地方早该查了。”

　　他说的没错，四川这个地方非常特殊，问题的复杂程度不比岭南差多少。

　　巴蜀之地，天府之国，地方豪族的形成，是在秦朝时期，主要是秦灭六国之后，六国的遗族、豪民、商贾、屯户移民过来逐渐发展而成。

　　经过近千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集宗族、权力、财富、文化为一体的典型豪族特征，但是比起中原氏族还是差了一大截，因为他们有地域局限性。

　　大隋立国之后，杨坚仍然延续南北朝时期的传统，对巴蜀地区施行“回避”政策。

　　这个回避政策的意思，就是朝廷用人，不用巴蜀人，即使地方官员任命，他们的佐官吏员，也不用巴蜀人，算是彻底堵死巴蜀豪族的上升通道，为的就是瓦解地方势力。

　　完全插手不进政治体系，巴蜀本地豪族也在日益没落下去，尤其是蜀王杨秀坐镇之后，更是大开杀戒，谁不听话，就干谁，整整二十年，把个巴蜀地区治的是服服帖帖的。

　　但是，人家这个服也是表面上服，心里还是不服的，所以就导致大隋的赋税政策在这种区域性大族掌控的地方，完全施展不开。

　　别的地方收上来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多，这里自从杨秀被废之后，一年比一年少。

　　对于李浑的观点，裴矩不怎么认同，站出来道：“巴蜀情况复杂，想要改善非一日之功，还需从长计议，臣以为此番巡查，以荆州为宜。”

　　以裴矩的精明，都没有想到杨广想巡查河北。

　　这很正常，河北都成了那副样子了，正处于恢复阶段，查什么查啊？就不怕再冒出几个高应年？

　　杨广却是又将话题扯回到了巴蜀，皱眉道：

　　“巴蜀之疾，一直为朕所忧，朕不欲再封总管，可是长此以往，巴蜀氏族只怕会越来越放肆。”

　　早在开皇年间，杨坚就说过一句话：巴、蜀险阻，人好为乱。

　　意思这个地方路不好走，本地人还喜欢搞事情。

　　于是杨坚直接把关中通往巴蜀的官道，剑阁道给毁了，另外开辟一条更好走的道路，方便控制巴蜀。

　　历史上，因为巴蜀地区的郡县主官都是些不入流的人物，没权还没兵，使得本地豪族有了休养生息的机会，与朝廷形成了一个微妙的和平关系，所以才有“隋末剑南独无盗寇”一说，也就是隋末大乱斗，这地方压根没参与。

　　杨铭也认为，当下最好的办法，其实还是稳住巴蜀，想要解决遗留千年的巴蜀地方豪族问题，绝非一日之功。

　　最好的办法，还是派一位鸽派大佬坐镇巴蜀，与地方豪族沟通来解决赋税问题，但是杨广明摆着不愿意派这种封疆大吏，所以暂时无解。

　　苏威站出来，道：“巴蜀赋税问题，需要能臣贤吏方能有所改善，不宜以强硬之姿，压制当地，臣以为，还是再设总管为宜。”

　　牛弘也赞成道：“眼看着巴蜀的赋税一年比一年少，再这么下去，恐成顽疾，臣以为总管一职，宜早不宜迟。”

　　杨广有点犹豫了，以他的角度来说，肯定不愿意在巴蜀放一个区域性的大总管，这对皇权是一种挑战。

　　当年杨坚没有这个顾虑，是因为人家放的是亲儿子，但是杨广眼下，一个儿子废了，一个儿子是太子，还能派谁去呢？

　　这种地方，不是直接血缘亲属，绝对是不放心的。

　　所以接下来，大家议论了半天，杨广还是没有松口，皇帝的立场，赋税少一点无所谓，但不能影响到皇权。

　　于是杨广道：“巴蜀的问题，再议吧，但荆州也绝非上选。”

　　好了，这下该杨铭出马了，只听他道：

　　“儿臣以为，上选其实是河北。”

　　这话一出，很多人都懵逼了，裴矩也是一脸诧异的埋头沉思，揣摩着杨铭的心思，不过片刻，他就想明白了。

　　这是想赖账？

　　朝廷这一次在河北、山西、河南、山东，欠下了一个天量的债务，总共一千九百万贯，河北独占一千万。

　　听起来，对于整个国家来说，这点钱好像不算什么，扬州铸币场加上关中铸币场，一年就能出一千多万贯，而国库的结余，也不只这个数，似乎轻易就能还上。

　　其实大错特错，首先要搞清楚一点，朝廷的每一项开支用度，都是有其预算规划的，钱怎么来，钱怎么走，每一笔都有安排。

　　你不能随便挪用其中任何一笔，否则账目就会出问题。

　　朝廷的账，是大账，不是几十个算盘就能算清楚的。

　　例如杨广想修晋阳宫，宇文述在百官的反对下，勉强才从民部拨出了一百万，这一百万还是用来还河北的钱。

　　而河北的缺口足足一千万，你从哪拨，能还上这个债？杨暕跟河北签订的协议，是分三年还完，一年要还三百多万，这三百多万，就是朝廷的负债亏空。

　　朝廷历来缺钱，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开源节流，而大隋的时代决定了开源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对世家，一个是对平民。

　　节流就不要指望了，杨广也就说说嘴，你指望他节约是不可能的，世家也不会节约。

　　而杨广别开生面的从开源和节流中间，选择了一个赖账。

　　裴矩心中叫绝，连忙站出来附和道：

　　“臣赞同太子的建议，河北此番损失过重，伤亡数量至今没有一个准确数字，死伤几何？流出几何？移迁几何？尚留原籍的又有多少，朝廷很要必要核实清楚。”

　　这就是非常站得住的脚的理由了，一句不提查税，但句句都离不开查税。

　　因为人就是税。

　　卢楚肯定不乐意啊，整个范阳卢家族，下面隐瞒的户籍人口，他自己都不清楚，但肯定是一个天量数字，因为只是他这一支，至少都隐瞒了两三万人。

　　而且他能肯定，老家逢此大乱，家族又出了大血，肯定就会想办法找补，找补的方法，肯定就是在这个死亡人口上面打主意，死的没死，半残的全残，家里有男人的改成没男人，因为妇人也是半税。

　　卢楚发声道：“臣以为，巡查哪都能去，就是不能去河北，眼下的河北乃天下大灾之处，世家平民消耗过重，实不宜再增负担。”

　　“卢中书多虑了，并不是要给河北加负担，”裴矩笑道：“只是要彻查清楚，河北这一次的损失到底有多大，朝廷这边才能依据情况，制定政策安抚。”

　　卢楚心里骂道，你特么想干什么以为我不知道，不要说的那么冠冕堂皇，钱都还没还呢？又想在我们身上拔毛？

　　“河北的损失，地方官员已经都报上来了，虽与实际情况肯定有所出入，但也应不大，实无必要大费周章，于河北大索貌阅。”

　　杨铭直接抬手道：“当然有必要，难道朝廷不应该对河北当下的形势探究清楚吗？地方损失过重，主官要担责，所以这些地方官报上来的，水分肯定大，朝廷也是为了查清楚真实情况，卢中书没有必要反应这么大。”

　　卢楚不敢说话了，太子的面子他还是要给的，他还指望杨铭给他当后台，否则内史省，不是他一个河北人能站得稳的。

　　至于同为河北出身的崔弘升，虽然心里也在骂，但是没有选择出头。

　　因为皇帝刚放了他弟弟崔弘峻一马，他这个时候再发声，多少有点不识抬举。

　　至于剩下的，大多都是关中人，巡查河北跟我们又没有关系，而且杨铭初任太子，这个时候不要跟人家唱反调。

　　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支持杨铭的建议。

　　杨广点了点头，看向杨铭道：

　　“太子以为，此番巡查，以何人为宜？”

　　杨铭起身道：“户籍一事，向来归民部管，新任尚书崔仲方仍未抵京，侍郎崔津年迈，儿臣以为，以民部侍郎裴蕴为巡察使，司隶台别驾杨綝、韦福子为副使，最佳。”

　　一个正三品的（副bu级）民部侍郎，外加一个宗室，一个京兆韦，这个阵容足够了。

　　杨广点头道：“就依太子之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