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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教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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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枚新月注定是属于徐志摩的。谁在望着月色出神,然后,将一碗老酒饮尽,在月辉洒遍大地的时候,灵犀闪烁。诗情画意总是春。草长莺飞的季节,无法掩盖忧伤,更无法掩盖忧伤的无尽漫延。困境生活的种子,却孕育更为深邃的诗芽,在伤口上开花。那是诗人记忆中的歌唱,那是新月冷峻的、浩大的、辽远的,孤绝的生命之歌。1931年8月,徐志摩的《猛虎集》由新月书店出版,徐志摩作序。序言里,徐志摩五味杂陈,诉说了心境的孤独,文字的浪花却汹涌直前,他是带着柔情丽雨面对生活的。心扉敞开了,诗人一动不动,那静静的姿势像一条河流,漂流在自己的心上。他说,在诗集前面说话不是一件容易讨好的事,说得近于夸张了自己面上说不过去,过分谦恭又似乎对不起读者。最干脆的办法是什么话也不提,让诗篇它们自身去承当。只是书店方面不肯同意,并说如果作者不来几句序言书店做广告就无从着笔。虽说作者在生意方面完全是外行,但他至少也知道书卖得好,不仅是书店有利益,他自己的版税也会水涨船高了,所以书店的意思,他是不能不尊重的。徐志摩便应承下来。不过写序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关于这篇序,他坦陈说,费了三个晚上,想写一篇可以帮助打广告的序,可是一行行写下来仍旧给涂掉,稿纸糟蹋了不少张,诗集的序终究还是写不成。徐志摩是在诗中认识新月的,江南故乡河岸的绿柳,飘浮着流云鹤影,那一只翻飞的蝶,在碧草连天的野花中,思绪飘飞。他曾记得自己在印第二集诗时曾表示过此后不再写诗一类的话。现在转眼间四个年头已过去了,就算这些诗全是这四年内写的,每年平均也只得十首,一个月还不到一首,况且又多是短短的。诗固然不能论长短,如同画幅是不能用田亩来丈量。但事实是这年头一口气总是透不长——诗永远是小诗,戏永远是独幕,小说永远是短篇。说到自己的写诗,徐志摩认为那是再没有更意外的事了。但生命的把戏是不可思议的!人们都是受支配的善良的生灵,哪件事自己作得了主?徐志摩说,整十年前他吹着了一阵奇异的风,也许照着了什么奇异的月色,从此他的思想就倾向于分行的抒写。一份深刻的忧郁占定了他;这忧郁,徐志摩相信,渐渐地潜化了他的气质。对于诗歌和尘世,徐志摩坦然地认为自己尘俗的成分并没有甘心退让过;诗灵的稀小的翅膀,尽管在那里扑腾,还是没有力量带了这整份的累赘往天外飞。且不说诗化生活一类的理想那是谈何容易实现,就说平常在实际生活的压迫中偶尔挣出八行十行的诗句都是够艰难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居然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丝纹的动。徐志摩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完了。他也时常疑虑到他这些写诗的日子,或许是什么神道因为怜悯他的愚蠢暂时借给他享用的非份的奢侈。他希望神灵们可怜一个人可以可怜到底!许多年中,徐志摩踽踽而行,在上海这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里,行走得越发的艰难。光明和黑暗,就像倒空的酒杯上燃起了火焰,虽然烈烈燃烧,却很快熄灭。时光飞快,如白驹过隙,一眨眼十年已过去。徐志摩感觉诗虽然连续在写,但自信还是薄弱到了极点。“写是这样写下了,”他自己想:“但准知道这就能算是诗吗”?就经验说,从一点意思的晃动到一篇诗的完成,这中间几乎没有一次不经过唐僧取经似的苦难。诗不仅是一种分娩,而且它往往是难产!这份甘苦只有当事人自己知道。一个诗人,到了修养极高的境界,如同泰戈尔说的,也许可以一张口就有精圆的珠子吐出来,但像他这样既无天才又少修养的人如何说得上是一位修养极高的好诗人呢?徐志摩的诘问,是一个诗人在诗艺上的困惑,停滞和发展,青涩与成熟,都是他的在草丛里敞胸开怀的一朵花;也是他眼里艳丽馥郁的一朵花;是他诗艺情感的体温在提高、升华的过程。他曾回忆说,只有一个时期他的诗情真有些像是山洪暴发、不分方向的乱冲。那就是他最早写诗那半年,生命受到了一种伟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间散作缤纷的花雨。他那时是绝无依傍,也不知顾虑,心头有什么郁积,就付托腕底胡乱给爬格子去,救命似的迫切,哪还顾得了什么美丑!他在短时期内写了很多,但几乎全部都是见不得人面的。他的第一集诗《志摩的诗》是回国后两年内写成的。在这集子里他写诗时初期的汹涌性虽已消灭,但大部分还是情感的泛滥,什么诗的艺术或技巧都谈不到。这问题一直到他和闻一多等一群朋友在《晨报副镌》刊行《诗刊》时才开始讨论到。徐志摩说这五六年来他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他的笔本来是最不受羁勒的一匹野马,看到了闻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才憬悟到自己的野性;但他素性的落拓始终不容他追随闻一多他们在诗的理论方面下任何细密的功夫。第二集诗《翡冷翠的一夜》是他的生活上的又一个较大的波折的留痕。他把诗稿送给闻一多看,他说“这比《志摩的诗》确乎是进步了——一个绝大的进步。”

他的好话徐志摩是最愿意听的,但他觉得自己在诗的“技巧”方面还是丝毫没有把握。徐志摩痛苦地感到自己就像一片放牧的云,堆积、恣意纵容,在游离下放逐自己,离蓝天越来越远。那几年徐志摩的生活不仅极平凡,甚至简直是到了枯窘的深处,随之诗的产量也尽“向瘦小里耗”,要不是认识了陈梦家和范玮德两位年轻诗人,他们对于诗的热情在无形中又鼓励了他奄奄的诗心,以及第二次又印《诗刊》,否则,他对于诗的兴味,或许真的会消沉到完全没有。1931年,6个月的时间,徐志摩在上海与北京间来回奔波了八次,遭了母丧,又有别的不少烦心的事,人是疲乏极了的,好在继续的行动与北京的风光却又在无意中摇活了他久蛰的性灵。他甚至觉得抬起头居然又见到天了,于是眼睛睁开了心也跟着开始了跳动。嫩芽的青紫,劳苦社会的光与影,悲欢的图案,一切的动,一切的静,重复在他的眼前展开,有声色与有情感的世界重复为他存在;这仿佛是为了要挽救一个曾经有单纯信仰的人,要他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曾经,是否还会来临?徐志摩开始思量这个问题。他仿佛看见大雁从身边飞去又飞回,风无休止地吹,时光急速而行,他多么希望这是他的一个真正的复活的机会。虽然他明知这些偶尔写下的诗句尽是些“破破烂烂”的,谈不到什么久长的生命,但在他自己,总觉得写得成诗不是一件坏事,这至少证明还有一点性灵在那里挣扎,还有它的一口气。所以,他这次印行的第三集诗更多的是要告慰他的朋友,让他们知道他还有一口气,还想在实际生活的重重压迫下透出一些声响来。徐志摩说,人们不用更多地责备他,他已是满头的血水,能不低头已算是好的;也不用提醒他这是什么日子;不用告诉他这遍地的灾荒与现有的以及在隐伏中的更大的变乱;不用向他说今天就有千万人在大水里浸着或是有千千万万人在极度的饥饿中叫救命;也不用劝告他说几行有韵或无韵的诗句是救不活半条人命的;更不用指点他说他的思想是落伍或是他的韵脚是根据不合时宜的意识形态的。这些,还有别的很多,他知道,他全知道;一说到这些只是叫他难受又难受。他再没有别的话说,他只要人们记得有一种歌唱的鸟不到呕血不住口,它的歌里有它独自知道的另一个世界的愉快,也有它独自知道的悲哀与伤痛的鲜明;诗人也是一种痴鸟,他把他的柔软的心窝紧抵着蔷薇的花刺,口里不住的唱着星月的光辉与人类的希望,非到他的心血滴出来把白花染成大红他不住口。他的痛苦与快乐是浑成一片的。那曾经的激情就像一场梦境,在塌陷,在燃烧,在飘零。呼唤,隔着遥远的遥远,他听见自己的回音,生命的给力,再次**一路芬芳。徐志摩再次追上去,感受潮涨的冲动;痛,凝成了骨。远行的身影,走进火热的梦想。徐志摩为自己的新诗集《猛虎集》所做的自序,与其说是序言,不如说是对自己这么多年来,对于诗歌的写作和研究的盘点和总结,那些真情叙述和自我剖析,震撼和打动着世人。有些故事,虽然忘记了开始,却留下品味神韵的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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