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私营企业，对政策的变化尤为敏感，他们焦急地关注着社会各界对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中国的经济发展在此时遇到了瓶颈。***在1992年的南方讲话成为一个转折点。讲话精神一扫淤积的政策阴影，极大地鼓励了改革开放的步伐，推动了市场经济的发展，“姓资”还是“姓社”的讨论不再成为企业发展的一道门槛，私营企业的经营空间有了更大的提高，而国企改革开始了艰难的探索过程，打破了过去公有制占绝对优势的局面。一些企业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尝试股份制改革，并取得巨大成功。王健林也渴望改制，期待对企业拥有完整的掌控权。这种掌控权建立在所有权基础之上，而不是经营责任制基础之上。没过多久，命运就把他想要的东西抛了过来，即上级股份制试点的决定。当时，绝大多数企业的负责人思想上都偏向保守，他们对股份制的理解还欠缺深度和广度，都不愿意将自己经营的国企变为股份制公司——他们认为，如果改制企业，就失去了体制的依靠，相当于放着好好的“铁饭碗”不要，偏去“要饭”。细细想来确实如此。如果企业经营得好，自然没什么大问题，褒奖赞扬一股脑袭来；换句话说，一旦没有经营好，就要为企业的亏损埋单，落得颗粒无收的下场，何苦去冒这份险呢？抉择的意义，往往在此时凸现出来。王健林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禁大喜，他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积极地申请这一名额，希望能将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改成股份制公司，如果改革成功，早先所面临的难题迎刃而解，寄人篱下之状随即消失。国家体改委和大连市体改委看到了王健林的积极态度，加上很多国有企业都不希望改变公司现状，同时王健林领导的公司做得有模有样，成绩一目了然，也就给了他一个名额。如此，王健林成功获得了对公司进行全面体制改革的机会。这是王健林人生中决胜的一步。获得这个名额后，西岗区住宅开发公司被“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代替。筹措资金置换了国有股份后，王健林正式成为公司的所有人和控制人，这是一次历史性的变化。今天来看，王健林的这次改制意义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从此以后，万达可以摆脱束缚，参照市场规律，按照王健林的意志，在更广阔的商业海洋里搏击。这次公司名称的变化，远非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毕竟体制不同了，所有权利的分配也随之不同。从这时起，更名后的大连万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将不再受限制，它将插上自由的翅膀，展翅遨游于苍穹之上，王健林本人，也正式开启了属于自己的万达时代！成功改制后的万达，成了王健林实践梦想的舞台。野心勃勃但对商业历练不深的王健林，也跟随着当时的风潮，试图走一条多元化的道路。他投资了制药厂、电梯厂，甚至还有变电站设备，不过，由于合作伙伴或专业化程度不够等原因，这些产业和投资都以失败告终。当然，这些经历并非完全没有价值，对于一个善于思考的企业家来说，对失败的反思有利于让他领悟商业运行的深层逻辑，提高风险识别和机会判断能力。多元化的暂时失利，让他看到专注某个行业的价值，因此，此后的一段时间，王健林拒绝了去内蒙古买煤矿、搞投资的建议。他坚持扎扎实实做实业，在熟悉的房地产领域精耕细作。而凭借着在大连本地丰富的人脉资源以及不断积累的经验和资本，在房地产领域，万达集团做得红红火火，逐步成为大连首屈一指的地产开发商。发展越迅猛，随之而来的问题也就越多，这是考验企业的关键期。1996年初，稳健发展企业的王健林，未雨绸缪，针对业内质量低劣、面积短缺、欺骗销售的普遍现象，在全国房企中率先提出“三项承诺”：第一，保证不渗漏；第二，保证房子面积不短缺；第三，自由退款。三项承诺，在当时中国国内房地产市场上引起的争议和影响力非常之大，为此，大连市政府曾专门下发文件，号召全市建设系统向万达集团学习。巨大的影响力也确实给王健林带来了意料之中的成功。截至1998年，在大连市，万达年销售额近30亿元，占据全市房产市场25%的市场份额，万达帝国，就在这一片呼声之中慢慢崛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