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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察人性格:多看一眼,就多明白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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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诤友,交益友宽恕不仅是爱心的体现,而且是极高思想境界的升华,宽恕是一种博大的交友境界。表面上看,它只是一种放弃报复的决定,这种观点似乎有些消极,但真正的宽恕却是一种需要巨大精神力量支持的积极行为。宽恕更是一种必不可少的品质,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的体现。一个人只有正确地认识自己,才会有宽容的胸怀。宽容得到的收益是人际关系的协调和适应。我国有一位著名心理学家曾经说过:“人类心理的适应,最主要的就是人际关系的适应,人类心理的病态,也主要由人际关系的失调而得来。”

而人际关系的失调对身体健康有极大的损害,所以必须学会宽容。中国有这句成语“宽则得众”,交友虽然多多益善,但要交诤友、交益友,不能交狐朋狗友。同时,不能让朋友下不来台,丢朋友的面子,这也是交友之重要原则。曾国藩主张对己要严,对友要宽,尤其主张交友要有雅量,这样如果一时有意见相左,也会最终不伤和气。这一原则在他在《答欧阳勋》的信中充分地表现出来:春季承蒙惠赐,收到您寄来的信札及一首诗,情意深厚而且期许很高,有的不是我这浅陋之人所敢承当的。然而鉴于您教导我的一片心意,不敢不恭敬从命。由于我天资愚钝,无法凭自身求得振作、进步,常常借助外界的帮助来使自己不断向上、完善,因此一生对友谊一向珍视,谨慎而不敷衍。我曾经思虑自己如果心胸不够宽宏、器量狭小的话就不能博取天下的美德,因此不敢拿一个标准来强求他人。哪怕是一点长处、一点善行,如果它有益于我,都广泛汲取以求培养自己的德行;那些以正大之词、劝勉之论前来告知我的人,即使不一定投合我的心意,也从来都没有不深深感念他的厚意,认为他对我的关心,和其他人的泛泛之词迥乎不同。去年秋天和陈家二位兄弟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争辩,其中有十分之六七的观点和我不一致,但我心里还是十分器重他们,认为他们确实是当今出类拔萃的人物,其见解虽不完全合乎大道,然而关键在于这些是他们自己悟到的,不像是一般读书人仅从读书、道听途说中得到的;其观点虽然不一定臻至炉火纯青毫无杂质,然而他们所批评的切合实际,完全可以匡正我的不足、欠缺。至于说到我们彼此之间的情投意合,又别有微妙难言的默契。离别之后惟独经常思念他们,觉得像这样的人实在是朋友中不可缺少的,丝毫不敢以私心偏见掺杂其中。平时我之所以不断勉励自己,并且大体上还能相信自己,原因就在于此。要做到交诤友,颂雅量。这是曾国藩的看法。“恩怨尽时方论定,封疆危日见才难。”

昔人之以咏张居正者,亦可以此诗来论定曾国藩。当时他的朋僚歌功颂德的话,我们不需一一征引,只看左宗棠对他如何论定吧!曾国藩死后,左宗棠寄其子孝威书云:“念曾侯之丧,吾甚悲之,不但时局可虑,且交游情谊,亦难恝然也。挽联云:‘知人之明,谋国之忠,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盖亦道实语。君臣友朋之间,居心宜直,用情宜厚,后前彼此争论,每拜疏后,即录稿咨送,可谓往去陵谷,绝无城府。至兹感伤不暇之时,乃复负气耶。‘知人之明,谋国之忠’两语亦久见章奏,非始毁今誉。儿当知吾心也。吾与侯有争者国事兵略,非争权竞势也。同时纤儒,妄生揣疑之词,何值一哂耶。”

曾国藩对左宗棠始终有赞扬,无贬词,甚至说:“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

左宗棠之进用,亦由曾国藩所荐,但二人性情不同,“有争者国事兵略”,不是私人的权力之争,故皆能持大体。孔子说:“切切,怡怡如也,可谓士矣。”

朋友之间相互批评,和睦共处,就可以叫作士了。1843年2月的一天,曾国藩的好朋友邵蕙西当着曾国藩的面数落了他几件事:一是怠慢,说他结交朋友不能长久,不能恭敬;二是自以为是,说他看诗文多固执己见;三是虚伪,说他对人能做出几副面孔。蕙西的话虽少,但件件是实,句句属真,直截了当,锋芒所向,直指曾国藩的病处。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直率啊,我的朋友!我每天沉溺在大恶之中而不能自知!这事给曾国藩很大的刺激,他在另一篇日记中写道:我对客人有怠慢的样子。而对这样的良友,不能产生严惮的心情,拿什么吸收别人的长处!这是拒友人于千里之外啊!接待宾客尚且如此,不必再问闲后的时候了。偃息烟火,静修容颜又怎么说呢?小人啊!朋友有了过错,蕙西不指出来,那是蕙西的过错;朋友指出了过错,曾国藩不改正,那是曾国藩的过错。现在是一个直言不讳,一个表示痛改前非,正如朱熹《四书集注》中所说的:“责善朋友之道也。”

在曾国藩的师友中,李鸿章也可以算是他的一个诤友。这在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事件中就可看出。1860年,曾国藩为杜绝王有龄分裂湘系的企图,在进至祁门以后,遂奏请咸丰皇帝将李元度由温处道调往皖南道,并派他率军3000,进驻兵家必争之徽州。至徽州不满十日,李世贤即攻克徽州,李元度不逃往祁门大营,却败退至浙江开化,这是李元度明显倾向王有龄的迹象。及至祁门大营,丝毫没有闭门思过的迹象,竟然擅自向粮台索饷,并擅自回到了湖南。这使得曾国藩悔恨交加,决心弹劾其失徽州之罪,以申军纪。曾国藩此举,本无可厚非,但文武参佐却群起反对,指责曾国藩忘恩负义。李鸿章“乃率一幕人往争”,声称“果必奏劾,门生不敢拟稿”。曾国藩说:“我自属稿。”

李鸿章表示:“若此则门生亦将告辞,不能留侍矣。”

曾国藩气愤地说:“听君之便。”

后来,李鸿章负气离开祁门,辗转波折,欲复归至曾的门下,曾国藩则大度相容,并写信恳请李鸿章回营相助。一次,李鸿章在与曾国藩畅谈时,直率地指出他的弱点是懦缓,即胆子小与效率差,这两个字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曾国藩的致命缺点。曾国藩既有邵蕙西、李鸿章这样的诤友,也有吴竹如那样的挚友,这也是曾国藩德业能够不断长进的一个重要原因。还是1843年2月的一天,吴竹如与曾国藩促膝谈心,谈到他平生的交道,把曾国藩以知己相许,他说:“凡是阁下您所有的以期望许诺下的古语,信了它就足以滋长您自以为是的私念,不信它又恐怕辜负了您相知相许的真情,我只好自始至终怀着恐惧的心理。”

几句话,不愠不火,不恼不怒,字字力若千斤。曾国藩当即记下了他的感受:“听了吴竹如的几句话,我悚然汗下,竹如对我的敬重,简直是将神明收敛在内心。我有什么道德能担当得起呢?连日来安逸放肆,怎么能成为竹如的知己?实在是玷污竹如啊!”

因曾国藩处世交友贵雅量,所以他从不苛求于人,而是待人以诚。一个人的成功与失败,关键在于他能否把与自己交往密切的人力资源转化为自己的资源,把他人的能力,转化为自己的能力。曾国藩就是一个善于把别人能力化为为己用的人。曾国藩早在办团练伊始,就发布《招某绅耆书》,招人入局:“我奉命协助帮理团练,稽查捉拿贼匪,接受任务以来,日夜忧心忡忡,唯恐有误,担心自己见识不广,考虑不周,因此孜孜以求,希望家乡的贤人不要嫌弃我,肯慷慨前来相助,借此来广泛地采纳众议,周密地听取意见,以求补救我的疏漏。所以我经常或是寄信请人出山,或是热情欢迎来宾,广招英雄豪杰,咨询高见妙法,这一片耿耿之心,想来能得到大家的体谅。……大厦非一木所能支撑,大业凭众人的智慧而完成。如果能使众多的贤士都汇集而来,肝胆相照,那么,即使是坚固的金石也能穿透,又有什么艰难不能克服呢?”

曾国藩对他的弟弟说:求别人辅佐自己,时时刻刻不能忘记这些道理。获得人才是最困难的,过去有些人做我的幕僚,我也只是平等对待,对他们不是很钦敬,但今天看来,这些人是多么的不可多得。你应该常常把求才作为重要的任务,至于那些无能的人,即使是至亲密友,也不应久留,这主要是担心有才的人不愿与他们共事。后来,曾国藩领兵出征,官至督抚、钦差,更加注意时时网罗人才。不仅自己如此,对他弟弟也发出如此忠告。他在《致沅弟》信中说,成大事的人,以多选助手为第一要义。满意的人选择不到,姑且选差一点,慢慢教育他就可以了。就是说要时时注意笼人,不能因为没有十分可意的就不去用人。而对于那些才华出众之人,曾国藩不论何时,一旦得知便千方百计笼络过来,为己所用,如对郭意诚就是这样。郭意诚,字昆焘,湘中名儒。因颇具文才,咸丰、同治年间,中兴诸老无不与他交往友好,各自都想将他罗致自己幕下。但郭意诚极爱其妇,日不远离,故总是力辞不就。曾国藩也最赏识郭意诚其才。为了把他引出来帮助自己,曾寄书戏谑郭。书中云:“知公麋鹿之性,不堪束缚,请屈尊暂临,奉商一切。并偕仙眷同行,当饬人扫榻以俟。”

郭意诚出自对曾国藩的信服,接书后立即赶至湘军营幕见曾国藩,但并未偕仙眷同行。故曾国藩又命他速归,并作书曰:“燕雁有待飞之候,鸳鸯无独宿之时,此亦事之可行者也。”

郭意诚得书,一笑置之。但接受了曾国藩的邀请,决心出来供职。据说,郭意诚在曾国藩幕下是干得很好的,成为曾的得力助手,不少奏折函件都出自郭之手。曾亦对他关怀备至,或准他的假,让其多回家,或命他将夫人接来,不影响他们的夫妻生活。1858年,郭意诚有一段时间告假居家,因故未及时归营,曾国藩连续发过几次信催其速归。曾国藩于1858年6月4日,在《致澄弟信》中说:“公牍私函意诚均可料理”,足见曾国藩对郭意诚的信任。曾国藩就是这样,时时不忘求人自辅。只有时时不忘,才能抓住时机,笼人有术,把别人招纳不来的人才吸引过来,以佐事业之辉煌。有很多人,遇到挫折后,不是去寻求方法克服困难,而是把一切原因都归结到别人身上,喜欢迁怒别人。迁怒别人只能给自己的人际交往带来障碍,对排除困难没有好处。因此,克服挫折应该首先想到善待别人。社会逆境引起的挫折,其根源都是人为的。对于有意为自己设置障碍的人,受挫者该如何对待呢?是耿耿于怀,视为永远的敌人?还是宽容大度,化干戈为玉帛呢?应该是后者。宽容不是对原则问题的一种让步,而是对他人的一些非原则性的缺点和过失的一种宽容和谅解。宽恕看起来是一件很矛盾的事,但如果不宽容而去伤害只能导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那么就会出现“冤冤相报何时了”的后果。同时,不肯宽恕别人的人往往使自己吃苦,他们会因此失眠、肠胃不适,甚至还会引起高血压。然而一旦宽恕别人之后,他们就会超越一次巨大的挫折——一种可以称为再生的心灵净化过程。当然,受到伤害的人必须有时间处理自己的愤怒,认清自己对整个事件所负的责任以及拒绝宽恕会带来的后果,然后宽恕才能发挥最好的功效。大人有大量俗话说“大人有大量”、“宰相肚里能撑船”,说的是胸怀和气度。人的职位越高,气度应该越大,二者是正比关系。曾国藩最爱读《资治通鉴》,他十分钦佩唐代宰相,认为他们都有胸襟,所以国家气运旺盛。他总结了开国宰相与中兴宰相的不同,认为前者必须见识远,有大胸襟、大气度。中兴宰相则侧重于具体事务,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曾国藩还特别注意到:古往今来的大失败者包括那些英雄们,也都败在不能“降龙伏虎”上,即不能自我控制,没有气度。人生中总有些不顺心的事情时常发生;但是,要想获取成功性格,必须克服为这些小事所累的心理,做到以大事为重,处处呈现英雄气概。曾国藩对自己的密友说:获取成功性格全在英雄大气;否则就会毁于细小之事的缠绕。那么什么是“成大器须靠英雄气”呢?当然,“成大器”就是获取成功性格。下面我们将用比较的方法来谈这个问题。曾国藩主张三种“英雄气”。一是在应战之刚毅:曾国藩的刚毅性格,在他兵困祁门时有充分的表现。1860年,曾国藩驻扎在祁门。当时安徽南北十室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余里,遍地都是太平军,没有哪一天没有战斗。徽州刚失陷时,休、祁一带大为震惊。有的人劝曾国藩将军营移到别的地方,他说:“我初次进兵,遇到危险就退却,以后的事情怎么说呢?我离开这里一步,就没有死的地方了?”

何等的倔强!敌军到后,四面围攻。他亲笔写下遗嘱,营帐上悬挂佩刀,从容布置迎敌,没有改变平常的态度。死守了二十来天后,征召鲍超一起大战一场,将敌军驱赶到岭外。他的幕僚曾总结说:以十余年来共同诛杀未果的狂妄“敌军”,曾国藩领军4年,就依次予以荡平,都是因为在祁门刚开始时的倔强和不胆怯,才能够使敌军胆寒而使我军振作士气。二是做事忍耐:曾国藩对曾国荃缺乏忍耐性格,说:“难禁风浪”四字条幅已完好归还,我很高兴。古来豪杰皆以这四个字为大禁戒。我们家祖父教人,也以懦弱无刚四字当作大的羞耻。因此男儿立身行事,必须有倔强的大丈夫气概,仅几万人被困于城下,士气最容易消沉,弟能鼓舞起数万人的刚气而长久不使它消沉下去,这正是你比别人高明之处,更应当在这些地方下些功夫。曾国藩又以“忍耐”勉励他的好友冯树堂等,在他得知冯树堂因参加考试被大雨困于场屋之事后,写诗道:却笑群儿薄心胆,瑟缩啾唧良足哀。丈夫守身要倔强,虽有艰厄无愁猜。我今高卧舒两膝,深檐大栋何恢恢!白日鼾声答雷雨,残滴初歇清梦回。甘眠美食岂非庆,又闻逸乐生祸胎。数君健强齿尚未,正可磨炼筋与骨。三是为人之坦荡:曾国藩强调为人不可刚愎,他说:至于强毅之气,决不可无,但强毅与刚愎不同。古人说:自胜强。曰强制,曰强恕,曰强好,皆自胜之意。如不习惯早起,而强制天未亮即起;不习惯庄重尊敬,而强制参与祭祀仪式;不习惯劳苦,而强制与士兵同甘共苦,勤劳不倦,这就是强。不习惯有恒,而强制自己坚定地持之以恒,这就是毅。不这样做却以气势胜人,是刚愎。二者表面相似,其实有天壤之别,不可不察,不可不谨。曾国藩在处世中把大度与戒怒、宽容与倔强糅合得如此贴切,而又把强毅与刚愎区分得如此明晰,真可谓处世之楷模。曾国藩还把度量的大小列为区分君子小人的又一重要标尺。他说:所谓小人者,识见小耳,度量小耳。“致使君臣、朋友、父子、兄弟、夫妇之间”此皆量褊而易以滋疑者也。君子则不然,广其识,则天下之大,弃若敝屐;尧舜之业,视若浮云。宏其度,则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曾国藩以此作为处理人际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不顾是非的掣肘,是常见并最易引起相互报复而结仇的现象。曾氏在面对这类情况时,正是秉着宏其度、反求诸己的精神去处理的。1862年,他同江西巡抚沈葆桢因厘金分配问题发生争执,沈要扣下应解湘军的厘金自用。除了双方上报朝廷裁定外,曾国藩这样解剖自己:日内因江西藩司有意掣肘,心为忿恚。然细思古人办事,掣肘之处,拂逆之端,世世有之。人人不免恶其拂逆,而必欲诛锄异己者,权臣之行径也;听其拂逆而动心忍性,委曲求全,且以无敌国外患而己为虑者,圣贤之用心也。吾正可借人之拂逆以磨石厉我之德性,其庶几乎!当时,曾国藩正以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统辖包括江西在内的四省军务,巡抚也归其“节制”之列。此事虽最后由朝廷裁决,但其严于责己的精神无疑是可贵的。只有具备了这种精神,才能更易于与人精诚合作,共成天下大事。中国古代历来推崇那些胸怀宽广、大度容物的品格,所谓“宰相肚里能撑船”即言此情。曾国藩在讲求“广其识”、“宏其度”的同时,又不忽略倔强与骨气的成功性格素质的作用,则是一种深层次的修养。不善用人者为庸人交人要交那些心地坦诚、肝胆相照的人,选将选兵自然也要选那些“忠义血性”之辈,至于朴实耐劳、智略才识当然亦是断不可少。从曾国藩所规定的选将标准来看,湘军的选将制度较为严格,大致可以概括为五个方面:一是忠义血性;二是廉明为用;三是简默朴实;四是智略才识;五是坚忍耐劳。曾国藩在选将中,将“忠义血性”放在第一位。所谓“忠义血性”,就是要求湘军将领誓死效忠清王朝,自觉维护以三纲五常为根本的封建统治秩序,具有誓死与起义农民顽抗到底的意志。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才,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请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巨细,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士卒仍可效命,故次之。身体羸弱者,过劳则疾;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苟阙其一,万不可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恃。”

选用具有“忠义血性”者为将领,可以为整个军队起到表率作用,“以类相求,以气相引,庶几得一而可及其余”,这样便可以带动全军效忠封建的统治,从而能够使这支新兴的军队——湘军,不但具有镇压农民起义的能力,同时还具有“转移世风”的政治功能。曾国藩强调“廉明为用”。对于“廉”、“明”二字,他解释说:“弁勇之于本营将领,他事尚不深求,唯银钱之洁否,保举之当否,则众目眈眈,以此相伺,众口啧啧,以此相讥。唯自处于廉,以私出入款项,使阖营共见共闻,清洁之行,已早有以服弁勇之心,而小款小赏,又常常从宽,使在下者恒得沾润膏泽,则惠足使人矣。明之一字,第一在临阵之际,看明某弁系冲锋陷阵,某弁系随后助势,某弁回力合堵,某弁见危先避,一一看明,而又证之以平日办事之勤惰虚实,逐细考核,久之,虽一勇一夫之长短贤否,皆有以识其大略,则渐几于明矣。”

“廉”,对于军队来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绿营将帅克扣军饷,冒领缺额以自肥的现象,早已是公开的腐败行径。这深为士兵所不满,严重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那么,曾国藩在新组建的军队上,要做到与众不同,就必须在选将问题上高度重视,因为它直接关系到湘军的战斗力。“明”是指将领要做到赏罚分明,是非不淆。“人见其近,吾见其远”,曰高明;“人见其粗,吾见其细”,曰精明。对于一般将领要求其“精明”,而对于高级将领,则要求其必须高明,这样才能够具有远见卓识。曾国藩反复强调将领要具备“廉”、“明”的品质,这对于改善官、兵关系,提高战斗力,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第三,选取将领,专取“简默朴实”之人。曾国藩对于绿营军官气深重,投机取巧,迎合钻营的腐败风气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他深感积习难改。“国家养绿营兵五十余万,二百年来所费何可胜计。今大难之起,无一兵足供一战之用,实以官气太重,心窍太多,漓朴散淳,其意荡然”,曾国藩从内心里慨叹:即使“岳王复生,或可换孱兵之筋骨;孔子复生,难遽变营伍之习气”。为了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曾国藩规定,一方面湘军不用入营已久的绿营兵和守备以上官;另一方面,他强调挑选将领要侧重“纯朴”。所谓“纯朴”是指脚踏实地,无官气,不浮夸虚饰。曾国藩经过遴选,将大量“纯朴”之人委以重任,这对于提高湘军战斗力和耐力极为有效。第四,“智略才识”是曾国藩选将的又一标准。曾国藩认为:“大抵拣选将材,必求智略深远之人,决不能选用冗冗者。”

他指出:“其冗冗者,虽至亲密友,不宜久留,恐贤者不愿共事一方也。”

曾国藩力求从书生中选拔人才。借助于他们知书达理,努力克服绿营将领缺乏韬略的弊病。第五,要求湘军将领还应具备“坚忍耐劳”的特点。上述五个方面,是曾国藩用权考察下属的五种办法。曾国藩认为,世上怕的不是没有人才,而是用才的人不能正确使用人才,此论确有振聋发聩之功用。从历史上来看,往往是那些善于发现人才,又善于运用人才的人最后取得了成功。关于这一方面的历史事实是很多很多的。战国时期的魏国执政公叔痤患重病,魏惠王前来探视,对公叔痤说:“万一你故去,我如何安排国家的事务?”

公叔痤回答:“有个叫公孙鞅的,可把国家大事委付与他。但是如不想用,就把他杀了。以免为别国所用,危害我们国家。”

惠王在回归的路上不以为然地说:“公叔痤这样有才智的人,让我把军政大权交给公孙鞅处理,未免太糊涂了。”

惠王走后,公孙鞅来服侍公叔痤,公叔痤把他对魏惠王说的话告诉了公孙鞅,公孙鞅未加理会。不久公叔痤死了,惠王并未重用公孙鞅。有人知道公叔痤曾向惠王建议如不重用即除去公孙鞅的事,劝公孙鞅快逃走,但公孙鞅仍专心致志地处理公叔痤的丧事。有人问他:“难道不怕惠王将你杀了吗!”

他答道:“君王既然不听公叔痤的话重用我,又怎么能听他的话来杀我?”

公孙鞅后逃到秦国,为秦国所重用,变法图强,奠定了后来秦统一六国的基础,被秦孝公封在商的地方,称商鞅。所以,曾国藩所说的“虽有贤才,苟不适于用,不逮庸流”,可谓至理名言。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多一位好朋友,就使你多了一颗智慧的头脑。一个人获取成功性格是智慧的较量,因此,要善择友。曾国藩的择友目的很明确:既让自己获取成功,也让大家获取成功。人的一生如果结交了好的朋友,就可以患难与共,相互砥砺,不仅可以成为情感的慰藉,也可以成为事业成功的基石。1864年7月20日,曾国藩在写给他的次子曾纪鸿的信中说:选择朋友是人生第一要事,必须选择志趣远大的人。曾国藩的处世经可以说是他广交朋友的处世经。他的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也可说是在朋友的相互砥砺和影响下取得的。因此,他深刻地领会到了人生择友的重要性。所以无论是在生活、为学,还是在事业上都时时注意广交益友。这一点他在京城的13年生活中,就有充分体现。他在写给家里的书信中,曾介绍过当时所结交的部分朋友:现在朋友愈多,讲躬行心得者则有唐镜海先生、倭仁前辈,以及吴竹如、窦兰泉、冯树堂数人;穷经学理者,则有吴子序、邵惠西;讲习文字而艺通于道者,则有何子贞;才气奔放,则有汤海秋;英气逼人,志大神静,则有黄子寿。又有王少鹤、朱廉甫、吴莘畲、庞作人,此四君者,皆闻余名而先来拜。虽所造有深浅,要结有志之士不甘居于庸碌者也!京师为人文渊薮,不求则无之,愈求则愈出,近来闻好友甚多,予不欲先去拜人,恐徒标榜虚声;盖求反以匡己之不逮,此大益也!标榜以盗虚名是大损也!曾国藩所交之友对他个人的影响和事业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刘传莹,湖北汉阳人,专攻古文经学,精通考据。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大大弥补了自己古文字上的不足。1846年,曾国藩在城南报国寺养病,于是便向他请教古文经学与考据。刘传莹也正因为自己只在古文经学方面有造诣,遂向曾国藩请教理学。于是,二人互相切磋,取长补短,成为至友。曾国藩通过与刘传莹的交往,拓展了学识,在学术领域走上全面发展的道路。他在给同乡好友刘蓉的信中,表达自己在学术上的见解和志向时说:于汉、宋二家“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不计门户,取长补短向来是成功的方向。何绍基,字子贞,精通书法,擅长吟咏。曾国藩与其交往中,觉得何绍基所长,正是自己的不足。从此以后,他非常重视写作和赋诗。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廷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

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瓢喝水,却自得其乐。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1840年,曾国藩病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当今的社会更说明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当我们每个人开始进入社会开创自己的事业时,他在中学和大学期间所形成的友谊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深厚的友情不仅为他打开了不同寻常的机会之门,而且也大大增加了他的知名度。换句话说,由于众多朋友的帮助,他的能力也扩大了许多倍。他似乎拥有一种神奇的力量,能够在做任何一件事时获得朋友们无私而热心的支持,朋友们好像总是全心全意地增进他的利益。很少有人对自己事业生涯中朋友的作用做过恰如其分的评价。绝大多数成功人士都认为,他们之所以能够脱颖而出是因为其自身卓越的才能,是因为他们自身的拼搏努力。他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自身的辉煌业绩。他们把自己的成功全部归因于自身的聪明、才智、精明、努力以及积极进取。他们根本没有意识到,众多的朋友就跟无须报酬而又无处不在的商人一样,在任何一个时候都会对他们的事业提供服务与帮助。科尔登就曾经说过:“真正的友谊就像健康一样,其价值通常只有在失去它时才会认识到。”

此外,你的朋友们的个性和立场将对你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此,我们试图给你开一份防止孤僻性格的处方:在选择朋友时,必须确立这样一种原则,那就是尽可能地选择那些比你优秀、在各方面领先一步的人做朋友。必须努力地和那些你所仰慕和推崇的人交往,这并不是意味着要结交那些在金钱上更富有的人,而是结交那些有着高深的文化素养、受过良好的教育、并有着更广泛的信息来源的人。只有和这样的人交往,你才能尽可能多地汲取有助于你成长和发展的养料。而且在与他们的接触过程中,你也逐渐会提升自己的理想,追求更远大的目标,并付出更大的努力,以便自己有朝一日也能够成为一个强者。当然,我们希望你走出孤僻的性格,成为善交朋友的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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