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国公不是随意改变主意的人，当他把他的想法告诉秦家时，已经是告知而不是商量了。秦家人不是这样认为的。秦家人认为“你一个穷武人，若不是我们帮你，你咋会有今天！”
一点也没意识到这个女婿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听话。他们也不直接去说容国公，而是按照过去的一惯方式，找到国公夫人爹娘，让他们去说服自己的女婿。国公夫人爹娘从未被委以重任过，家里人主动找他们让他们受宠若惊，认为是家里人看的起他们。同样，在他们的认识里，家里人让女婿留下也是看的起女婿，女婿必定求之不得，不会不识好歹。谁知道还没等国公夫人爹娘游说，国公夫人先说她“要跟着丈夫外放”，气的国公夫人爹娘还没见到女婿便嚷嚷着“要跟不孝女断亲”，骂“不孝女忘恩负义”“不知好歹”“白眼狼”等等。断亲不是小事，后果严重，面对已经能回报自家的女婿，秦家当家人当然不会允许。主动派家里其他长辈出面安抚大娘子，以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事情已然办砸，再闹下去势必会把事情搞得更糟，秦家当家人无奈之下只得忍着内心流泪，把大娘子夫妇欢送离京赴任。就这样，容国公夫妻在南地奔波流离了七八年，生下长子沈书印，家产成几何状积累，奠定了日后发达的基础。七八年里，容国公平定了管辖内一个又一个的山匪；军功立了一次又一次；官阶升了一级又一级，似是千里马的速度一日千里，直升到他有资格回京述职。提起回京，国公夫人感觉自己不是单纯的陪丈夫，而是终于能扬眉吐气，荣归故里。心中一直憋着的那口气，算是出了。容国公在外的成绩同样也让秦家人刮目相看，商量了几商量，认为这次一定要留住大娘子夫妻，不能再失去机会，不然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大姑爷恐怕就和他们不亲了。那他们的投资不是失败了，枉为他人做了嫁衣。出面留人的活当然还是指派给了国公夫人爹娘。他们再不靠谱也是大娘子的爹娘，其他人出面哪有他们说话的分量重。容国公府爹娘提前被传授了许多道理，也懂得了女儿女婿今非昔比，需要软磨硬泡打感情牌，死缠烂打才能说服女儿“看在他们已年迈，日夜思念外甥的份上别走了，不要再跟着女婿去南方荒芜之地了。”
对，在梁城人的观念里，就算是鱼米之乡的两浙路，也被认为是荒草丛生、蛇蚁肆虐、瘴雨蛮烟……的荒芜之地。最轰动的一个例子是朝廷一位曾遭贬谪的官员，到两浙路任职。任职不到半年，形势逆转，他又回到了京城。然没过几天，他发现自己生了一种怪病。即他的皮肤下清晰可见多条活着的小线虫，形似长虫，长度不一，最长寸余，最短毫长，在皮肤里毫无障碍的穿梭，使观之人毛骨悚然。此人看遍梁城大夫，也没找到原因。后来一南地来的官员偶然得知，观之后认出是两浙路一山区的地方病，无药可解。至于病到最后结果如何，便不得而知了。那人顿感天地灰暗，活着毫无意义，挂靴辞官放纵自己，沉迷于醉生梦死之乡。这种日子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一天那人发现他皮肤下的虫子没有了。悲喜交加，痛哭流涕，发誓再不踏南地半步。病好了，他和他家人欣喜若狂，告知所有亲朋好友，他“无事了！南地去不得，两浙路也是危险重重，还是咱的梁城好！”
国公夫人在南方多地生活多年，知道南地是啥样，当然不会被这种地方病吓得不敢再跟丈夫回南地，她不回南地的原因是“为了儿子有更好的学习机会”。全梁国最好的教育在梁城，秦家族学是梁城鼎鼎有名的私塾，沈书印到了启蒙的年纪，国公夫人想让儿子留在梁城读书，受到最好的教育。容国公对长子也同样是寄予厚望，一刻也不放松儿子的教育，他赞同媳妇说的，同意媳妇和儿子留在梁城。同意还有另外一个原因，述职后再次外放，他不是南下而是北上。他换防了。朝廷为了防止武将像前朝那样割据地方，出台了一系列遏制武将权利的换防措施。容国公在南地熬到节度使，拥有白虎节堂，当然属于被朝廷严格管控的武将范围内，被限制权力泛滥是理所应当的。母子俩留在梁城不是说留在秦家，外放几年下来两夫妻的钱袋已经是鼓囊囊的了，在梁城买下一座二进院子完全没有问题。容国公又给母子俩留下足够多的人手，便于媳妇照顾儿子、安家落户，同时也让媳妇在娘家有足够的面子，彰显嫁给他不亏。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吧，国公夫人带着大儿子是留在了梁城。容国公一人回南方收拾行囊，准备北上换防。容国公换防不是他一人的事，他不仅要收拾自家的物品，还要安排军中跟着他的手下人，带走效忠他的得力下属，以便到了新的换防地，不至于出现无人可用的糟糕局面。就在容国公安排军务，等着下任来交接之际，他辖区挨着的地区发生了地震。该辖区军队节度使被砸成重伤，延误了震后救援，地震灾区随后出现了大面积瘟疫。震后救援行动的不得力，造成灾民四处游走，加剧了瘟疫的传播速度。等消息传到梁城，瘟疫已经到了不可控的局面了。由于容国公具有丰富的治理灾区经验，临危受命，停止北上，直奔灾区控制疫情。不说他到灾区后是如何控制疫情，帮助受灾地区重建家园的，就说他是在这里认识二爷娘的。疫情持续了三四年，损失了的财产不计其数，近百万人口死亡的代价，瘟疫才得以彻底被灭绝。然站在朝廷的角度看，这次瘟疫造成的损失竟然是有史以来记载瘟疫中损失最少的一次。控制瘟疫的有功军节度使，被梁帝破格授予一等公爵——国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