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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律己性格:要求严一点,绝无害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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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慎独,须守己注意自己、了解自己——没有什么比这件事看起来更简单,而做起来却更困难的事。没有比自己更认识自己的人,同时没有人比自己更不认识自己。苏格拉底曾说“认识你自己”。从此以后,有志者均体验过认识自己是件如何困难之事。但也有人批判过这句话,法国作家西特说:“这一句格言是有害的,同时也非常丑恶。注视了自己乃阻止了自己的发展。力求认识自己的毛虫,永久无法变成蝴蝶。”

他的批评也有道理。有时自我意识的过剩会使人以异常的洁癖分析自己,无法算出的尽力去算出来,慢慢地引发了热情,然而到达的地方也就是虚无的深渊。但凝视自己不一定会产生自我意识的过剩。自己由性格、能力方面看来,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如果能“诚实”地带着勇气反省一下,事情便能解决了。每一个人都关心自己的事,每个人都不喜欢碰到自己本身的弱点,因此,这个观念便会与克服和阻止性格弱点的行为发生抵抗。曾国藩是一个追求慎独的人,他认为真正能慎独的人才能成大事。曾国藩言曰:尝谓独也者,君子与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为独而生一念之妄,积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懔其为独而生一念之诚,积诚为慎,而自慊之功密,其间离合几微之端,可得而论矣。盖《大学》自格致以后,前言往行,既资其扩充;日用细故,亦深其阅历。心之际乎事者,已能剖析乎公私,心之丽乎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则夫善之当为,不善之宜去,早画然其灼见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实有所见,而行其所知。于是一善当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则趋焉而不决。一不善当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则去之而不力。幽独之中,情伪斯出,所谓欺也。惟夫君子者,惧一善之不力,则冥冥者有堕行;一不善之不去,则涓涓者无已时。屋漏而懔如帝天,方寸而坚如金石。独知之地,慎之又慎。此圣经之要领,而后贤所切究者也。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所谓“独”这个东西,是君子与小人共同所有的。当小人在他单独一人之时往往会产生一个狂妄的念头,狂妄之念聚得多了,就会产生纵肆,而欺负别人的坏事就会发生了。君子在他单独一人之时产生的念头由其禀性决定,往往是真诚的。诚实积聚多了,就会谨慎,而自己惟恐有错,功夫就下得多了。君子小人在单独处事上距离之差异之点,是可以得到评论的。《大学》自穷究事物的原理而获得知识以后,以前的言论和过去的行为,可以将其作为扩大与深入研讨的资料;日常一些琐事问题,可以加深他的阅历与见识。他的心在遇到事的时候,已经能剖析公与私的区别;心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善良的毛病应去掉,早已经形象鲜明地认识到了。而那些小人们,却不能有实实在在的见识,而去实行他所知道的应做的事。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侥幸别人不一定窥视到,因而改正得很不力。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情弊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惟恐去办一件善事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像涓涓细流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心骨坚如金石。在只有自己知道的地方单独行事,要谨慎而又谨慎。这就是圣人遵奉的准则,而后世贤人所切实研究的问题!为达“慎独”的最佳境界,曾国藩着实下了苦功,现将其“修法十二课”列于此,资以证验:1.持身敬肃。衣冠外貌保持整齐,心思神情端正严肃,时时刻刻都要警惕、检查自己的念头、举止中有无背离义理之处。平日闲居无事的时候宁静安泰,保养德性,一旦投身于事务之中则专心致志,不存杂念,精神状态清澈明朗,就如同旭日东升,光彩照人。2.静坐养性。每天不限什么时候,要拿出一定时间用来静坐养性,反省体悟自己天性中隐现的仁义之心。正襟危坐,凝然镇定,如同宝鼎一般沉稳。3.早早起床。天色初亮就赶紧起身,睡醒了就不要再恋床。4.读书专一。一本书没有读完时,不要再看其他书籍。东翻西阅随意读书,对自己的道德学问毫无益处。5.阅读史书。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他训诫说:“你为买书去向人借钱,我不惜一切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读一遍,才算是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

自此之后,曾国藩每天都仔细读上10页。6.说话谨慎。对此要时刻注意,这是修身内省的最重要的功夫。7.保养真气。真气存蓄于丹田之中,彻里彻外光明正大,所作所为毫无羞于对人说之处。8.爱护身体。十二月接到家父的手书说:“节制操劳,节制欲求,节制饮食。”

应该时刻以此作为健体去病的准则。9.每天都应获知新学问。每天读书时将自己的心得记录下来,如果刻意从书中凿空,求取深意,那就是偏私他人。10.每月不可荒疏旧技能。每月写作几篇诗文,以此检验自己积存义理的多少,葆养真气强弱。却不能完全沉溺于其中,因为这最容易使人玩物丧志、隐没本性。11.写字。饭后写半时辰的字。所有文字方面的交际应酬,都可以作为练习写字的机会。凡事不可留待第二天去做,事情越积越多,就越难清理。12.夜晚不出屋门。它使人耽搁正事,精神疲惫,务必戒除。好家风带来好习性曾国藩一生处世哲学的形成、功德的成就是与其“耕读之家”的家风熏染密不可分的。曾家世代务农,自祖父曾玉屏向上推溯,至少有五六百年,未曾出现过秀才。曾玉屏年轻的时候,对读书以求取功名不感兴趣,日常喜欢到湘潭同富家子弟鬼混,或酒食征逐,或日高酣睡,整日游手好闲。后来父亲死了,祖孙三代的生活重担落在他的肩上,此时,他才备感责任的重大。乡里的长辈,见其整日游惰,不务正业,讥讽他将来必为败家之子。这倒激起他痛改前非的决心,卖掉马匹,徒步回家,决心脚踏实地,开创祖业。从此以后,每天天未亮而起,苦心治理自己的家业,开沟辟地,耕田种菜,省吃俭用,养鱼喂猪,精耕细作,无一不亲自动手。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他不仅守住了基业,家境还逐渐走向兴旺。曾玉屏虽然读书不多,但为人耿直,富于正义感,颇受到乡里人士的尊崇。邻里间如若发生纠纷,他常居间进行排解、说和,充当仲裁人。倘若有人不服,他便“厉辞诘责,势若霆摧”,往往使那些“悍夫”神气沮丧,就此作罢,甚至有人慑于他的威望,置酒登门道歉,方可了结。曾玉屏治家极严,一家大小,包括长他7岁的妻子王氏在内,见了他没有不恭恭敬敬的。曾玉屏对于麟书、骥云兄弟,管教极严,尤其对长子麟书责求尤苛,“往往稠人广坐,壮声呵斥。或有所不快于他人,诘责愆尤,间作激宕之词”。而曾麟书则事亲至孝,面对父亲的责骂,总是“起敬起孝,屏气负墙,踌躇徐进,愉色如初”。曾玉屏还创立了一些家规,要求家人必须遵守,其中有的是普遍见诸中国农村家庭的。如“男子耕读,女必纺织”。男耕女织是旧时代典型的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读书是发展的阶梯,进可求取功名,退可凭借男耕女织维持生计。有的则是曾玉屏独特的创意,如,他要求家人谨行八件事:读书、种菜、饲鱼、养猪、早起、洒扫、祭祖、敦亲睦邻;疏远六种人:看风水的、算命的、医生、和尚、巫道及做客赖着不走的人。读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基本教育,督促子孙读书,同要求发展农业一样,被称为教子的两条正路。种菜,要求尽量精耕细作,做到田有谷米,园有蔬菜,勤俭持家,自给自足。饲鱼,湖南省是鱼米之乡,池塘密布,无不产鱼。养鱼既可增加副食,又可以增加生气,体现一种家业兴旺的气氛。养猪,猪是湖南的主要副业,猪食米糠及丰富的水边植物,长得都很好,提倡养猪,可以满足家庭的食用。早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农民的一种美德。提倡早起,就是奖励勤劳,增加生气。洒扫,就是搞清洁工作。妇女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打扫卫生。年末,还要进行一次大扫除。我国自古就重视小子洒扫应对进退之礼,将洒扫之事与应对进退之礼相提并论,可见,重视洒扫是一项优良的传统。祭祀,中国人对于祖先的祭祀极为重视,体现了人们对于祖先的崇敬。敦亲睦邻,人处于社会中,一个人不能独善其身,一个家也不能独善其家。人与人的关系,是紧密相联的。善待亲戚邻里,是居家至宝。过去乡村医药不发达,不信医药,也是一种惯例,可是对于僧巫、地仙,民间信者很多,而独曾玉屏教家人不信,反映了他的个性所在。曾国藩沐其家风,传其家风。后来,曾国藩将祖父的家规总结为:书蔬鱼猪,早扫考宝;常说常行,八者都好。地命医理,僧巫祈祷;留客久住,六者惧恼。早:就是早起。早起三朝,可当一工。扫:就是扫除。清洁卫生,不可忽略。考:就是祭祀。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宝:就是睦邻。患难相顾,惟善为宝。书:就是教育。读书明理,普及知识。蔬:就是种蔬。园有蔬菜,四季常新。鱼:就是养鱼。鱼跃于池,活泼泼地。猪:就是喂猪。庖有肥肉,养老待客。良好的家风,在于适时教诲和勉励。1838年秋,曾国藩在参加朝考被点了翰林后踌躇满志地回到家里时,其祖父曾玉屏就有一番谆谆教诲。年底新翰林荣耀还乡,亲友都来道贺,自然煞是热闹。这时曾国藩的祖父玉屏先生已65岁,多年辛苦的愿望,虽是儿子没有成就,究竟在长孙身上实现了,自觉欢喜异常,就告诉麟书说:“我们是务农的人家,即令富贵也不要忘本呵!大孙子当了翰林,让他安心去做他的事业吧!家中的食用,千万不要累赘他!”

所以曾国藩从此进京做官,家中还靠耕种过活。有时寄些俸银回来,大都赈济戚族。这样一个耕读之家,充满了生气,充满了喜悦,充满了生产能力,充满了孝友精神,这便是一种模范家庭。曾国藩从小生长在这种家庭里,眼目所接触的是尊辈勤俭朴素的生活,耳朵所听到的是礼义廉耻一类的训诲,书上所讲的是忠君爱国的思想。以这样的家风、这样的家世、这样的环境,终于造成了曾国藩这样的人物。曾国藩的耕读之家风,可说是源远流长。今人观其女儿曾纪芬——崇德老人民国时所写追忆其父的回忆录,字体极为端庄秀美,一个女人家80多岁尚能写得那样一手好字,足见其耕读之家风范的泽流。曾国藩的一生事业,是和他的家世息息相关的。从大处说,他所统帅的湘军对太平军的战争,也类乎于一场宗教战争。因为太平军信奉的是类似天主教的一种宗教,这在儒家看来是违反孔、孟之道的所谓“异端”。曾国藩的家世是世代宗儒,言必孔、孟,对于太平天国那种“异端”,无疑是要深恶痛绝的了。从小处说,曾国藩的一生,没有一时忘记他祖先的遗训,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济贫穷,疏医远巫,甚至把祖父的家规,编成口诀,令自己和家人遵奉。直到后来官封一等侯爵,做了两江、直隶总督等,对于勤俭家训,还不敢私毫逾闲。曾国藩一生的品性实在是他的家世促成的。曾国藩一生获取成功性格,是因为他注重修养,不为外人所伤。在此,我们必须看一看他的严谨家规和自己的行为准则。一个“淡”字值万金曾国藩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曾国藩不仅找到了自己的病根,而且也找到了治疗方法。一个“淡”字可谓一字万金,淡然无累,淡然无为,深得庄子真意。私欲过重之人都是“猎犬”。曾国藩力戒名心太切,防止自己真正获取成功性格出现不利的因素。曾国藩在理念和行动上有时也自相矛盾。比如他赞赏“缺欠美”,认为月亮半圆时是最好的境界。对于成功,他也认为:人只能成就一二件事,不可能诸事都如己愿,但事实上,曾国藩又是一个追求完善的人。当他剿捻失败后,说自己应该在攻取天京后激流勇退,不应在完美的仕宦生涯中再有“画蛇添足之笔”,则因为他取得了成功,他不愿再看到失败。曾国藩经受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当然不能免俗于名心太切,欲见太重,然而作为一个勤于自省的人,他认识到这两者的危害并决心克服它们。怎样消除这两种弊病呢?曾国藩在同一篇日记中继续写道:今欲去此二病,须在一“淡”字上着意。不特(只)富贵功名及身家之顺遂,子孙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学问德行之成立与否,亦大半关乎天事,一概淡而忘之,庶(也许)此心稍得自在。庄子说“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在《刻意》中他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做全其德而神不亏。”

这样心情神宁,莫然无魂,才能“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

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之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石厉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汲于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曾国藩身处名利场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说:天下的事情每件都要求回报,那一定会有大失所望的时候。佛教的因果报应的说法不能全部相信,也有有了原因但没有结果的事情。回忆苏轼的词有:“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

我更添了几句说:“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修德不求报,为文不求传。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中含不尽意,欲辩已忘言。”

格外谨慎,就不会如履薄冰曾国藩特别爱讲“谨慎”两字,所以一再告诫自己左右的人,要戒傲,要慎独,这样才能不越雷池半步,从这个道理说开去,人生失败就在于不谨慎也,常常把脚跨在另一个地方。范蠡功成身退的结局说明,范蠡不仅善于谋国,而且善于谋身,当进则进,当退则退,因而得以避免文种那样的杀身之祸。苏东坡对此发表评论:“春秋以来,用舍进退,未有如范蠡之全者也。”

范蠡之所以采取这种功成身退的做法,是因为他看到了当时的一种带有规律性的社会现象:“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当然,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他还不能透过现象看清它的本质。勾践所以过河拆桥,不能简单地归结于他的个人品德,更不是因为他长了一副长脖子尖嘴巴,而是由当时的社会制度和他的阶级本性决定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君主和谋臣之间,是一种人身依附关系,也是一种相互利用的关系。具有自知之明的君主,知道自己的智力不足以应付错综复杂的斗争,“智不备于一人,谋必参诸群士”。特别是在创业阶段或处境危难的时候,都能不同程度地礼贤下士,虚心听取谋臣的意见。谋略人才则希望依靠有作为的君主,谋取个人的名利,施展自己的才能。但是,这种关系能够维持到什么程度,则以是否有利于君主的权力为准则。为谋臣者,最忌功高震主。勾践在会稽兵败、“十年生聚”的时候,能够比较虚心地听取范蠡、文种等人的意见,甚至宣称要和他们“共执越国之政”;而一旦大功告成,认为不再需要谋臣的帮助,甚至认为谋臣成为自己权位的威胁,就毫不犹豫地加以排斥和迫害。所以,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范蠡的做法,不失为一种明智的选择。曾国藩说:“终身涉危蹈险,如履薄冰,却能自全其身,自守其道,尽己之性而知天命,下学上达。”

这些都是他为人处世最重要的原则。在任何时候,都要谨慎处世,不要贸然行事。真正获取成功性格的人,一定要多在谨慎上下功夫,不要给自己增添麻烦。曾国藩的一生唯谨慎而已,谨慎使他不易出错,最终获取成功性格。曾国藩说,凡是有才能的人总希望表现自己,希望别人认可他的高明,就像孔雀一样,遇见围观的人多了,就开屏展示自己的美丽。其实这很容易招来众怒。同时,胸中有是非、有判断、有取舍,但又佯装不知,这是很难做到的。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位高权重的人,就不能不对自己的行为特别小心,包括对自己家人的言语也当格外谨慎。早在道光年间,他就嘱咐家人,千万不能到衙门里说公事。如果闯入衙门,一方面有失乡绅的气度,一方面也使曾国藩蒙受羞辱;同时还会使地方长官难堪,有时会被地方长官所鄙薄。所以他多次嘱咐家人,即使自家有事,情愿吃亏,千万不可与他人构衅争讼,以免被地方长官怀疑为仗势欺人。曾国藩深知历史上许多高官败在身边人手上,所以当他的叔父打着他父亲和他的旗号去干预地方公事后,他立即写信予以制止。并讲了一番此乃败家误国的道理。最初,他的叔父不以为然,甚至有些气愤,这时还是曾国藩的父亲搬出“祖训”来,曾国藩的叔父才收敛起来。到曾国藩任两江总督时,权势更大了,曾国藩也更加谨慎。他在给曾国荃的一封信中写道:捐务公事,我的意思是老弟绝不多说一句话为妙。大凡人官运极盛的时候,他们的子弟经手去办公务也是格外顺手,一唱百和,一呼百应。然而闲言碎语也由此而起,怨恨诽谤也由此而生。所以我们兄弟应在极盛之时预先设想到衰落之时,在盛时百事平顺之际预先考虑到衰时百事拂逆之际。弟弟你以后到长沙、去衡州、回湘乡应把不干预公务作为第一重要的原则。这是为兄我阅历极深之言,望弟千万铭记在心。曾国藩畏天但不怕天,畏死但不怕死,他怕的就是他人的嫌疑、闲言和怨谤。他和曾国荃同领一个军队,这是一种很特殊的关系,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曾国藩尤其谨慎。他对弟弟说,我出任地方官,如果仅带一个亲弟弟在身边,那么好事未必见九弟之功,坏事必专指九弟之过,不可不慎。如何处理这种关系呢?曾国藩写了一副对联与弟弟共勉:为平世之官,则兄弟同省,必须回避;为勤王之兵,则兄弟同行,愈觉体面。曾国藩在治军上的战略战术的核心思想也是以谨慎为怀的,这种谨慎则表现为以退为进,不轻易出击,保存实力,先发制人。在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兵者不得已而用之。常存一不敢为先之心;须人打第一下,我打第二下。”

正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处世以谨慎为怀,不能不说是曾国藩免于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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