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贵的生活不是高贵的诠释，真正决定一个人高贵与否的，不是他的身份和地位，而是在他的胸腔里跳动的是怎样的心。庄严肃穆的佛家圣地五台山下，几个衣着华丽的帅哥靓女提着新鲜水果欲潇洒地驾着豪华跑车离去，一个两鬓斑白的老人家拦住他们讨要梨钱，这些人一脸鄙夷：“穷人就是穷人，这点小钱也斤斤计较，拿去，给你买棺材吧！”

话落，几张百元钞票甩出窗外，跑车一声轰鸣，绝尘而去。贫穷的生活本身，的确不值得刻意颂扬，可身处清贫中，仍然心高洁，就会散发出人性的光芒；富贵生活本身也不是什么坏事，可富而忘本、为富不仁，无论如何也不能称之为“高贵”。人，最大的愚昧和悲哀，莫过于在自己营造的文明中迷失而不自知。贫与富，并不仅仅有物质来衡定，而是取决于心，物质之富，有时人力实在不能左右，但至少可以守住心中的一份傲然与清朗。台湾著名男演员、剧作家、导演金士杰早年带领一群热爱戏剧的演员刚创办兰陵剧团时可谓一穷二白。1979年，在舞台剧几乎处于荒漠的台湾，兰陵剧团出现了。金士杰和团里的所有演员都是白天做苦力，晚上排练创作，零酬劳演出。这个剧团的成立没花什么钱，但也没赚一分钱。于是就有朋友关心金士杰怎么生存：你总有三餐不继的时候，总有付房租的时候，那时你怎么对付？金士杰的生存方式很独特。金士杰有个朋友家境很好。有次金士杰去她家里做客，吃饭时，他吃着吃着就感叹起来：“桌上菜这么多，都很好吃。你们平常都这样吃吗？每次吃不完怎么办？”

朋友答：“还能怎么办呢，该倒就倒掉。”

金士杰顿时两眼放光：“那让我来替你们做一个义务的食客怎么样？”

朋友拍掌说：“很好，欢迎欢迎！”

金士杰却一本正经地说：“你先别着急欢迎。我们先把条件说清楚：第一，我不定时来，但我来之前会先打电话问清楚你家有没有剩饭、方不方便，有且方便的话，我就来；第二，我来只吃剩饭，等你们家人全部吃饱撤了，确定摆的都是剩饭剩菜我才开吃，而且，不可以因为我来就故意加一个菜，那样就算犯规；第三，我吃剩菜剩饭的时候旁边不可以站着人，因为他（她）一旦和我打招呼，我就得很客气地回应，这样客套来客套去我就没办法当专业食客了；第四，吃完之后我要很干净利落地走，不可以有人跟我说再见，如果非得这样客套的话，我心里就会有负担，那样下次我就不来了。总结一句话：我要完全没有负担地当一名剩菜剩饭的食客。”

朋友听完他的话觉得很逗，当场就答应了所有条件。此后，金士杰果真好几次去朋友家当食客，吃得非常开心。他还幻想着：我要有30个这样的朋友，一个月就能过得蛮富足。抱着这样的心态过苦日子，金士杰带领剧团一路坚持下来。第一次演出，他们还是没有钱。离他们不远的地方有个大礼堂搁置着没用，他们就把那里打扫出来当舞台；没服装，他们就各自掏腰包买一套功夫裤穿在身上；没灯光，他们就各自从家里搬来一两个打麻将用的麻将灯，再加长电线，往插板上一插，灯就亮了；没东西化妆，他们就素颜上场；没有人宣传，他们就自己拿来纸笔，涂涂画画，一张大海报就贴到了台湾师范大学的门口。一切准备就绪。演出那天，观众席只坐了二三十人，人不多，但大部分人都是台北文化界的精英。他们看完演出之后对金士杰这样说：“台北市等你们这群人等了很久了，你们终于来了。你们要演下去，拜托你们一定要演下去！”

金士杰带领大家照做了。历经一年多的非正式演出，兰陵剧团终于走上正式的舞台。1980年，金士杰编导的《荷珠新配》参加了台湾第一届“实验剧展”，首演一炮而红。一时间，兰陵剧团声名大噪，金士杰也一跃成为台湾现代剧场的领军人物之一。多年之后金士杰将当年自己当“专业食客”的事情说给一堆人听。说完之后他感慨：“我说这些事，除了好玩，除了说明我的脸皮厚以外，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我觉得，我们的这种穷完全不需要自卑，不需要脸红，因为我深深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把我们的头脑、智慧、创作拿出来献给社会，以至于我们没有工夫赚钱。我们是在做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这个穷不是穷，而是富，不是缺，而是足。”

人，应该平静地面对生活给予的一切，不要让欲望这个没有止境的黑洞来洞穿心灵。因为一旦心灵上有了缺口，那么冷风就会肆无忌惮地在其中来回穿行，让人终生失去温暖，变得孤单而寒冷。有高贵的心，就算身陷淤泥之中，也能开出不染的莲花。古人说：“托钵僧之心始可贵。”

包含着对人性终极意义的深刻领悟。那些说“斯是陋室，惟吾德馨。”

的人，必是高贵之人，他们虽然贫寒，匮乏，却活得坦然、从容，人穷而德馨。也许，在今天的社会里，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一般人都无法坦然面对穷富，无法在心理上达到平衡。其实，与充满金钱的生活相比，平淡清贫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缺失和悬殊。对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心灵上的富足与高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