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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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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若虚辞别吏治崎岖的父老乡亲,与仆人王安一路风尘仆仆来到燕京城。在家休息三日之后,便赴国史部担任国史编修官。燕京,地势形胜,是辽国五京中的南京,它始建于辽国皇帝耶律德光的会同元年。以前叫幽州,是燕云十六州的中心部位,距辽宋分界线白沟一百二十公里,其战略地位特别重要。其间,辽国在唐朝旧城的基础上进行扩建,历经三年时间,周长三十六里,高三丈宽一丈五尺的城墙围起一座新城。它东有安东门、迎春门,南面有开阳门、丹凤门,西面有安西门、清晋门,北面有通天门、拱辰门。筑城之时,又从玉泉山引水出来,沟通城外泡子河、大榆河、潮河、白河等大大小小十几条水脉,形成丰沛的水资源。在城外,这水流是护城河,经西边暗渠注入城内,又自西向东成为天津河,连接起太液池、瑶池、西华潭、玉渊潭等湖泊,真个是碧水萦带,水汽纵横。修葺一新的燕京城越发显得雄峻高大,各个城门飞檐斗拱,在日光照耀下熠熠生辉。燕京城外,楼宇鳞次栉比,经济实体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出生命的力量。天下客商,熙来攘往,商品也是琳琅满目,五花八门。随着地区纷争不断,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女真部落首领完颜阿骨打因不满辽廷对女真人的歧视与残酷压榨,遂与各地区生女真熟女真达成统一战线,便揭竿而起,意图推翻辽国政权。公元1115年,阿骨打率众建立大金王朝。金国的建立,源于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一说:辽国以镔铁为国号,取其坚,可是镔铁也有生锈变质的时候,而金则不然,烈火见真金,可见只有真金不变不坏。再说,金子色白正是完颜不属白号之姓,通过“白”这个共性,便在族姓与国号之间建起了文化属性上的密切联系。还有一种对国号“金”的含义进行解释:“上京路,即海古之地,金之旧土也,国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出于此,故名金源,新中国成立之号,盖取诸此。”

有学者进行了考辨,按出虎产金,故而为金发源地,是以金之国号取义按出虎水。当时,金太祖阿骨打带领将士们披坚执锐,一鼓作气拿下燕京城。曾经的辽朝国都,富丽堂皇的宫殿,缤纷如云的官员侍女,随着秦晋王耶律淳与萧太后人去楼空,不得不作鸟兽散。时过境迁,王若虚赴京从政,编修国史。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甫一上任,王若虚便召开国史部会议,由大学士元好问主持。王若虚站在台上,面对公差人员,扳着手指头,一一分析如何提纲挈领,如何相与论文,如何推广身体力行,躬耕田间地头,搜集颇有价值的珍贵资料。他环顾一下会场,严肃地说道:“编修国史,是一项继往开来的大事件,容不得丝毫侥幸与麻痹,有一说一,是编修国史的基本要义,希望各位细心甄别一丝不苟。”

大学士元好问插话道:“这项工作,任重而道远,需要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意志。”

任务布置下去以后,许多工作人员案牍劳形,蛛丝马迹也不放过,一个个小心翼翼如履薄冰。就这样,以前的疑问卷悬案等案牍,堆似山状,不到一个月时间,便告完工。在王若虚大力整顿下,金国国史部官员们严肃认真的工作态度和斐然成绩,深得金章宗的嘉奖。当初,金国文化以女真为主,随着其疆土的不断扩大。尤其在完颜阿骨打打败辽国,占领燕云十六州等汉民土地后,为了加强统治与统一,便采用肱骨之臣的建议,推广普及汉字与契丹文。即便如此,金国政权统治阶级对汉文化仍然保持一种矛盾心态,深怕自身民族特质消失。推行学习汉族人儒学、科举取士等政策,就好像一只斑斓猛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束缚,而失去野性似的。因此,金代统治者责令政府内必须倡导学习女真族的民族语言,禁止取用汉名政策等,主旨意在维护与传承自己的民族文化。一旦政策有了松动,有了吸收外族文化的空间,便如空气般迅速地融合进来,其实如汤汤河水不可阻挡。到了海陵王时代,他的不足之处便是弑杀篡位,杀人如麻,为了巩固政权,他率众到燕京建都,与汉族人有了肌肤之亲。他是政治家又是文学家。他身先士卒运用汉语写出了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歌,并迅速得到传播。他在《书壁述怀》一诗中写道:蛟龙潜匿隐沧波,且与蛤蟆作混合。等待一朝头角就,撼摇霹雳震山河。诗句通俗易懂,诗意与他的人格魅力一样,充满壮志凌云,开天辟地之伟大情怀。海陵王另一代表作《鹊桥仙·待月》,文中写道:停杯不举,停歌不发,等候银蟾出海。不知何处片云来,做许大、通天障碍。虬髯捻断,星眸睁裂,唯恨剑锋不快。一挥截断紫云腰,仔细看、嫦娥体态。他的隐忍与振翅凛凛欲飞的神态,描写得淋漓尽致。海陵王作为完颜阿骨打孙子,作为金国第四代朝廷,他不遗余力,积极推广学习汉民族文化。在他的感召下,金国文坛相继出现了文学巨匠党怀英、赵秉文等国家栋梁之材。单说党怀英与辛弃疾,两位大才子在选择道路方面,却没有达成一致。党怀英劝辛弃疾:“宋室大厦已倾,帝王昏庸无能,不妨留下来迎接新政府的成立。”

党怀英推心置腹,比如宋徽宗,在治理国家方面是个门外汉,德不配位。可这个人在才学方面成绩卓著,他既是书法高手,又是丹青大咖。辛弃疾面对好友一番开导,不为所动,他坚持自己立场,从一而终。“人各有志,不能强挽。”

辛弃疾直言不讳,“党兄,一朝君子一朝臣,这朝不用那朝人,我希望你我一道服务于宋国社稷。”

双方各持成见,谁也说服不了谁。党怀英闪着智慧的光芒,对辛弃疾说:“新生事物一定胜于腐朽旧世界,这就像大河之水一样,总是后浪推着前浪,前浪被拍在沙滩上。”

辛弃疾听到党怀英褒彼贬此,不由地心中火苗腾升起来,且渐渐炽热着。“党兄不该厚此薄彼,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后会有期!”

辛弃疾愤愤不平道。面对抉择,党辛二人背道而驰,即便在政治观点上相左,达到了水火不相容的地步。可在文学创作上,二人依然珠联璧合不分伯仲。随后,党怀英问辛弃疾:“贤弟到了宋国你想做什么?”

辛弃疾掷地有声说:“我要参军作战,收复祖国失地,还我大好河山。”

接着辛弃疾反问党怀英:“党兄到了金国想做什么?”

党怀英一本正经道:“持文服务社稷,为黎民百姓营造一个祥和文明的新国家。”

二人分别的那一天,二人各骑一匹马,一匹是红鬃烈马,一匹是过隙白马。二人扼腕壮别,为了不同的目标,他俩各奔南北。一个南下直奔宋国京城临安,一个北上径驰金国燕京。党怀英 ,字世杰,号竹溪。故宋太尉党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少颖悟,日诵千余言。与辛尚书弃疾少同舍属。师于亳州刘瞻,能诗文,时号"辛党"。大定十年,中进士第,调莒州军事判官,累除汝阴县令、国史院编修官、应奉翰林文字、翰林待制、兼同修国史。党怀英能属文,工篆籀,当时称为第一,学者宗之。大定二十九年,与凤翔府治中郝俣充《辽史》刊修官。凡民间辽时碑铭墓志及诸家文集,或记忆辽旧事,悉上送官。怀英诗文兼擅,尤长诗。性乐山水,诗文碑记不尚虚饰,因事遣词,通达流畅,平易自然,格调冲淡。著有《竹溪集》三十卷,惜久佚。怀英工书法,世称"独步金代",尤爱玉箸篆书。泰和四年,书"泰和重宝",铸于钱币之上,是为"金泰和"。是时,章宗初即位,好尚文辞,旁求文学之士以备侍从,谓宰臣曰:"翰林阙人如之何?"张汝霖奏曰:"郝俣能属文,宦业亦佳。"上曰:"近日制诏惟党怀英最善。"明昌元年,怀英再迁国子祭酒。二年,迁侍讲学士。三年,议开边防濠堑,怀英等十六人请罢其役,诏从之。迁翰林学士,摄中书侍郎。时增修曲阜宣圣庙,敕令:"党怀英撰碑文,朕将亲行释奠之礼。"承安二年乞致仕,改泰宁军节度使,为政宽简不严,而人自服化。三年,召为翰林学士承旨。久之,致仕。金国著名文学家赵秉文云:"公之文似欧阳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已。古人各一艺,公独兼之,可谓全矣。"辛弃疾,字幼安,号稼轩。他的祖父辛赞虽在金国任职,却一直希望有机会能够拿起武器和金人决一死战,因为辛弃疾的先辈和金人有不共戴天之仇,并常常带着辛弃疾“登高望远,指画山河”。同时,辛弃疾也不断亲眼目睹汉人在金人统治下所受的屈辱与痛苦。这一切使他在青少年时代就立下了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志向。因而他有一种燕赵奇士的侠义之气。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在其后方的汉族人民由于不堪金人严苛的压榨,奋起反抗。二十一岁的辛弃疾也聚集了两千人,参加了由耿京领导的一支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并担任掌书记。当金人内部矛盾爆发,完颜亮在前线为部下所杀,金军向北撤退时,辛弃疾于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奉命南下与南宋朝廷联络。在他完成使命归来的途中,听到耿京被叛徒张安国所杀、义军溃散的消息,便率领五十多人袭击几万人的敌营,把叛徒擒拿带回建康,交给南宋朝廷处决。后来,叛徒张安国当街游行示众被砍头。在起义军中的表现,以及辛弃疾惊人的勇敢和果断,使他名重一时 。宋高宗便任命他为江阴签判,从此开始了他在南宋的仕宦生涯,这时他才二十五岁。辛弃疾初来到南方时,对南宋朝廷的怯懦和畏缩并不了解,加上宋高宗赵构曾赞许过他的英勇行为,不久后即位的宋孝宗也一度表现出想要恢复失地、报仇雪耻的锐气,所以在他南宋任职的前一时期中,曾写了不少有关抗金北伐的建议。尽管这些建议书在当时深受人们称赞,广为传诵,但已经不愿意再打仗的朝廷却反应冷淡,只是对辛弃疾在建议书中所表现出的实际才干很感兴趣,于是先后把他派到江西、湖北、湖南等地担任转运使、安抚使一类重要的地方官职,去治理荒政、整顿治安。这显然与辛弃疾的理想大相径庭,虽然他干得很出色,但由于深感岁月流驰、人生短暂而壮志难酬,内心也越来越感到压抑和痛苦。现实对辛弃疾是残酷的。他虽有出色的才干,但他的豪迈倔强的性格和执着北伐的热情,却使他难以在官场上立足。另外,“归正人”的尴尬身份也阻拦了他仕途的发展。就这样,在历史变迁更迭岁月里,在山东出现的两个不同凡响的历史人物,一个是金国文坛领袖,集文学家政治家于一身的党怀英,一个是宋国长短句大咖及智勇双全的辛稼轩。在儒学文化领域,颇有建树之意的著名学者莫若是赵秉文。赵秉文,字周臣,号闲闲居士,晚号闲闲老人,磁州滏阳(今河北磁县)人。赵秉文博闻强识,才智卓尔不凡。金世宗大定二十五年进士,调安塞主簿。历平定州刺史,为政宽简,自奉如寒士,未尝一日废书。他在关于儒家思想的一篇论文中阐释:“大中”是超越一切物质的形而上的精神,人应该通过修养使人的性情与“大中”相吻合。他是诗人,又是书法家,还是一位思想家。他比王若虚大了快二十岁,是金国文坛上的领军人物,与杨云翼共执文坛牛耳,时称“杨赵”。他一生著述颇丰,后起之秀元好问称他"七言长诗笔势纵放,不拘一律。律诗壮丽,小诗精绝,多以近体为之。至五言,则沉郁顿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渊明"。他为官清廉,累拜礼部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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